111.基督教会的名称就是来自雅典城邦使用的一个术语ecclesia，雅典人用这个词来指处理政务的公民大会。基督教会借用了这个术语，使之具有折射出罗马帝国政治秩序的双重含义。按照基督教会的用法，ecclesia既指地方性的基督教团体，也指基督教普世教会。
基督教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逐渐形成“教士”和“俗人”两大宗教阶层，“教士”也逐步形成教阶制的“圣职”体系，相应的术语同样是教会借自希腊语和拉丁语世俗词汇。基督教会用一个古希腊语词汇laos，来称呼教会所说的“俗人”（laity），laos是指那些有别于掌权者的普通人。“教士”（clergy）这个称呼来自希腊语Klêros，这个希腊词的基本含义是“阄”（lot），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意思是不动产继承的分配份额。基督教会用这个词来表示上帝指派基督教共同体中的这一部分人充当专业的神职人员。“圣职”（orders，源自ordines）一词是取自罗马国家政治特权阶层的头衔，如“元老院骑士团”（Senatorial Order）。最高等级的成员称“监察官”（episcopoi），相当于教会体系中的主教。
至于基督教会宗教经典的名称，除了ta biblia（《圣经》）之外，还可以用一个通行已久的罗马税收术语scriptura。两部圣约书在希腊语中叫做diathêkai，拉丁语称作testamenta，因为它们被视为法律文书或契约书，上帝为安排尘世的人类生活，在这两部圣约书中向人类宣示他的意志和圣约。
早期基督教会宗教精英从事的修炼称作ascetic（修道、苦行），它得名于ascêsis，即奥林匹亚竞赛会和其他希腊竞赛运动员的体育锻炼。公元4世纪，教会无需再培养殉道者，取而代之的是对隐士（anchorite）的培养。这种新的基督教“运动员”不必再经受在刑事法庭和圆形剧场示众的考验，而是必须忍受独处荒野的孤寂。这些人被称作anachorêtês，这个希腊词汇原本是指从现实社会隐遁的人，他们要么是潜心于哲学沉思，要么是以此抵制苛捐杂税。日后，anachorêtês一词特指基督教狂热者，尤其是埃及的狂热者，这些隐士或逸士在荒野（erêmos）遁世修行，以求亲近上帝，抵制尘世的邪恶。这些隐士（monachoi，修道士）的活动逐渐脱离其称呼的字面意义，开始形成等级森严的团体“隐修会”（monastêrion），这个创造性的矛盾体在拉丁语中称作conventus，这个词的世俗用法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季审法院，一是指商会。
各地方教会最初在定期宗教集会上举行的非正式活动，日后逐渐发展成一成不变的宗教仪式，这种宗教“公共事业”，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礼拜仪式”（liturgy），得名于leitourgia，这个术语原是指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共和国推行的一种税费，雅典人委婉地用这个体面的名称来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税费名义上是自愿捐助，实际上属于一种附加税。在这些礼拜仪式中，至关重要的是圣餐礼。在这种仪式上，礼拜者通过分享圣餐面包和酒，现场交流彼此对于基督的灵性感受。基督教所说的“圣餐”（sacrament），得名于一种罗马异教仪式sacramentum，即罗马军队新兵入伍宣誓仪式。至于圣餐礼（Holy Communion）之名，不论是其希腊语词源koinônia，还是希腊语词源的拉丁语译名communio，都是表示参与社会事务，首先是指涉足政界。
词汇的词义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乃是我们在本书前面部分所说的“升华”（etherialization）过程的实例，我们把这个过程视为文明成长的征兆。我们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继续考察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汇的“升华”过程，但目前的证据足以表明希腊文明是一种真正的“福音的准备”（praeparatio evengelii）。我们把希腊文明的“存在理由”确定为基督教诞生的序曲，至少是步入了正确的研究轨道。有鉴于此，既然文明的存在充当了现存教会诞生的序曲，先辈文明的死亡就不再意味着灾难，而是历史的应有之义。P694-P695
匝评：可见任何外来宗教都必须经历处境化过程。
112.以色列人的后裔在他们的精神遗产中融入法利赛人的形式主义（Pharisaic formalism）、撒都该人的物质主义（Sadducaean materialism）、希律党人的机会主义（Herodian opportunism）以及奋锐党人的狂热主义（Zealot fanaticism）。……严酷的自然环境往往是世俗成就的温床。同理，严酷的精神氛围将起到激发宗教努力的效果。P703
113.正如谚语所云：“文明不能改变本性”，抓破一个俄国人的脸，你就会发现一个鞑靼人。P747
114.印度穆斯林之所以执意要建立巴基斯坦，乃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忧虑，这种忧虑源于对自身弱点的认识。他们不会忘记，18世纪的莫卧儿统治者未能用武力来维护完全是凭借武力攫取的领地。基于同样的判断，他们意识到，莫卧儿王朝的前领地大多将成为马拉塔人（Marāthā）和锡克人的印度教后继国家的战利品，除非英国进行军事干涉，完全扭转印度政局的历史进程。他们还认识到，在英国统治时期穆斯林与印度教教徒的长期冲突中，印度教教徒占了上风，而英国仲裁者宣告，双方必须铸剑为犁，通过和平手段展开竞争。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印度穆斯林在1947年执意创立自己的后继国家，随之而来的印巴分治预示着上一个世纪奥斯曼帝国分裂所导致的悲剧结局。从行政和经济角度来看，交错聚居的社群被强行划归领土分立的独立民族国家，由此而来的边界划定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种边界划定甚至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大批少数民族被硬性划定归属。上百万难民抛弃家园和产业，惊慌失措地踏上迁徙的旅程，他们历经极其艰难的长途跋涉，途中不断遭到怨恨不已的对手的骚扰，最终一贫如洗地抵达一个陌生的国度，不得不两手空空地重新开始生活。更糟糕的是，为争夺克什米尔边境地区的控制权，印度与巴基斯坦随即爆发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不过，到1952年，德里和卡拉奇的政治家作出富有成效的努力，印度得以避免重蹈奥斯曼帝国的可怕覆辙。P749-P750
匝评：所以近代民族国家理论并不成立，尤其对混居的多民族国家更是如此。
115.彼得大帝以天才的洞察力预见到西方化政策必须遵循“一揽子原则”，要么维持原样，要么全盘西化。彼得预见到，这种政策要想获得成功，就不仅要在军事领域推行西化，还要把西化推广到所有社会领域。正如我们看到的，彼得的俄国西方化体制仅仅停留在城市上层建筑的层面，未能进一步影响农村大众……最终遭到报应。不过，彼得的文化攻势之所以最终受阻停顿，未能完全实现预定的目标，与其说是他本人缺乏远见所致，不如说是由于俄国行政机器缺乏足够的动力。再来看看土耳其的情况。从1768年的俄土战争爆发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一个半世纪里，那些勉强推行奥斯曼军队西方化政策的人，尽管他们自身的谬误一再暴露无遗，依然死抱着这样一种错觉不放：在借鉴外来文化之前，最好还是做一番细致的选择。土耳其人在这个时期愁眉苦脸地接连服下西方化的苦药，人们对此有极为负面的评论：“每一次都太少又太迟了”。直到1919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及其伙伴才毫无保留地按照彼得大帝的方式推行全盘西化政策。P756-P757
匝评：文化是服务于人的，如果文化已经禁锢人，人何必死守文化？所以所谓“亡天下”之论也是谬论。
116.在与现代西方第二次碰撞的第一阶段，这两个远东社会同样面对不幸的结局，个中缘由何在呢？不论中国还是日本，灾难都起因于亚洲和东欧普遍存在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在分析西方对印度世界的冲击时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淳朴的农民世世代代习惯于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如今被灌输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不满，他们尚未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只有完成经济、社会，尤其是心灵的彻底变革，才有可能实现经济改善。对于这样的农村人口而言，西方文明的冲击将带来怎样的后果？为了求得“丰饶的羊角”（Analthea’s horn）的恩赐，这些营养不良的农民必须彻底变革传统的耕作方法和土地所有制，还必须节制生育。P768
匝评：不是要彻底转变观念才能进行工业化，而是一部分人先行工业化带动人们改变观念，并继续推进工业化。节制生育也是谬论。
117.比较一下我们描述的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当可以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只要把“现代西方文明”中的“现代”解释为“中产阶级”，“现代”一词的含义就会变得更清晰、更具体。西方社会一旦孕育出能够成长为社会主导力量的“中产阶级”，也就步入了“现代”。我们把15世纪末作为西方历史新篇章的开端，是因为中产阶级在这一时期开始主导那些较为先进的西方社会。这样，在西方“现代”史的进程中，其他民族是否能够西方化，取决于是否能够分享西方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看一看我们提及的自下而上西方化的例证就可以发现，希腊东正教徒、中国人和日本人原先的社会结构本身就蕴含中产阶级因素，西方化正是通过这种中产阶级因素才得以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相反，在那些自上而下地推行西方化的国家，专制君主着手颁布法令使属下的臣民西方化，他们等不及名副其实的本土中产阶级代理人自然演化而来，不得不人为培育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取代土生土长的中产阶级。P770
匝评：仅仅有中产阶级还不够，关键在于中产阶级形成自我意识并扩展这种意识。
118.不管怎样，现代西方中产阶级与同时代非西方知识分子有着一个显著的不同，这个差异抵消了两者的相似之处。现代西方中产阶级是其最终统治的那个社会的固有组成部分。从心理上说，他们有一种“在家”的感觉。反之，非西方知识分子面临双重障碍，他们既是“新人”（novi homines），又是外人。他们并非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是他们所属的社会与外来的现代西方发生冲突所导致的社会崩溃的产物和表现。他们并不是强大的象征，而是意味着软弱。非西方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招致不满的差异。他们被创造出来从事社会服务，这种社会服务恰恰使得他们与他们为之服务的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直觉地意识到自身担负的是费力不讨好的任务，与生俱来的仄狭的社会境遇使得他们有一种难以消除的精神紧张。他们内心暗暗憎恨西方中产阶级，对于他们来说，西方中产阶级既是先行者和引路人，又是毁灭者和烦恼的根源。P771-P772
匝评：最后一句不是事实。
119.无产者从本质上说属于社会的危险分子，即使无产者完全是来自社会的内部。如果外来人口的流入导致无产者人数增加、文化形态多样化，他们的危险性就会显著提高。不少历史事例突出表明，一些帝国为避免额外的难题，不愿增加外来无产者的数量。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审慎地不让罗马军队把帝国疆界扩展到幼发拉底河之外。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不论是在18世纪，还是德国占上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半段，同样不愿拓展东南疆界，以免在本已极为复杂的人口构成中再加上斯拉夫人的成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用截然不同的方法达到了相同的目的。通过1921和1924年的两项法案，美国大幅削减海外移民获准进入美国领土的人数。19世纪，美国政府奉行一项乐观主义的原则，按照犹太小说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的说法，即“民族熔炉”政策。这项原则认为，所有移民，至少是欧洲移民，很快就会“彻头彻尾”地转变成忠诚的美国人，加之美国疆域广袤，工业基础薄弱，人口稀少，共和国秉持“多多益善”的原则，欢迎所有的海外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悲观看法占了上风。人们认为这座“熔炉”有超载的危险。P804
匝评：所以大多数国家对移民都有财产要求。
120.效率崇拜在东方的土地上建起高耸的西方摩天大厦，土著居民被压在最底层。虽然同处一个国家，摩天大厦属于另一个世界，一个土著居民无法企及的“现代世界”。这种多元经济体中的竞争比西方世界更为激烈。“这里的物质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对经济目标的孜孜以求，远比社会同质的西方国家彻底和绝对。整个社会全身心地投入交易和市场，成为以商业事务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比人们想象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还要资本主义，后者的资本主义毕竟是从过去缓慢发展而来，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些附属国虽然表面上按照西方方式进行了改造，实际上是改造成一种经济体制，这种改造的目的是为了生产，而不是为了社会生活。这些停留在中世纪的国家就这样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变为现代工厂。P807
匝评：这简直是在给中国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