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理性关系的共融神学进路
老刀 撰
总 论
无论有没有答案，关于宇宙与生命的终极问题总不可避免。这些问题不仅是人类好奇心使然，也关乎人类幸福。除了吃喝玩乐，人想知道何去何从。终极问题的无解、模糊多少会削减我们的幸福感，美好时刻后免不了某种悲凉。一个启示的信奉者是幸福的，因为启示提供答案，除了让信者心无挂碍，也打破了他们对这些答案的预期，甚至有如梦初醒般的惊喜。然而，再坚定的启示信奉者也会面对理性信奉者的质疑。如果启示的信奉者只靠信心，他们在启示中的确定感、依据确定感的幸福感也会被冲击。他/她被理智质疑产生的焦虑只是被压抑了，没有被真诚对待。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通谕《信仰与理性》中说，“信仰与理性像两只翅膀，使人精神飞扬，瞻仰真理”。启示的信奉者，如条件允许，使用理性是对作为超性恩宠之启示与作为本性至高之理性的双重负责。
对于理性信奉者来说，倘若他们在乎真理与幸福，仍要面对三个可能。一、理性面对这些终极问题时，会暴露自身有限性，也要承受在永无止境的探求中，没有终极真相的可能。二、如果理性信奉者在没有了解启示全貌、用理性进行检验的前提下，便把启示排除在终极问题的答案外，他们便违反了理性。这也违背了西方历史中的哲学家严肃地对待启示、有些处心积虑地反驳启示的态度。三、如果启示宣称自身是理性苦寻之答案，理性必须认真对待。一旦启示为真，那么理性的信奉者就拥有了终极问题的答案以及这些答案所承诺的幸福，倘若不作检验便忽略，可能酿成永恒的悲剧。因此，理性信奉者必须认真对待启示。
这一点在历史上发生过，今天也没有中断。如拉辛格在《真理与宽容》（Truth and Tolerance）指出，基督启示在西方的传播中与古希腊理性遭遇，前者被后者挑战，而后者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二者不仅重塑彼此，新洞见也在对话中不断涌现，让西方文明一直处在巨大的张力与创造力中。基督启示自东方传入西方以来，就很难找到一个彻底超越了哲学的神学传统，也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摆脱了神学的哲学传统。伟大传统或伟大心灵都在对话与交锋中孕育，中华文明之伟大也要归因于儒释道之间的对话与交锋。
启示需要理性
1. 为什么启示要向理性开放呢？因为启示并非自明。自明性意味着一些知识判断不需要建立在人的选择与承认的前提上，一旦理解即予接受，如数学与几何的公理公式、普遍的伦理原则、逻辑赖以的矛盾律与因果律等。启示的非自明性有以下几个意义。①从启示自身的起源而言是非自明的。启示为天主主动的、关于祂自己的馈赠，在时代中隐藏、基督内抵达顶点（格前二 7；罗十六 25~26），由圣神借着教会与宗徒权柄保存、解释、传扬。换句话说，启示作为从上到下的智慧，不同于从下到上的哲学探究，因而不是人类理智的结果。②启示的赐下也不是为了回答问题。释迦摩尼看到世间众生的生老病死苦而出家、孔子因为礼崩乐坏而周游列国、苏格拉底为了求证神谕而开展哲学对话，然而圣经中的启示领受者不是因为他们面对解决问题、解释问题的需要与烦恼，反而是在不期而遇中领受，充满了打断与惊喜。
就自明性而言，理性先于启示，在人类历史、个体认知中也更具前提性与普遍性，是人类交流的根基。尽管文明与个体先有、皆有理性，然而，“是天主把认识真理的渴望安置在人心中”，如《信仰与理性》通谕所言。尽管启示受制于时间与空间，天主存有乃是具备绝对普世性的，救赎同样面向普世（玛二十八 19）。因而，启示的非自明性需要理性的自明性正名、解释自身，因此，中世纪士林认为哲学是神学之婢女。可哲学如果只是单单服务神学，哲学的存在意义与深度都要被打上问号。它必须为了智慧自身之故而存在，不能被工具化，哲学在神学之外进行探索反而会更好地帮助神学，正如《信仰与理性》4所言。
理性就普遍性先于启示，然而理性永远是与文化传统混在一起，因此不存在离开文化传统观念的纯粹理性（以康德与分析哲学为代表）。同样，也不存在离开理性的文化传统，正如哲学作为古希腊人之发现也离不开对同时代诗歌的批判与其理性一面的对话。一个按纯粹理性构建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非人、去人性化的社会。启示面对的不仅是理性，也面对先于理性的传统与文化。无论是启示或理性，二者皆在人类文化传统中孕育。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拉辛格在《真理与宽容》中所述，启示既要与理性一起、且借助理性净化不同文化传统的非理性成分，如奴隶制度、压迫少数、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等，也要与理性一起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探索真善美的部分，吸收任何一个文化传统包含的智慧结晶。
2. 启示需要理性的另一个原因与其内容有关，涉及自身的绝对性。它的绝对性可从三个角度理解，一是天主作为绝对的信仰对象；二是面对该对象人要做出的严肃选择，对象的决定性决定了选择的严肃性；三是信仰对象与信仰抉择构成了宇宙与生命的终极答案。客观而言，天主作为一个绝对的信仰对象，决定了信仰选择的严肃性，因而构成了生命第一要务，具有严格的排他性。然而，启示真理的绝对性也可能造成压迫。启示真理的传播与解释从不缺少人为因素，而人们对信仰的服从也容易成为对信仰领袖的服从。信仰领袖滥用信仰绝对性之例子在历史与现实中数不尽数。因为启示信仰的绝对与权威，信仰领袖、信徒信仰必须接受理性的检验，避免启示权威的滥用。主观而言，一旦我们选择了接受启示信仰，便是生命中最严肃之决定，甚至胜过生死。把生命、乃至永恒的主权全部交出来——这一抉择的严肃性也对理性的使用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
也恰恰因为这一决定赋予了宇宙与生命终极答案，让启示之确定性高于、优于理性的探索性。然而，启示之答案更多是集中在存在、宇宙、人类、自我等终极答案上，至于科学、社会、日常等细节问题，不属于启示范围。换句话说，启示不同于哲学在于它有一成不变的答案，尽管人对答案的理解要不断深入。哲学有答案，然而并非一成不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纵然启示的答案是终极的，它也不像哲学一样单纯停留在解释世界、解决问题中，而是指向永生之道，进入到天主的内在生命。
启示的信仰者活在世俗世界中，也要学习非启示性的知识（科学、艺术、人文等）。这些知识可能会暴露理性的有限。一、理性靠自身不能抵达终极答案，如果对自己足够真诚，没有终极答案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二、理性在对知识进行归类的过程中，不断地细化与深入，却伴随着目的论的丧失，缺少了一个统筹其他学科的学科之王，也缺乏一个关于存在与人的整全叙事。在启示的统一目的性之下，不同门类的知识皆能找到它们的位置与意义，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圣多玛斯对亚里士多德知识体系与启示神学的结合上。三、正如圣奥斯定与Dietrich von Hildebrand所示，理性最大问题在于它看不清人心与人心中的罪性。四、使用理性也离不开相信理性，如尼采所言，理性也多少包含着某种信念感与选择。这里是要破除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谬误，即启示是选择的结果，与理性没有关系，而哲学是因着理性，与选择或信心没有关系。
圣若望·保禄二世在通谕《信仰与理性》中说道：“世界及在其内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民族的历史与沧桑， 都是该由理性用自己的方法观察、分析、评断的事实，然而信仰并非与此过程无关。信仰的参与并非为减少理性的自主，或者为限制其行动的空间， 而是为了使人明了在这些事件中，以色列的天主明显地在行动。因此，不同时承认在其内工作的天主，便无法彻底认识世界及历史的事件。信仰使内在的观察更精细，让心灵得以在事件的发展中发觉上智的临在与行动。《箴言》中有一个意义深远的表述:‘人心里都策划自己的行径，但他的步伐由上主支配。’（十六 9）这好像说，人靠理智能够认出该走的道路，但为能畅行无阻，直达终点，就要看他是否以正直的心灵，用信德的眼光去寻找。所以，理性与信仰不可能分开，否则人就不能相称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和认识天主。”
3. 启示需要理性的另一个原因与其使命有关。根据《信仰与理性》， “教会也认为，为加深明瞭信仰，为向不认识信仰的人通传福音真理，哲学是不可或缺的助手” 。为完成基督的使命，公教在与外邦传统之碰撞中，是要依靠理性寻找共性与差异的。在寻找共性中，理性不可或缺，它可以提供启示与不同文化传统对话的起点，如古希腊哲学的终极存在分享着与天主相似之属性。即使在当代宗教对话中，许多宗教搁置教义差异，接受和平比战争更理性、宽容比强制更理性等前提，也致力于证明其教义符合这些和平与宽容的理念。然而，启示要在这里补充，理性之所以成为对话的基础，是因为启示为理性指向了其终极源头：基督是永恒的圣言、逻各斯、道。换句话说，是基督作为永恒之道与“理性”让基督徒寻找其他思想传统之共性成为可能。除了共性，启示与哲学传统、其他宗教传统有着根本差异。基督徒要为其信仰解释与辩护、和其他传统进行对比，看看谁更合理，为什么关于天主存在之可能性从理性上讲要大于其不存在之可能性。无论是寻找共性还是对比差异，必然会诉诸理性，所以启示信仰对理性的诉诸根植于福传使命。
在寻找共性与差异的过程中，启示深化了自我理解，又在其他文化传统中，找到了本属于真理的部分，且在对话对象那里留下了启示自身不灭的印记。犹太人与基督徒从来没有停止过使用外界的思想传统，一方面吸收它们的精华，一方面进行批判、转化。《创世纪》吸收了同时代的巴比伦神话，教父时代与中世纪大量吸收了古希腊罗马哲学。基督徒作为少数派时要使用哲学在主流思想面前辩护；基督宗教成为了主流的中世纪，教会继续用哲学加深自我理解；到了理性主义主宰的现代，基督宗教的古老真理以新的面孔出现。基督宗教在西方文明的传播、发展、衰落过程中，通过不断挖掘启示真理的内容，总能复活自己。启示吸收周边文化不是因为自身真理不够整全。恰恰就是因为它的整全性，让启示真理具备了对一切思想传统进行再解释的能力。这再一次印证了基督是历史的核心，一切都指向他，他的真理能够对一切进行整合、净化（Jean Daniélou）。永恒不变的核心教理教义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处境中不断生长出新生命。
在启示之传播中，也不能离开教理公式表达，它们包含了明确无误的前提，如宗徒信经、十诫、真福八端等。然而，启示不能停留在简单的信仰公式上，否则不具备解释宇宙与生命之整体的能力。因此，启示要成为一个系统，就需要理性梳理，否则简化成信理教义、伦理道德、宗教体验，便无法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与其他思想体系竞争对话（D. C. Schindler）。然而启示作为一个系统被解释时，人的理性永远不能参透启示的奥秘与深度，或将其封闭在某种思想体系之中。这不是因为启示的内容是活的，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活着的主，正如一个活人不能被约束在某一个系统中。哲学系统不能穷尽信仰，所以人在陈述天主真理的过程中，只能接近与深化，而不是规训与掌控，不能作为一个客体被剖析。
启示的白白馈赠与对理性的超越
正如梵一会议所言，启示与理性之关系不可分离、不可对立，然而也不可混淆。在启示与理性的对话中，启示常面对被过度理性化的诱惑与危险，拉辛格在《礼仪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iturgy）指出人总想把握天主、代替天主、把天主拽到地上，把祂制作成一个可见的金牛犊——这也是罪的本质。启示的过度理性化也意味着其自由性与馈赠性（gratuitousness）的丧失。启示作为 “领受” 而来的与 “聆听”而来的 ，并非历史建构；信仰不是想出来的——用拉辛格的话来说。
相信理性凭借自身抵达启示就是否定启示，然而启示由天主赐下也并非为满足理性之追问，否则就失去了它的白白馈赠性。如吕巴克在《超性的奥秘》（The Mystery of Supernatural）中所论证的一样，倘若启示的赐下是为了满足理性的追问，那么天主就要服从这种要求的必然性赐下启示，而违反了天主的自由，否定了启示的馈赠性。如巴尔塔萨所言，理性也变成了一个有限的容器，用启示满足了自身，然而也限制了启示对它进行打破与提拔，因而启示不再是一个白白的恩宠、一个超越理性的惊喜、一种对人类历史的打断（拉辛格）。作为信者，也可能失去对启示之荣美的赞叹。为什么神学的终极目标是赞叹呢？因为神学是对天主之美善的把握。没有赞叹，就没有神学。
启示的赐下虽是恩宠，对理性却非陌生的、外在的、他者的，否则启示与理性、神学与哲学、超性与本性不能发生关系。如果启示的真理性不能被理性识别，那启示也不能纠正人类理性的谬误（D. C. Schindler）。一旦启示与理性不能发生明确关系，启示在理性面前会不堪一击，处于巨大劣势中，只能借助暴力维护自身（参见拉辛格Regensburg Lecture）。最后，理性之所以也能被纳入启示，恰恰证明了启示之整全性，如圣多玛斯所言，恩宠预设、完善本性。从启示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自然理性之光源于天主，永远向着启示开放。但启示对理性的纳入不是取消后者之自主性，而是完善与拔高。
因此，启示在主动与理性的对话中，前者有着对理性的超越性与馈赠性，后者有着对启示的开放与渴望。唯有在互动中，启示真理才能对人类的理性知识进行批判与净化，人类的理性知识则持续地为启示真理提供养分与价值。如D. C. Schindler所说，启示与理性既有连续性与交点，也有非连续性与差异。两者的差异允许两者进入一个持续的对话中，也让启示的惊喜成为可能。真正的相遇不是满足自我幻想，而必须包含不可预期性，因而相遇不是熟悉经验的重复，而是打破我们的习惯经验，走出自我。然而，相遇必须有预设与经验，否则即使惊奇出现后也不能被我们辨认——它的出现也必须符合我们的渴望。
巴尔塔萨的《唯爱可信》
巴尔塔萨在《唯爱可信》中富有创造性地论述过该关系，指出了第三条路，避免了启示的过度理性化与过度体验化。启示之合理性需要理性的论证，但理性一旦过度，启示就堕落成了灵知主义、伦理准则、文化体系，失去了奥秘性与打断性。一定程度上，西方的世俗化是从理性独立于神学开始的（查尔斯·泰勒）。
一方面，天主之所以可以和我们建立关系，是因为天主与人类皆有人格性（Robert Spaemann），无论是信仰对象之天主还是人作为信仰者的经验都不能被客体化、知识化。人类主体是主动的，世界客体是被动的，世界客体不会主动向人类说话，也不会回应人类的问题。知识存在于人类主体与世界客体之间不同于天主作为主体与人类作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在此关系中，天主是主动的，人类是被动的。天主在基督内带给人类关于祂自己的启示、回应着我们的问题。这个关系不同于人获得知识，是人作为整全存在（身、心、灵）与天主的相遇，如拉辛格《基督教导论》一再强调的，是生命的转向。除了理智，人心、爱欲、感受性、想象力在启示中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理性与心性是不能分开的，这也是为什么共融神学对康德的理性主义与新经院主义的理性主义是质疑的。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启示的理性化，人们可能走向唯信主义、体验主义等道路。可能的结果是一旦信徒丧失主观体验，就等于丧失了信仰本身。更为危险的是，一旦个人的信仰经验越来越私密，就越无法被外界验证，信仰变成了封闭盲目、自我决断式的偏执，也可能会跌入宗教神秘主义中，无法辨别信仰者所经历的力量到底为何。然而更可怕的结果是，一旦启示丧失了客观性与可说性，会导致天主启示与天主自身之分离。换句话说，如果启示本质是不可言说的奥秘，那么天主存在与天主启示之间就没有关联了，启示本身不会带给我们关于天主的任何确定性知识。正如Adrian Walker所说，如果启示本质是奥秘，那么不同宗教的终极奥秘之间也无区别，基督信仰之独特性也被取消了——某些人可能在基督宗教中寻找类似于印度教或新柏拉图主义与某种宇宙绝对心灵的同一，而在这种追寻中，天主与人之间的无限距离被取消了。
巴尔塔萨选择用天主的“爱”言说启示的奥秘性，开创了第三条路：爱介于灵知主义与理性主义、唯信主义与神秘主义等之间。首先，天主的爱是启示。作为启示的接受者，我们只能把祂的爱作为一种奇迹与馈赠接受。天主的爱超越人类的理性维度，不能被简化为知识，否则就违反了启示目的，也就是爱中的关系与共融。爱意味着信仰是人整体的生命转向，不仅发生在理性层面，也需要人的全身心投入，符合基督之道成人身——守护了启示的白白馈赠性。其次，爱可被人类言说，不违背人类本性对爱的自然渴望，而是满全后者。天主的爱必须被经历、内化，因为天主的爱永远要在人主体最内在、最深处被认识与感受，不存在纯粹、外在客观的爱，爱永远要求人的主体参与——避免了理性主义。再次，天主的爱作为一个无限的爱者、他者永远与我们作为有限的接受者保持着无限的距离，也避免了天主与我作为主体的任何同一化，避免了东方宗教中取消绝对存在与人类之间的界限、消解个体性、如同水滴落入大海等危险。最后，在天主启示中，祂的每一次爱都是无比真实、无比完全，天主的启示就是天主的爱，在基督耶稣的受难、圣死、复活等历史事件与圣事奥迹中彰显出来，所以信仰不能被简化成纯粹的主观体验——避免了神秘主义。
理性的自主
当前一个有趣的学术论调是，没有启示对理性的肯定，也不会有人类通过理性掌握世界的信心，近现代理性主义以及随着而来的现代科学也不可能。这是启示对理性自我意识之完善所作的贡献，然而更准确的说法似乎是，现代哲学或科学的目的一开始就是从基督信仰中解放出来，找到纯粹、中立的理性。这是理性对启示的反抗。近代理性主义或启蒙运动从一开始便以推翻基督宗教秩序为目标。然而，当理性走向了独立与自治，它一定会走向理性极权与暴政，以及这种理性暴政带来的自我瓦解。法兰克福学派也把二十世纪的技术与政治暴力归功于理性的自我神化：理性成了人类奴役自然、奴役他人、奴役自我的工具。
卡斯培枢机在《耶稣基督的天主》指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希望表明，理性本身有屈服于非理性主义而变得非理性的危险。如果人试图理性地解释、组织、操纵一切，他定会成为这些计划与操纵的受害者。当一切从效益的角度出发，人也变成了一个没有人性内涵与尊严的赤裸裸数字。自由被自己撒下的网捕获。魔法师的徒弟控制不了自己召唤出来的恶魔。启蒙辩证法最为明显，提升理性自身为绝对者，几乎创造了一个新神话。但是，一个将自己提升为绝对者（因为这就是上述含义）的人难道不会放弃人原有的样子并变得非人吗？……有的科学家不顾一切道德考量，冒着不再重视人及完整生命的危险。有些科学家因着科技进步的潜能，不但屈从于商业与资本逻辑，也屈从于一种类似神力的诱惑，蓄意操纵自然与人自己。”
在启蒙理性的影响下，哲学拒绝了启示。然而，一旦哲学拒绝启示宗教，它也失去了对存在多元面向的开放性。当哲学走到了一个不加审视，便把启示信仰排斥在公共与严肃知识之外的地步，扼杀的是人类获得终极问题之答案的希望。哲学原意为爱智慧，如今反而拥抱了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失去了探究真理的严肃态度，允许被意识形态与世俗潮流主导，不仅走向了智慧的反面，也加剧了人类的非人化、去人化的过程。哲学拥抱了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直接代价是失去了自身在古代与近代曾有的权威。既然这些主义不再专注于论证哲学是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反而致力于解构自身意义，哲学怎么可能指导人类生活呢？一个对生命意义饥渴无比的时代为何要听取这种充满自我毁灭性的哲学之声呢？
理性入侵启示
今天启示身处一个理性独立、主宰的时代。启示不能停留在自我封闭的高墙城堡中，反而要根据梵二会议的要求，全力实践与世俗世界的对话。与时俱进不意味与世界妥协，也不是用世界的眼光改造信仰，而是通过倾听世界，更好地分享基督。然而，随着对话深入，教会内出现了一种声音，不再把神学起点立足于启示、圣经、教会训导权，反而从启蒙理性、历史主义、世俗潮流出发。换句话说，启示信奉者的第一要务不是顺从基督与教会权威，而是迎合来自启蒙理性的诉求，借用理性解读、重构启示内容。这是理性对启示的异化。当世俗主义、自由主义、启蒙主义要推翻陈旧的基督秩序、构建以人为中心的秩序时，一些人盼望教会也加入改造世界的计划，实现启蒙主义者眼中的尘世乌托邦。正如笔者认识的一位熙笃会修士所言，尽管在启示的传递与自我理解中需要传统与开放二者之间的平衡，然而偏离正统性的教义谬误是无助于这种平衡的。关于启示的思考要和作为启示接受者的教会一起思考。
用启蒙理性重释信仰导致了一系列结果：历史中的耶稣（historical Jesus）代替了传统中的耶稣（traditional Jesus）、心理学代替了灵修学、拯救身体代替了救赎灵魂、尘世乌托邦代替了天国盼望、慈善事业代替了福传、与时俱进代替了真理本身等等。尽管基督徒不应该在贫困问题、环境保护、宗教对话等议题中缺席，但宣传一个属于自己的神学体系不应胜于教会训导、宣扬信仰的某部分不应胜过启示之精髓与全部、满足世俗的渴望也不应代替基督本人对世界的渴望。这便是学习哲学的意义所在，让信仰者更好地识别神学中的哲学成分、区分潮流与正统、判别基督与世界。引用《信仰与理性》 55：“在神学本身方面，过去的诱惑也重新露面。比如，在某些现代的神学中，又发展出一种理性主义，尤其是把一些哲学的根据取来用作神学研究的标准。一个神学家，若没有哲学素养，而不加批判地，让一些已经进入流行的语言与文化中、但缺少足够的理性根据的说法所左右，就特别会发生这事。”
共融神学认为，不存在中立的理性（pure reason）、独立于超性的本性（pure nature）、纯粹的世俗界（pure secular）。如果本性是纯粹、自治、独立的，那么超性、恩宠、启示就是附庸、多余的。本性之内，一旦暗含了抵达超性的能力，就否定了超性的白白馈赠。超性并不构成对本性的破坏与入侵，完全外在于它。如巴尔塔萨所言，超性进入这个世界，不像水倒入一个有限的容器里，反而是在流入的过程中，重塑、提拔容器，让本性生命在天主超性生命中找到满足的同时，也被不断超越。拉辛格也说，在启示与理性的关系中，只有两种理性，要么是没有被启示净化的理性、要么是被启示净化了的理性，不存在康德所谓的纯粹理性。最后《信仰与理性》坚持，“教会经常切信信仰与理性‘彼此互相帮助’，彼此相互作用，无论是在净化批判方面，或是在深入研究方面刺激它更往前进”。
作者系宗座额我略大学（Pontifical Gregorian University）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