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爱人——评《山雨：富能仁新传》

每两个月写一篇书评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承诺，而这一次则是我首次为一部个人传记写作书评。我将这生命中的又一个第一次献给了《山雨：富能仁新传》这部书。之所以如此，与其说是为了这本书，不如说是为了本书中的主人公——英国宣教士James Outram Fraser。中文名：富能仁。我最为敬仰的基督教来华宣教士之一。

1886年，富能仁出生于英国伦敦西北部圣阿班市（St. Albans，England）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祖籍苏格兰的加拿大人，母亲则是莫拉维亚名门之后。

1906年，刚刚20岁的富能仁作为伦敦皇家学院的高材生，不仅在他的工科专业成绩斐然，而且对数学也颇有心得。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的音乐水平也很高，甚至即将举办自己的钢琴独奏音乐会。

然而就在此时，一本偶然得到的小册子却深深触动了他的心，使他再也无法平静下来。小册子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的主若今天回来，发现成千累万的人还未听到福音，当然会向我们询问，不知道我们将如何作答。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昧着良心习以为常的一些借口，到时候会使我们觉得全然羞愧。”

终于，那自幼便从父母身上所继承，并在大学校园里得着激励的信仰之火被彻底点燃，富能仁由此立志奉献自己作一名宣教士，要将福音传至地极！

此后，他加入了由戴德生所创建的宣教组织内地会，并于1908年来到中国。

1909年，已经在中国接受过一段时间语言培训的富能仁，经由缅甸的山路，辗转抵达他被差遣到的宣教地——中国云南省西部边境城市腾越（今腾冲），由此开始了他此后近30年在中国传扬福音的生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富能仁）

富能仁在华宣教30年，最为卓越的贡献与成就，便是他亲手创建了傈僳族——这个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教会。

为创建这一教会，他竭力学习傈僳族的语言与适应当地人的生活，一次又一次的跋山涉水，以巡回布道和短期宣教的方式深入一个个偏僻的山村，广泛接触这些在当时还相当贫穷落后的民众，直接向他们传扬福音。

在口传福音的同时，他也特别重视傈僳族教会的文字事工和《圣经》翻译，亲身参与编写了世界上第一套傈僳族字母表（后世称之为富氏字母表），使这个古老的民族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文字。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促成了傈僳文《圣经》的诞生，并于1936年率先完成了对整本《新约圣经》的翻译与出版。使傈僳族民众可以用本民族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文字，直接阅读神的话语！

对于自己的宣教对象、这群傈僳族的民众，富能仁不仅没有一般外国宣教士在不知不觉中带有的优越感，反而具有强烈的属灵负担和真挚的认同感。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如此写到：

“我认识不少傈僳人，他们诚恳，忠实，有些人特别热心，他们是好客的民族，大方豁达，十分坦率。我该说我们宣教士有时候也犯错，我们所言所为不都是明智的。”

“这些人或许正在衣不蔽体的情况下战抖。他们穷，肮，无知，迷信，但他们是神给我们的赏赐。你向神要属灵的儿女。祂把他们选出来给你。你和他们握手，他们是祂替你拣选的弟兄姊妹和母亲，有时可能还有男女儿童围绕在你身旁。我宁愿教傈僳小孩子唱“耶稣爱我我知道”，而不愿去教最有头脑的人微积分，因为他们对基督毫无兴趣。”

富能仁曾经在给自己的母亲以及代祷伙伴的信中如此细致的描写他所遇见的一位傈僳族小女孩。从他的文字中，你可以发现这是怎样一颗饱含深情的心！

“她那双大而黑亮的眼睛，圆睁睁的像鹿的眼睛。她有幅明媚的脸孔，和活泼稚气的笑容。多盼望你能听到她孩子气的话语。你会发现两件事——第一，这些孩子们并不缺乏机智。第二，他们和英格兰的孩子们一样有血有肉。她会说个没完！这些孩子们生活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从心坎里认识他们的山和谷，他们知道此间找得到的一切动物，飞鸟，昆虫的名字和习性，还有山上各种的树和灌木等。他们放牛时，坐在那里将红豆作成项链，或将野草编成手镯。她会讲述这类的事情。她会告诉你村里所发生的一切……”

对于自己宣教的对象，富能仁并非只是关心他们灵魂的得救，同时也关注着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困难。为了帮助傈僳族民众放弃种植罂粟（当时的西南少数民族普遍以种植罂粟等植物以作为自己的经济来源，甚至是唯一的经济来源），毫无农业经验的富能仁甚至开始学习农业和植物学，为了就是为傈僳族人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能仁知道，基督教信仰将为土著民族带来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土地的使用，教育的发韧，新的饮食习惯，对政府态度的改变，医药，生活上各方面的事情，都需要彻底考虑。改变显然是很缓慢的，他们需要合适的指导。能仁潜心研究土壤和农业。假如傈僳人不再种植鸦片，他们山上的田地可以种什么东西？他们的耕种方法当如何改进，才能使他们的农耕获利？”

1938年9月25日，时年仅52岁的富能仁，在他奉献了近一生的宣教禾场，当时的云南省永昌府（今保山市）因脑疟疾而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所挚爱的妻子和3个年幼的孩子，离开了他所眷恋的这片土地！

富能仁的心血没有白费，不仅傈僳族的教会最终得以建立，更在此后漫长而曲折的历史风云中屹立不倒，直到如今，傈僳族已经成为中国各民族中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一个（据《百度百科：富能仁》，到1990年代，中国的傈僳族有90%是基督徒）。而富能仁本人，亦被后世誉为“傈僳族的使徒！”

（富能仁墓今日依旧还在保山）

本书作者克丽斯曼·霭琳(Eileen Crossman) 女士，是富能仁的女儿。再加上本书所用材料不仅有与富能仁一起参与宣教的同工的回忆，更使用了富能仁本人所写的大量笔记，因此使得本书带有某种自传的味道。读起来也常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如同与这位宣教士一道，跋涉于高山低谷之间，安歇于茅屋草舍之中！

“我们在一万英尺的山顶上过夜，两天来未见到人烟。黑暗降临，雪花飘坠，同来的那个傈僳人替我们搭了一个棚。早晨起来，发现地上积雪已深，遮盖了路径，那个傈僳人湿透了衣衫，在寒风中战栗。我们得找路下去，‘苦得了不得’。宇巴后（注：一位宣教同工）刺伤了脚，一路留下血迹，他从未处身雪中。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已在雪线之下），我们才能生火吃东西。看到持枪的土匪。没有来打劫我们。山中景物壮丽，我任情地享受。”

“小房屋实际上是用竹子和稻草所搭成，已经支离破碎，还没有掉到头上来，但漏水漏得历害。老五（注：一位傈僳族同工）用些芭蕉叶铺在腐朽的房顶上，地面则是踩得很坚实的泥土，很多旧箩筐和篮子之类的东西散满一地。即使这样，我还是处之泰然，别无奢求。”

在同工们的眼中，富能仁是这样一个人……

“富能仁看起来很年轻，身体强壮。就一个英国人来说，他是喜欢和人交往的。他中文说得很流利，必要时他会用文言。他旅行时穿著简朴——是自己缝来路上用的——有时候他被看作苦力，甚至是‘洋叫化子’！但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件老师穿的衣服。到达目的地后，他马上穿得像‘衣冠楚楚的绅士’，使陌生人感到惊奇……他真是个旅行的良伴。我清楚地记得他对别人的体贴入微和细心照顾。他从不急躁。他会在路上停下来和人说话，随时愿意帮助人。他对动物，对苦工，对旅店的帐房都很好。他是那样地实在！”

在妻子邰洛西（Roxie Dymond）眼中，富能仁又是如此的形象……

“……在汉人的地区旅行时，我们经常睡在马店的草棚里，往往老鼠多，但绝对比一般客店干净。能仁非常强健，常跟在我骑的骡旁跑，从岩石跳过，爬上乱石堆，一路和我谈天说地。像他这样在蛮荒之地住了很久，养成了对衣着毫不介意的态度（婚后他必须稍微改变一点！他引以为乐）。他即使住在比猪棚好不了多少的地方，仍然是个彬彬君子。无论任何地方。只要能召聚几个人，他会在晚上带着风灯向他们传道。回来后，总会有段长时间的祷告……”

这些生动的文字和第一手的描写，都让富能仁的形象跃然纸上，显得无比鲜活。

与此同时，作为一部个人传记，本书并没有将它的主人公过分美化、超人化，甚至塑造的如同圣人一般完美无缺，而是也展现出了富能仁作为一个和你我一样普通而有限之人的软弱。

这种软弱，有时体现在身体的病痛上。

“他的双腿仍带有早期跋涉造成的浮肿，他常要在早晨起床前将腿扎好，以减轻肿胀的痛苦。他有时在山中各个村落徒步奔走之后。每根骨头都会发痛，每块肌肉都僵硬了。”

这种软弱，有时表现为一种灵性上的灰心，被深深地怀疑与挫败感所困扰，甚至感到绝望！

“他被一种深沉的叛逆的怀疑所攻击。问题一再反覆：你的祷告兑现了吗？无人听你的信息，开初相信的几个人都回头了，不是吗？你看吧，没有用的。你根本不该留在这里，揽上这个笨差事。你来中国五年了，没有多大表现，有吗？你自以为被呼召为宣教士，做梦罢了。最好走掉算了，回去承认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日夜复日夜，他在怀疑和绝望的边缘上挣扎．想自寻短见？他不止一次，有好多次望着那黑暗的深渊自问：何不跳下去一死了之？”

这种软弱，有时又表现为一种心灵上的挣扎，对自己所承担之重任的不耐。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如此写到：

“我现在偷偷告诉你——是的，我有时候真有点不耐烦。但想到这些人在愚蒙的环境中长大，任何基督徒的教养训练都没有，我们对他们不耐烦会觉得惭愧，何况他们的存心是善良的！你看他们坐在那里——成年男女，男孩子，女孩子——都是又肮，又穷，又无知，你就想到那位对罪人和平民从没有不耐烦，从不苛责的主，你对他们的心再次被融化，你对那节‘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经文，会有一种新的认识。”

正是这些展现富能仁身心灵软弱的文字，使得本书的主人公、这位卓越的傈僳族的使徒，看起来更加的真实、诚恳与亲切。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再来阅读富能仁的个人传记，回顾他非凡和卓越的一生，绝不只是看一个精彩的前人故事而已，更会发现富能仁的许多观念与做法，其实非常值得后来者，包括今天的人们反思与借鉴。

首先，作为一个宣教士，富能仁对于什么是福音最核心的信息，以及如何对归信者进行深度的栽培都有清晰的认知。他说：

“我发现在传扬福音时，有四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一、耶稣基督的死——这不需要任何神学上的解释。二、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最关紧要的一点。不传主的复活，就不是传福音。三、劝听众认罪悔改。四、应许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罪都获得赦免。除开这四点以外，其余要义也得常提及，但为数不多……对于基督徒的教导，情形就不同了。只要他们能够领会，我们就要对他们宣布‘神全备的道理’。对尚未得救的人。则要传讲简单的福音。我对传讲‘别种福音’毫无兴趣。”

“教导，特别是圣经的教导，是一件光辉的事。一个人要在神的恩典中成长，圣经的教导是必要的。我们都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保罗代信徒祈求，要叫他们有丰富的知识。知识是好的，有益的，需要的，一个人变成了基督徒，知识——属灵的知识——会帮助建立他自己，我要尽其所能教导那些新信徒属灵方面的知识。但我也不小看世上的知识，我相信属世的知识，对于灵性真理上的领悟是一种帮助，而不是种阻碍。”

对慕道友集中火力传讲福音的核心要义，不纠缠复杂的神学理论；对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再进行深入的灵性栽培，传讲全备的福音；对世上的知识不排斥，以避免信仰沦为反智主义。富能仁的这些观点，对于今日的基督徒，尤其是传福音者来说依然极具现实意义！

其次，对于一手创建的傈僳族教会，富能仁从一开始就近乎顽固的坚持必须将之建立为可以“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建立为一个组织规范化的教会。

“你一定要晓得，傈僳人的工作完全是自立自养。一切用来支持我们正规的传道人的金钱，他们的食物和他们家人所需的食物，都由傈僳人自己供给，是他们庆祝秋收的时候奉献来的。自愿作传道的人，是没有钱拿的，家人也没有（注：指宣教士不会给他们提供金钱），他们在哪个村子住宿，村子里的人就养活他们。工作也大部份是自理，重要事情是在他们每年十二月举行的年会中，由会区的执事们来决定。还有这分区的执事年会……带有立法会议的性质！他们订立规章，作成会议记录等，无论宣教士是否参加都照章办理。”

书中如此写到：“假如他们一开始就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土著人（注：指当地的傈僳族）的教会就会日趋强壮。他对这事想得越多，越认定是如此。他们先要自立，学会自传。给钱他们容易得多。许多英美人士会送钱去建立教会，聘请牧师。但能仁看到外来的钱和外来的控制，会建立一个外国教会，一个软弱的教会。傈僳人一定要从开头就学会，必须从他们的赤贫中奉献给主，他们自己的牺牲，会支持他们的教堂和传道人……虽然自给自养的原则在今天的宣道工作中已广泛地被接受，这个想法，在二十年代还相当新颖……”

对于当时在宣教界非常普遍的，以对归信者提供经济资助促进宣教的方式，富能仁极度反感，甚至称其为“恶毒制度。”  

他在笔记中这样写到：“这是抗力最小的一条路线，像条导致毁灭的宽阔大道。不要上当！让我们的工作慢慢发展要好得多。走那条自给自养的窄路，我们永不会后悔……主用他的血将我们买来，我想要在每个地方看到的是那为主牺牲的精神——亟于要证明的不是我们要得到的，而是我们要付出的——我写到此处，我的心在燃烧……”

后来的历史证明，富能仁的这种坚持极富远见！因为它使得傈僳族的教会不仅在49年后时局剧变，外国宣教士全部被迫撤出中国，一切外援全被切断后继续得以生存，甚至在此后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也没有灭亡，反而继续发展壮大！

（今天的傈僳族教会依旧充满活力）

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教会虽然大多数都可以实现自立、自养和自传，但在信徒的奉献意识、对传道人的生活供应方面却仍有欠缺之处。至于实现以完善的规章制度进行规范化管理的教会，则更是凤毛麟角，还有许多进步空间。

除了对福音使命的高举以及对教会管理的先进理念之外，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富能仁对于祷告在宣教事工中重要性的特别重视。

在富能仁看来，祷告，才是宣教事工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是福音能否得到传扬的成败所系！他如此写到：

“我越来越觉得是神的子民的祷告使工作蒙福，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那些工作。保罗种植，亚波罗浇灌，神却使它们生长。藉着信心的祷告，无论是在中国或英国，生长可从天上降下来。我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用我们去作成祂的工。不是我们的工。我们尽我们应尽的份，然后就只能跟别人一起期待祂的赐福。”

“我们可以把异教来比作一座大山，威胁着要粉碎初生的教会，或是一潭死水，作势要扑灭圣灵生命和能力的火焰，只靠着神的能力使堤防不致于崩溃。神能办到，还能作更多的事。但假如我们在工场地和在家乡的人，都抱起手来坐在摇椅里享福，他是不会那样做的。我们说不出来为什么祷告是如此不可或缺，即使我们无法解释，我们最好还是承认这个事实。你是否相信，若非在宝座上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的代求，你以为神的教会今天还会存在？我不相信，我相信教会早就死去埋葬了。”

为了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可以持续不断为前方宣教士提供祷告支持的团队，富能仁甚至直接向他远在英国的母亲求助，恳请她为他招募起一个祷告小组，与前方的他一起同工，打赢这场属灵的争战。

“我知道在代祷的事上，你从不叫我尝到失败（注：他写信给他母亲说）。但你是否可以祷告，同时设法找到一群有同样心志的朋友，人数多寡无所谓，聚在一处或分散各地均可，大家为同样的事祈求。假如你能组织一个祷告团，我会按时写信给他们。”

富能仁的母亲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一个祷告小组迅速得以建立，而富能仁也没有食言，在此后漫长的宣教岁月里，富能仁不断地以书信将宣教前线需要代祷的事项告知此祷告小组（哪怕一封信要数周甚至数月才能送到），让他们清楚得知前方的代祷需要，以进行有针对性的属灵祷告争战！

富能仁清晰的认识到，由于刚刚接受基督的傈僳族信徒的信心还很稚嫩，因此他们的祷告也往往比较肤浅，这使得他无法将争战祷告的重任交给他们，而必须寻求那些虽然相距遥远却信仰成熟的信徒的支持。在富能仁看来，这种祷告支持绝不是那种想起来就念叨几句的、可有可无或锦上添花般的祷告，而是一场真正的属灵争战！换句话说，在富能仁的心中，身在宣教禾场中的他只是一个成熟庄稼的收割者，而远在英国的“代祷团”的祷告，才是这场宣教事工的真正属灵主战场！

他在给代祷小组的信中如此说：

“从我所说的话中，你们会发现，我不是要求你们只是从旁观的立场，在祷告中给他们一点‘帮助’，我是想将这场祷告战争的主要责任交给你们。我要你们把这些人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肩头上。我要你们为他们与神角力。”

虽然对于大多数基督徒来说，终其一生或许都不会成为一个深入未得之地的宣教士，但透过富能仁的宣教理念却可以发现，哪怕今天的你和我身在后方，却依然可以用自己坚定的代祷与那些前方的、默默无闻的宣教士们一起同工、一起争战，并最终一起得胜！

从敲下第一个字母到最终完成这篇书评，我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也借此再次回顾了富能仁丰盛的一生。此刻的我不禁感觉心潮起伏，甚至有些不能自已。

当年的一本福音小册子，最终坚定了富能仁成为一名宣教士的决心，使得他用此后整整30年的光阴，完成了自己在世的使命。当他在52岁那年回到天家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在他去世81年后，会有一个千里之外的弟兄，用牙咬着木棍，敲下一个个文字，来向今天的人们讲述他的故事。就这样，我和我最敬仰的宣教士之间，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相会！

如果说亚马逊丛林里的蝴蝶煽动翅膀，会在加勒比海引起一场风暴。那么一场加勒比海的风暴，是否又会给遥远的东方带去一股春风，让那里的蝴蝶展翅飞翔呢？既然当初的一本福音小册子改变了富能仁的一生，而他的一生又直接产生了这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的流传，是否又会在它的读者中激励出下一个富能仁呢？

我激动着，也祈祷着……

富能仁以及他们那一代的许多西方宣教士，之所以愿意放下自己原本优渥的生活和锦绣的前程来到中国，甚至来到那些莽荒烟障之地，固然是出于传福音的使命感、责任感，固然是因着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但不可否认的是，能做到这一点又何尝不是出于对中国这片土地，以及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爱呢！

因着这份爱，他们愿意舍近求远（欧美同样有需要听到福音的人）；因着这份爱，他们能够一眼看出这里才是全世界最大的禾场，是有最多需要被拯救灵魂的地方！

我深深地相信，在今日之中国，同样也有许多默默无闻的宣教士，他们或隐姓埋名于乡野小镇之中，或跋山涉水于于雪山梯田之间，向自己的同胞，向那些自己所深深眷爱的“骨肉之亲”们诉说着耶稣的名字。他们是使徒信仰的真正继承人，也是宣教士精神的真正传递者，更是我们该用每天的祈祷，与他们一起同工、一起争战的兄弟姊妹！

然而与此同时我也遗憾的发现，并非每个基督徒的内心都有这份从主而来的爱，有时候我们反而对这里的一切、这片土地以及其上的人们抱有一种怨、一种恨！我们的理想有时并不是让神国的帐幕在这里得到扩张，而是赶紧让自己变成一个外国人（讽刺的是，当年的宣教士们心心念念的却是巴不得让自己能变成一个中国人）。

或许在我们的心中，这里是需要尽力逃离的埃及和巴比伦，而不是需要用福音去占领的雅典和罗马！或许在我们的生命中，不仅欠一份回报基督救恩的爱，也欠这片土地上人们一份福音的债！

写到这里，这篇书评已接近尾声。我忽然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本书的主人公，为何要让自己的中文名字叫做“富能仁”呢？“富”，或许是源于他的英文姓氏“Fraser”的谐音，但“能仁”二字却必定意味深长。

仁者爱人，这句《论语》中的千古名言对于那一代如饥似渴学习中国文化的宣教士们来说一定都不陌生，那么富能仁给自己取名“能仁”二字，是不是为了期许自己能成为一个“仁者”，用自己的一生，来实践基督信仰“爱神爱人”这最大的诫命呢？

无论是与不是，富能仁都当得起“仁者爱人”这四个字。他是一位仁者，也用自己的一生，爱着中国人！

※文中斜体字部分为书中原文。

※笔者所读本书版本，为宣道出版社版，与国内出版之版本或略有出入，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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