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注意这本书的第二卷的6-8章，因为它有一个很突出的描述:即继义和团后经徒会在滇东北地区迎来的传教契机——如第六章标题“云南觉醒的迹象”所描述的一样。
这对于划分柏格理所做的工作前、后期至关重要。因为在很多人的脑海中和笔下，1904年是柏格理传道工作中的重要转折点:前期“失败”，而后期则是“成功”！
有一定的道理，但却不能仅仅只限于这样的认识！
当然，柏格理等人在苗区所掀起的确实是一股“狂风暴雨”！这场“狂风暴雨”浇醒了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缘族群，刮起了一场充满灵性的“社会运动”。
但透过格里斯特所描写的自义和团运动后至1904年的这几年中，我们可以得知，滇东北的“觉醒”也“异常活跃”！
他写到:
柏格理在写给C.希克斯牧师的信中说道:“这些人已经找到了我们。在他们的老家直到去年为止都还未从来没有新教传教士去传过福音。他们想要些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寻找我们？这些问题我们都很难回答。这是一场很神秘的运动。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指导这些人……”(151页)
“这些人”，就是滇东北一带的人。他们“大多数是汉人；另外还有一些伊斯兰教徒、一些苗族人，以及一些彝族人……”(136页)
围绕着以昭通为中心，向四川宜宾一带发展，是他们这几年以来的主要规划。而且，随着汉族同工的崛起——如李国镇、李国钧、鄢沛、钟明彩、聂文焕等人，传教士们有了更多的助手。在他们的帮助下，老鸦滩、副官村等地的工作渐渐开展起来。1904年柏格理遇到威宁来的苗族人前，他们已经在滇东北一带已经发展了几百位的信徒，几百的慕道友，给这地方的上千人宣讲了福音。
而威宁苗族，这个偶然因素闯入打乱了柏格理等原本的计划，却也带来了更加迅速的“皈依运动”。
似乎自四川宜宾等地，直到云南昭通、东川，乃至昆明的这么一条依据交通要道而进行的工作拓展，在后期可能就连接起来了。然而，在1904年前，估计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此后他们的事工重地不是线性发展，而是变成了辐射川滇黔边众多的村寨，以点带面，连成了一片又一片的景象。
一切看似偶然，却又始终在历史的运行轨迹当中！他们双方都抓住了这次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