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把握一种思想，首先应该融贯，融贯才能把握其实质。尤其是东方思想，其表述方式属散点透视，而非严格的逻辑论证，这不能证明东方思想全无逻辑，能贯通片言只语，其中自有逻辑在。只是，此种逻辑，是体证的逻辑、实践的逻辑，而非形式逻辑。比如，孔子在不同场合对“仁”的解释都不同，这只能理解为孔子重视语境的作用，不能认为他头脑混乱。
422。有人认为《论语》的超越性不足，有人认为《论语》不过是一堆道德教条的罗列，故其思辨性不足。这两种说法都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它们共同的毛病在于用西方哲学的标准来衡评东方思想，其偏颇不言自明。其实从超越性与世俗性两个角度来理解孔子思想，都无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实质。因为，孔子思想虽然包括一定程度的超越性，但孔子并不以超越性为其运思之第一义；《论语》看似写满了道德训诫，但会读书者当从这些道德训诫背后深悟孔子之用心——孔子之道。孔子乃至整个儒家思想的落脚点都在个人人格的完善与证成，不明此理，不足与言儒家之得失。
423。孔子本乃一平民，而其在世时已被人称为圣人。至汉武帝尊儒之前，孔子是民间公认的圣人，可见孔子是思想自然竞争的胜出者。不是不能批评孔子，但批评者应细思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历史理性，因此臧否孔子时，至少应存同情的理解态度。王权利用孔子之道，只能说孔子之道有助于王权统治，不能说孔子之道是靠王权树立起来的，这种说法不是历史的事实。
424。董仲舒说服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人对此多有误解。事实上，这只是在官方学术机构罢黜百家，即朝廷不为百家立博士官，对百家不予研究而已，朝廷并不禁止百家思想在民间传播、发展。否则，如何理解汉朝一直流行道家思想，以至于到魏晋时代，玄学能取代儒学？故汉武之罢黜百家，与秦皇之焚书坑儒，实有本质上的不同。
425。孔子不敢自命、自诩、自承圣人，其实凡真圣贤，没有自命、自诩、自承的，因为它们都能看到自己的有限性，故能为自己的思想预留发展的余地。所有自命、自诩、自承为圣人或导师者，莫不僭越可笑。
426。商鞅入秦，曾四次游说孝公，首次说“帝道”，第二次说“王道”，第三次说“霸道”，最后一次说“强国术”，孝公始动心，而用商鞅成霸业。可见商鞅是典型的钻营势利之徒，投人主之所好而无所坚持。对此，他是有自知之明的，故自言“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所以，后世帝王，虽然暗地里用法家思想以行其专制之实，但也知道这一套不能拿到台面上明说。明确扬法而反儒的统治者，其无耻之程度远过于专制帝王，因其连遮羞布也不留也。上既无耻，下必暴戾，千古一理。
427。孔子为“圣之时者”之一证：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可见孔子的历史观是渐进改良主义，并非抱残守缺者也。故《礼记》之《礼器》篇径直说：“礼，时为大”。孔子之“克己复礼”，也不是克制自己，恢复古礼之义，而是“反复于礼”、行为与礼对标之义。今世倡着汉服者，非竖儒即拙劣之行为艺术家也，岂有资格自称孔子之徒？
428。孔子与马克思都高悬一理想的彼岸世界，这在孔子为“大同世界”，在马克思为“共产主义社会”，此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能快速赢得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信奉的深层原因。虽然如此，这两种彼岸世界似同而实异：一，大同世界并非整齐划一世界，它只是低度的公平世界，而共产主义社会是消除一切分别的高度平等的世界；二，大同世界通过渐进改良实现，共产主义通过激进、残酷地斗争实现。斗争只能煽动起人的兽欲，如何能由此实现高度的平等与永久和平？
429。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知识分子快速信奉，与西方主流思想在中国尚未扎根有关，与“老师”总是欺负“学生”有关，更与当时世界形势的巨变有关。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满足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心理需求，但马克思主义又反西方主流思想，同时在落后的俄国取得了事实上的暂时成功，这就为同样是弱国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心理上的慰安。这种慰安不断发酵，以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用情感代替了理智判断，以至于深信其为社会发展史的科学总结与展望。胡适思想纵然不深刻，但近代知识分子中有谁能像他那样在大是大非上拥有明晰的判断力？
430。徐复观说，五经是中国人的《圣经》。我引申为：五经是中国人的《旧约》，《四书》是中国人的《新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