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批判》第二讲：中国思想史之分期
这一讲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思想史的分期问题。
为什么要讨论思想史分期问题？因为分期问题涉及到中国思想史的宏观走向，了解中国思想史的宏观走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传统思想。换言之，鸟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搭建认知框架。研究任何人文社会学科，关键是要搭建一个认知框架，否则就难免如我上一讲讲到的，会陷入支离而不能贯通的泥潭。
首先我要下一个对中国思想传统的论断：如果说西方思想包括宗教、哲学、科学三个方面的话，中国思想则没有这三个面向，因为中国思想中的宗教、科学思想相当单薄：我们没有希伯来那种外力拯救型宗教，我们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探索自然的成果也只属于技术发明，谈不上是科学思想。如果我们从“哲学”一词的原意“爱智”来考察中国思想，其实中国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思想。那么中国思想的实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它主要是一套政治哲学，其中最重要的是道德哲学。或者说，中国思想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政治与道德不可分离。
金观涛、刘青峰二位先生用三句话来概括中国文化历史精神的核心：
“第一，中国文化以道德为终极关怀，追求道德完善是人生的终极意义。
第二，中国人对道德内容的理解主要以儒学为基础，儒家思想是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道德哲学，即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主流。
第三，两千年来，儒家道德是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根据和社会秩序的基石。”
上面我们强调的是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或思想传统的主干，这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起中国思想传统，一般都会说“儒释道”三家，思想史如何处理佛教和道家呢？
一般来说，道家一直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存在的。儒家和道家，一个是在朝党，一个是在野党，一体两面。叙述儒家思想的发展史，只要兼顾道家就可以了。但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思想传统截然不同，它对中国思想的影响又非常巨大，甚至可以说，佛教改变了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此后的走向。如果没有佛教，哪里会有作为诗人的王维、苏东坡啊。既然如此，那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佛教？
让我们先来看看现代思想史名家如何为思想史分期，看看是不是能从中总结出利弊。
先来看几部以《中国思想史》命名的著作。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史》非常扼要，贵在贯通，但他的中国思想史不分期，只是一个个思想家这么讲下来，我觉得无助于读者形成对中国思想史的框架性认识。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卷帙宏富，贵在考察一般读书人的思想与思想家思想的互动，全书共分七编，其中尤其注重佛教和道教对中国思想的影响。但葛先生用了两编的篇幅来讲佛教，我感觉似乎也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怎么说，佛教思想只是中国辅助性的思想，中国人信儒家的显然比信佛教的多得多。新出版的法国籍华裔程艾蓝教授的《中国思想史》一共800多页，分六编，但她把商周至春秋分为一编，把战国单列一编，我觉得也没必要。因为，春秋和战国虽然不同，但毕竟相似之处更多，它们都属于中国思想史上的创造时代，我们一般把春秋战国统称为先秦。
在来看看几部泛思想史著作。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只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两个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儒家只是诸子学之一，因此这个时代是“子学时代”；武帝之后，儒家之学上升到经学的地位，因此这个时代是“经学时代”。这样分期，过于简略，无助于读者认识中国思想史内在的发展逻辑，等于没有分期。而且，在“经学时代”，也有不少思想家否认儒家经典是经学的，比如清代杰出思想家、史学家章学诚就认为“六经皆史”，因此并不具备恒久的价值。
萧公权先生是著名的政治学家，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代名著，堪称体大思精，议论大多允当，创见也常迭出，他也很重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分期问题。根据政治思想演变的大势，他把中国政治思想史分为四期：孔子降生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创造时期；秦汉至宋元为因袭时期；明清为转变时期；三民主义成立以后为成熟时期。根据思想的历史背景，萧先生把中国政治思想史分为三期：先秦为封建天下之思想；秦汉至明清为专制天下之思想；清末戊戌维新及辛亥革命以后为近代国家之思想。萧先生根据政治思想演变的大势的分期，既不重视汉儒的历史作用，又将宋明理学划分为单独两期，将明清划为一期，且认为孙中山思想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的成熟，这几点，我以为也不妥当。萧先生根据思想的历史背景分期，其弊端与冯友兰之分期也类似，不容易让读者一看目录就明白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逻辑。另外，因为萧先生论述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因此颇不重视佛教对中国思想的影响，全书一共25章，他只用了一小节来讲佛教。站在政治思想的角度看，这样讲未尝不可，因为佛教思想本质上不是政治思想，但要讲整个中国思想史，又不能不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章节来讲。
金观涛、刘青峰二位先生新出的《中国思想史十讲》深入浅出，框架感非常强，且颇多创见。该书上卷讲中国古代思想史，讲至清中期，晚清部分略为带过，主要放在下卷讲述。上卷共六讲，他们把魏晋玄学和佛教分为两讲，但我们知道，玄学、道教、佛教基本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段，其思想倾向也有很大相似性，所以统称“三玄”，它们的作用，本质上是填补儒学衰亡的空白，以救治人们精神生活无所归依的苦闷。我认为把这些内容放到一讲里或许更好。
此外，当代新儒家普遍认为，儒学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先秦时期，二是宋明时期，三是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张君劢等人。其中，熊十力有三个重要的弟子继承了他的衣钵，那就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当代港台新儒家，包括旅居欧美的新儒家，如杜维明、成中英等人，基本都是这三个人的学生。在我看来，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发展的这个分期，并不是历史事实，他们实在太贬低汉代儒家的作用了。试问，如果没有汉儒，哪来玄学、道教、佛教对儒学的反动呢？
现在我来说说我对中国思想史分期的正面看法。在我看来，讲中国思想史，既要以儒家为主干，同时又要讲清楚佛教的影响。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佛教思想已经融入了中国思想传统，成为了中国思想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作为外来的思想文化系统，佛教入华史对西学入华将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对象，这其中会激发出我们很多别有意味的思考。基于这样的认识，也基于我对上述思想史家著述的一孔之见，我决定对中国思想史进行如下分期：
第一期：先秦，中国思想的创造期。众所周知，中国最有原创性的诸子百家都诞生在先秦。
第二期：秦汉，中国思想的综合、统一期。汉武帝为何独尊儒术？其实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虽然汉儒的“天人感应”说后来破产了，但汉儒对天的解释，不仅影响了两汉几百年，而且甚至影响到当代。今天，民间骂人，不是还有“你这个遭天杀的”之类的话吗？一些人不是还习惯于把天灾解释成上天对人间的惩罚吗？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虽然我不同意对历史只抱持“同情的理解”的态度，但理解毕竟是批判的前提。我相信，如果今人生在汉武帝的时代，所能提出的政治哲学未必能优于董仲舒。老实说，我们对汉儒的历史地位有些轻忽了。
第三期：汉末至隋唐五代，这是佛教东来融入中国，并与道教、玄学互动发展的时期，因此可以称为“三玄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性已如前述。
第四期：宋明理学时期。宋明理学是儒学应对佛教思想进入的产物，没有佛教进入，就不会有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为什么重要？因为元、明、清三代，朱熹的理学思想是王朝的政治意识形态，科举考试的试题就出自朱熹的《四书集注》啊。
第五期：清代。清代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衰落期，也是近现代思想的发育、成长期。清代思想是古代思想和近现代思想的接榫期。一般人认为，儒家士大夫抱持传统的天下主义反对西学，但不要忘了，接引西学的，也是儒家知识分子啊。康有为、梁启超就不是儒家吗？严复就完全不是儒家吗？如果没有清代思想作为中介，这一切可能发生吗？
考虑到本课程主要讲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因此对现代思想只能约略提及，我的讲述拟以孙中山的思想为止。这是因为，孙中山思想既有外来成分，同时他也自认为继承了中国的道统。孙中山之后的思想家的言说，越来越呈现出与中国思想传统相背离的特色。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后来的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思想真正做到了与中国思想传统的一刀两断。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至今也生活在中国思想传统的延长线上。只不过，今人理解的中国思想传统，与真实的中国思想传统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我们不必为这种不同叹息，因为历史从来不是静态的，根本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思想传统，历史是用来解释，也是用来创造的。
讲到这里，我有一个小建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我在上面对中国思想史发展逻辑的勾勒，画一个坐标图，这个图的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儒家思想的兴衰起伏。很显然，这个图会是一组正弦波，有波峰，有波谷。在我接下来讲述中国思想史时，你脑子里不妨一直保存这张坐标图，你也不妨将自己的思想与这张坐标图上的思想家的思想进行比对。这样学习，估计比较好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