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威宁县羊街镇牛角井村仙营洞组的一个天然山洞里，苗族基督徒秘密聚会，后被发现，导致发生了一场“流血事件，史称“兴隆事件”(关于兴隆事件的内容，不再详细描述)。云大马玉华教授曾花了十年专门研究了石门坎，并于2015年出版了《区域文化与社会变迁——威宁·石门坎·苗族》(以下简写《区域文化与社会变迁》)一书。本书描述了1949年后的石门坎社会、文化变迁，在国家主导之下的石门坎的历史进程。
在这里，本人只谈谈马教授关于1974年“兴隆事件”描写的一处错误。
一、聚会人数的错误。
《区域文化与社会变迁》一书290页写到:1974年7月28日，发生了“兴隆事件”。羊街公社兴隆大队牛角井苗族约300人，集中于仙人洞做礼拜，于是发生了羊街公社武装部长李文舟(有的资料写成李文周)……
作者在这里写到当时聚会人数约300人，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首先，我的家乡在红土丫口，离仙营洞(旧时许多人常称仙人洞，现在标准用法为仙营洞，我以此名称为主)很近，我们两处一同在一个地方聚会。小的时候，我们就去过几次那个天然溶洞了。其实，这个溶洞并不是非常宽敞，一般容不下300人左右的人，最多就是近200人，而且这已经非常拥挤了。所以，不可能有约300人到那里聚会。而且。在那个年代，这么多的人一起涌向仙营洞也不是很现实。
其次，2013年由仙营洞苗族以及红土丫口教会共同立的“罗非比殉道洞”碑碑文这样说到: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晚，罗首德，张自林，张光明，小河边，河山，仙水坡，小岩洞，老房子约六十四人在仙仁洞聚会……
碑文的记载是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写成的。其中，碑文中的张自林，就是那晚去世的罗非比的丈夫。所以，回忆者回忆的事件发生时间以及过程、结尾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最基本的历史真相毋庸置疑是正确的。
碑文写到那晚参与聚会的是“约六十四人”，我认为这是可信的，而不可能有300人之多。
马教授在其《区域文化与社会变迁》一书中的注释里提到，她写的“兴隆事件”是参考的《威宁苗族百年实录》一书的第74页和第192页中记载的这一事件的内容。
我们来看看《威宁苗族百年实录》一书对此事件的记载。首先本书第74页写到:
1974年7月8日，羊街镇兴隆公社牛角井苗族在仙人洞做礼拜，被一姓肖的县武装干部视为反ge命活动，动用武装民兵包围，羊街公社人民武装部部长李文周当场开枪打si3人(一名妇女，背上的孩子，腹内胎儿)，造成用武力zhen压宗教的“兴隆事件”，惨案轰动全县。
第192页写到:
是年，羊街区兴隆乡牛角井苗族集中于仙人洞做礼拜，被视为披着宗教外衣搞fan ge 命活动，于是发生了羊街公社武装部长“枪走过”打si苗族三条人命事件。
从其中可以见到，马教授的所谓“聚会约300人”这一人数并不是从《威宁苗族百年实录》来的。
那么，马教授这一数字从何得来呢？张坦老师在其《“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中有关于“兴隆事件”的描述中也没有提到过当时聚会的人数有多少的问题。我猜测，马教授可能是从官方某档案中看到的。而当时这个档案的报告人可能为了夸大事情的严重性而自己写了一个夸大的数字。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若有机会，希望马教授能告知这一数字的来源。
马玉华教授的《区域文化与社会变迁》一书是最近几年来研究石门坎的新成果，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尤其她对1949年后各个地区的档案的熟悉和利用，具有很高的价值，在之前的几部著作中，几乎没有用到这么多的官方档案。她的著作，尤其对1949年后石门坎的历史的描述，得益于贵州省、市、县三级档案的发掘。
二、一点余论
据当地知情人讲述，1974年7月28日晚(星期天)的这次聚会，本来是要放在8月4日晚(星期天)的，即一个星期后。但是由于大家相互讲的时候把日期搞错了，记成了7月28日这一晚，所以，在这一晚，才有了一个聚会。
我们至今怀念罗非比，她被打si之时，手里还握着苗文颂主圣歌。她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但是为此而受到患难，属于她的那一份，已经预备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