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最近几次讲道，有一个共同的重点，是“方法论”。所谓“方法论”，就是关于“How”，而不是“What”和“Why”。就是程序正义，或正确的做事方式。保安三问是方法论，可以检验某种意识形态是否全备而自洽；真善美或“原则处境动机”也是方法论，可以审视、回应、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复杂问题。
所谓方法论或做事方式，大部分时候是指某种技能或规范，通常没有道德属性，就像逻辑学里的三段论。“有效的三段论”不是说前提和结论有效，而是指推导过程有效。至于前提是否正确，不是三段论能保证的，但有效的三段论能保证的是：如果前提正确，经由有效的三段论推导（比如一个AAI-3型三段论就是有效的），结论一定正确。
又好比罗伯特议事规则。这套规则不管你开会的议题是什么，而只是告诉你，应该如何尽可能公平而有效地讨论议题。
不过这套规则是19世纪末才诞生，至今还在不断完善，最新的版本是2011年的第十一版。那么在此之前，莫非人们开的会都是无效的？或者不懂这套规则的人做出的会议决议都是无效的？
当然不是这样。采用正确的方法，能够保证有正确结果（只要前提正确或规则得到有效执行），但这并不是说，不正确的方法就一定会带来不正确的结果。请注意：这不是在暗示“不择手段”是可取的。当然不是。在人间，程序正义永远是最重要的，比实体正义更重要。
方法不正确或不完美，但结果却正确，原因有两种。第一是所谓的歪打正着，这个略过不提。第二，就是一定要考虑到神意裁决。简单说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能够保证，一个有瑕疵甚至是严重错谬的方法，仍能得出一个完全正确的结论。人的悖逆与不义并不能真的阻挡神的旨意得以彰显。
或许迦克敦会议和《迦克敦信经》，是神意裁决的最好例子之一。但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会议和这个信经要解决什么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要确定“以马内利”的意义。
以马内利的意义
刚过去的圣诞节，是一个纪念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日子。道成肉身都知道，可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比如有人会说：就是神降世为人的意思。那么，“降世为人”，可不可以说“降世为神”？还有人会说，道成肉身就是应验了“以马内利”的预言，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三一神与我们同在”，还是“神的第二位格与我们同在”，还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还是“神的独生子与我们同在”？以上这些都是同样的意义吗？还有，道成肉身，能不能说就是道成了肉体？或者道和肉体混合？或者说是神性融入了人性或者人性融入了神性？耶稣是人还是神？还是神人？或者人神？或者半人半神？……
其实这些问题，汇总起来，就是一个问题：基督是谁？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是系统神学里的基督论。
很显然，这个问题虽然复杂，但却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因为这显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宇宙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已经觉得头皮发麻。那我就遵照标准的基督教文学叙事的范式，先告诉你结论，再回头细说过程。就像读启示录一样，先告诉你耶稣全然得胜了，然后再看具体是怎么得胜的。
基督论的最简明结论，是在公元4-5世纪的几次大公会议中得出的，具体而言就是：
基督是完全的神，尼西亚公会议325年
基督是完全的人，君士坦丁堡公会议381年
基督是合一的位格，以弗所公会议431年
在一个位格中基督是神和人，迦克敦会议451年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几次会议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正确的基督论，就是：神人二性一位论。通常可以简称为“神人二性”。
加尔文在论及“神人二性一位”这一教义时，有很精确而恰当的描述，我想我还是概述其大意为好。
道成肉身，不是道成肉体，或道与肉体混合。道成肉身不是两种本质的混合，而是两种本质在一个位格里的合一。他的神性和人性联合，却在本质上都不受损并保持原样，两种本性联合为一位基督。
最恰当的比方或许就是，人由灵魂和身体组成。然而灵魂不是身体，身体不是灵魂，互相联合，却不混合。灵魂有一些与身体无关的特点，身体有一些与灵魂无关的特点。也有一些特点专指整个人，而不是专指灵魂或身体。但有时灵魂的一些特点也可以用来指身体，身体上的一些特点也可以用来指灵魂。然而，这两个部分还是组成一个人，而非好几个人。
当我们谈论基督的神人二性在一个位格里的合一，就如同灵魂与肉体在一个人格里边的合一。圣经描述基督时，有时专门说他的神性，有时专门说他的人性，有时又同时说他的神性和人性而非特指其一，甚至有时强调两者的联合道一种程度，会将两者互相交替，正如古时的神学家所称的“属性的交通”。当基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8:58）时，所指的显然不是他的人性。然而，“基督的智慧和身量……都一起增长”（路2:52），他也不知道末日的具体日子，不凭自己说话，不按自己的意思行事，有身体，会疼痛，会疲倦，会饥饿，这都是专指他的人性。
这就是“基督神人二性一位论”的详细解释，也被今日的我们所接受。大意就是：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既不是混合的，也不是分离的，而是联合的。而异端的共同特点，就是抓住一性去否认另一性，于是就会得出耶稣只是神或只是人等等错误结论。
这些虽然是加尔文说的，但其实加尔文并没有搞什么创新，而是严格采纳了古代大公会议的结论并加以阐释。
然而，若按今天的标准，比如以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角度来看，或许，多数大公会议从过程到结论都堪称完美，比如尼西亚会议；但也有一些虽然结论正确，过程却难说公平，比如两次以弗所会议，甚至迦克敦会议。
尼西亚会议的“战利品”：一个元音？
我们应该知道，基督教的教义中，最基要，但也最难以理解的两个，就是“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在教会历史上，这两个教义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得以确定下来。
而基督教历史上某些教义的确定，其实常常是以“否定”异端的方式出现的，特别是“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这种纯粹属于“奥秘”的教义。在第一代的使徒和教父以及信徒那里，基督教信仰是什么，人人皆知，是一种默契和共识，虽然未必能清楚地正面表述所有要点，但一旦有异教思想、异端思想出现，就好像人体会有排异反应或免疫反应一样，真信仰共同体立刻就会察觉到这肯定不是我们的信仰。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就是为了反对当时的诺斯替主义思想，这个异端声称只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所以耶稣并不真是神，而只是一位很接近于上帝的存在，只在近似的意义上是神。并且神性是属灵的，高贵的，人性是属物质的，污秽的，所以耶稣也没有真的成为人，而只是一个幻影。所以约翰才坚决地反驳他们，一方面强调耶稣是神，另一方面强调“我们亲手摸过他”，不是幻影。
基督教信仰，来源于启示。在启示中，上帝确定了他真道的内容与规模，要人凭信心领受。这启示有清晰的成分，却也有奥秘的成分。虽然不是故意不让人理解，却也并不迁就人的理解力，就是说不会为了让人理解而改变启示的内容或降低启示的难度。这就是使徒所领受，又传承下来的信仰，里边的的确确有一些内容是只能去信，而无法去理解的。比如三位一体和神人二性。
而所有异端的共性，就是越过了可理解与不可理解的边界，愚昧而粗暴地强行用人的理性或感觉来格式化上帝的启示。相反，单纯地相信而不去理解那些可以理解甚至应该理解的东西，危害倒不那么大。
诺斯替主义一直阴魂不散，在公元4世纪，就有一个叫亚流的牧师，开始主张某种变了形的诺斯替主义基督论，他宣称基督是受造的，是半神。换句话说，耶稣是个伟大的英雄，但不是神。
随着他的恶劣影响越来越大，教会再也不能容忍，于是325年，在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召集下，300多位主教在尼西亚召开了会议，明确宣布亚流的思想是异端，并且制定了一份信经，也就是我们时常诵读的《尼西亚信经》，来确定这一教义：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前为父所生，出于神而为神，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与父一体，万物都是藉着祂造的。
这里的“一体”，有时也译为“同体”，原文是“homoousios”。尼西亚会议后不久，从亚流派中又出来一个半亚流派，他们试图重新解释这个词，所以坚持使用另一个词“homoiousios”（相似的实体）来表达他们的教义。
而这两个词，只差一个字母“i”。
爱德华·吉本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里不无轻蔑和讥讽地说，在这场斗争中，基督徒们为一个复合元音纠缠不休。
然而，这种轻蔑，无非反映出他的不信，所以在他的价值观里，神学之争没有意义。不过正如之前所说，基督论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问题，是宇宙中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如何严谨对待都不过分。虽然只是一个“i”的区别，但加不加这个复合元音，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对此，《基督教会史》的作者雪莱是这样论述的（包括下文，本文有多处内容引自这本书，未一一注明）：
有一件发生在欧洲的真实事件或许可以作为参考。一贵妇给她丈夫打电报说：“发现一副精美的手镯。价格75000元。购买可否？”她丈夫立即回电报说：“不，太贵。”电报员在传递信息的时候，误将逗号丢掉了。这位妇人收到的电报是：“不太贵。”于是她购买了手镯；丈夫其后起诉电报公司并胜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则信息的重要性不能用所使用标点的多少或字母的数量来衡量。虽然homoousios和homoiousios之间只有一个英文字母“i”（iota）之差，在尼西亚公会议之后，由这一个字母分裂出两个派别，但是，其所涉及的问题则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解释。在此，耶稣基督完全的神性和三位一体教理的精髓受到威胁。
如果半亚流派成功地将他们的iota加入信经，那么他们的观点就成为正统基督教。这将意味着基督教退化为异教。基督教信仰就会有两个神祇和一位既非神又非人的耶稣。这还意味着神自身是不可亲近的，完全置身于人之外。其结果就是基督教成为异教。在和亚流派的斗争中，精确高于一切。
迦克敦会议的“牺牲品”：聂斯托利？
而以弗所会议和迦克敦会议的结论虽然正确，过程就不像尼西亚会议这样完美。在继续论述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些早期教会的背景。
从使徒时代到公元300年左右，经历二百多年的发展，教会在罗马帝国已是星罗棋布，并且逐步出现四个中心，分别是首都罗马、埃及的亚历山大，以及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和安提阿。这四个地方的教会，渐渐拥有了高于其他众教会的地位。并且因着许多因素，这四个教会及其主教又形成了两派，罗马和亚历山大是一派，君士坦丁堡和安提阿是另一派，学术上分别称之为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并且大家可能都知道，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又是西罗马和东罗马的首都，同时也是后来的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中心。
为了方便起见，打个显然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在平行世界里也有个中国，其中有四个教会是最大的，分别是西安、成都、上海、深圳，并且西安和成都是一伙，称为成都学派，上海和深圳是一伙，称为深圳学派。
西方的亚历山大学派和东方的安提阿学派治学风格很不相同，前者比较务虚，更关注逻辑等抽象理论，后者比较实际，更关注历史等经验学科。落实到神学方面，特别是基督论方面，亚历山大人极其强调耶稣的神性，而安提阿人则非常强调耶稣的人性。一个是从天上开始，然后移到地上；一个则从地上出发，再仰望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尔文比较亚历山大，路德更安提阿）。
就在这种气氛之下，争论持续了一个世纪。终于，异端兴起了。
首先从亚历山大学派出来一个阿波利纳里，他主张，道取代了人性，或者说吸收了人性。因此耶稣没有人性，只有神性。很快，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定他为异端。
然后，从安提阿学派出来另一个人，就是中国基督徒可能会比较熟悉的聂斯托利，时任君士坦丁主教。据说，他的主张主要有两个，第一，他拒绝当时流行的把马利亚称为“生神的人、神之母”的做法。第二，他强调基督的人性单独存在。他的强调到了某种地步，似乎在说神性都要融合进人性里，或者说神性是一个位格，人性是另一个位格。
这就被人抓住了把柄，抓的最狠，攻击最起劲的人，是亚历山大主教西利尔，一个以粗鲁闻名的牧师。他还联络了罗马主教塞莱斯廷一起批驳聂斯托利。
然后，按照惯例，皇帝召开了公会议。
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召集以弗所公会议（431年）时，其实他是支持聂斯脱利的。东西方教会分别走海路和陆路前往会场，结果正式开会时，聂斯脱利的叙利亚支持者们迟到了。而就在他们到达之前，西利尔单方面宣布免去了聂斯脱利的职务。而当叙利亚主教们到场的时候，他们就在安提阿宗主教约翰的领导下，提议谴责西利尔及其同伙。争吵不休时，最后，罗马使节到场并赞同西利尔的行动。最终，狄奥多西二世屈从于压力，将聂斯脱利从首都驱逐出去。
聂斯脱利约于450年死在流放之地埃及。
这次会议后不久，第三个异端出现了，就是西利尔的学生欧迪奇，他将他老师的学说更进一步，实际上已经等同于阿波利纳里的学说（但西利尔其实还真不是一性论，虽然他的神学术语会给人这种印象），成了基督一性论，正如他的名言，他形容人性被神性所吸收如同“一滴蜜落入海里，在里面融解了”。那么这就又否定了基督的人性，所以也成了异端。
这一次换成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夫拉维亚发起攻势了，他谴责欧迪奇为异端。但是，欧迪奇在亚历山大宗主教狄奥斯库若那里找到了支持者，后者则追随西利尔的思想。在狄奥斯库若的要求下，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再次召集一次“帝国公会议”。会议在狄奥斯库若的领导下于以弗所举行（449年），会上恢复了欧迪奇的职位，但并没有得到其余教会的承认。就连亚历山大教会通常的盟友罗马主教利奥一世都称之为“强盗会议”，转而去支持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请求皇帝召开新的会议。狄奥多西的皇位继承人马喜安（450-457年在位）答应了请求，于451年召开第四次公会议，就是迦克敦会议。
这次会议有将近44位主教到场，大会很快就狄奥斯库若在“强盗会议”上的行为作了说明。接着，与会的主教们虽然不太情愿去修补尼西亚信经，但他们还是提出了新的界定：
我们同声认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同一位圣子，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是真正的神，也是真正的人，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改变，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合一而消失，各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会合于一个位格。
总结一下迦克敦会议的成果就是：同时反对聂斯托利和欧迪奇，既极力维护了基督单一位格的完整，又极力强调了基督神人二性的分别。
简言之，迦克敦会议特别是两次以弗所会议，总体而言，西方教会结论正确，手段却并非无可指摘。东方教会虽然手段合法，主张却是基本错误的。
然而定论虽然已经做出，事情却并未结束。
事实上，聂斯托利在世的时候就从未承认过自己主张基督两位格论，虽然他承认自己的确反对将马利亚称为“上帝之母”。他的追随者也一直都不服从加给师尊的罪名。
1539年，马丁·路德在其著作《宗教会议及教会论》（Von den Konzilli und Kirchen）中论及以弗所大公会议，并谈到了聂斯托里派的问题。路德认为，罗马教宗的宣告书，还有罗马教廷学者驳难聂斯托里的言论，都不过是说聂氏否认基督的神性，视基督为普通人，因而把一人格的基督，分解成神与人之二人格。路德认为，与攻击者相反，聂氏决不相信有两个基督，而只有唯一无二的基督，也就是说，聂氏确信基督是神而且是人，在一格上具有神人两性。这一点与大公教会最初的信仰全然相同。路德认为，聂斯托里之所以为异端，是因为他不理解基督神人二性的属性相通（注：或许即加尔文所说的两性“联合”？），不理解上帝怎会为一名妇人所生。
虽然与路德不同，加尔文仍然同意迦克敦会议的结论，认为聂斯托利主张了两位格论（否认联合即等于承认分离），但是在1895年，聂斯托利晚年的一部著作《大马色人纥拉克斯的记述》（The Treatise of Heraclides of Damascus）在叙利亚被发现。在该书中聂里脱里否认以弗所公会议的指责，并为自己辩护。聂里脱里的解释与传统天主教会对他的指控不同，和正统的基督论相近。
并且，聂斯托利两大主张的第一个，就是反对称马利亚为“生神者”或者“上帝之母”，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圣母崇拜（虽然也有部分原因是他不相信神能由一个妇人所生）。而他的这种担忧后来在天主教里的确成了现实。这也是我们虽然采纳《迦克敦信经》，但也要特别强调其中的“上帝之母”其实是“基督之母”的意思，而绝非暗示马利亚是无原罪的圣母。而这正是聂斯托利起初的主张。
那么，综上所述，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聂斯托利真的是异端吗？
聂斯托利的后续影响
聂斯托利死后，他的追随者没有放弃老师的主张，毅然东去，往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以及远东等地区宣教。此后，聂斯脱里派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重用，盛极一时。498年，聂斯脱里派正式脱离正统教会，更名为“迦勒底教会”，又称“亚述教会”，以中亚地区为中心进行宣教。5世纪末，聂派信众又迁往波斯，后来又迁至巴格达，盛极一时。此后，景教被传到中亚等地，至6世纪末，已盛行于突厥、康居等等。
聂斯脱里教会可能于6世纪初便已进入北魏洛阳，当聂派传入中国时，原称“波斯经教”、“大秦教”，后改以景教为名。唐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历史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自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
不过看起来，聂斯托利的门徒们失去了起初对信念的坚持，这表现在他们进入中国宣教时，为了迎合文化，主动用佛道术语甚至思想来翻译圣经，比如把《四福音书》的作者都称呼为“法王”：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卢珈法王、马可是摩距辞法王、约翰为瑜罕难法王；其余如教堂叫作“伽蓝”（或“寺”）、教士自然叫作“比丘”（或僧）、大主教叫“大法王”。上帝耶和华的称呼则取叙利亚文Alaha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亦有按照道教术语，以“天尊”称之。
另一方面，他们专走高层路线，试图再现当年归化君士坦丁的壮举。但半突厥的可汗皇帝李世民和李隆基或许因汉化过度，所以无力像西欧的蛮族兄弟一样皈依基督。
汉化的力量是强大的。后来，一位景教主教伊斯，甚至成了朔方节度副使，作为郭子仪的副手，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汗马功劳，还被李唐朝廷封为金紫光禄大夫。
但这种做法其实是两头不讨好的，因为波斯-景教集团其实跟安史的昭武九姓-突厥集团亲缘更近，所以伊斯的做法就好像是太平洋战争中，一位加拿大将军去帮助日本去打美国。
所以，武宗灭佛等运动一兴起，已经失去胡人、尚未赢得汉人的景教，在中国本部就烟消云散了。
不过退出汉人地区后，景教仍在顽强发展——或者说终于可以正常发展——并以隐秘但并非不重要的方式对世界历史发挥着巨大影响。
比如，10世纪中叶，当时臣服于辽国的蒙古克烈部，有一次在狩猎时遇到大雪，幸得在那里活动的景教士解困，于是举部皈依景教。到了成吉思汗兴起的年间，已是基督徒部落的克烈部虽然被灭，但首领王汗的侄女唆鲁禾帖尼被俘后，嫁给了铁木真的儿子拖雷。这位从任何意义上都远比孝庄太后重要的姊妹，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都做过帝王，所以唆鲁禾帖尼被史学家称为“四帝之母”。
（元睿宗拖雷和显懿庄圣皇后唆鲁禾帖尼）
身为虔诚的景教徒，她在诸子特别是旭烈兀出征时要求他们保护基督徒，并且得到了有效执行。旭烈兀甚至曾派出使节试图联合天主教廷和欧洲国家共同剿灭马穆鲁克等回教势力。在旭烈兀写给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信中，他表示愿意攻下耶路撒冷作为赠送给教皇的礼物，作为回报，他希望法国能够派出一支舰队来攻击埃及。
这个建议当然很遗憾地没有得到回应，否则今天的巴格达迪们，或许只能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之类地方建国了。
当然，这些事实上深刻影响亚洲甚至世界历史的事件，我们的正史是有意无意忽略的，这种忽略，可能是因为轻蔑，更可能是因为理解力不足。
总结
肯定与否定
信仰是有边界的，出界的，就叫异端。而这个边界，有时的确无法正面表述，而只能用“不是什么”来说明“是什么”，用“拒绝什么”来表达“保护什么”。所以，为反对亚流派，教会确定耶稣是真正的神；为反对阿波利拿里派，教会确定耶稣是真正的人。为反对欧迪奇，教会认信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不可改变；为反对聂斯托利，教会认信耶稣不可分开，而是一个位格。
无论过程如何，神意裁决已经赋予了这些决议以权威，需要所有基督徒尊重。
精确与模糊
如果认为神学争论无所谓，却为火箭发射参数小数点三位之后的某个数字竭力争辩，就显明了背后的价值体系大概是唯物主义。然而哪怕是科学中的精确性要求，也显然来自于严谨而激烈的神学之争与信条制定，而非和气生财或者写意山水。
很明显，迦克敦会议没有解决如下问题，即在单一的位格中神性如何和人性合一。因为在人的层面上，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圣经认为道成肉身大事件是绝对独一无二的。但迦克敦信条的优点在于它确立了真理的边界。实际上，它竖起一道篱笆，然后说：“在这里面存在的是神人二性的奥秘”。
这种审慎的智慧或许被理性主义者所轻蔑，但却是一种真正的敬畏和负责。相反，一切祸乱都来自于造塔以通天或铸牛来拜神的理性主义狂悖，左右的异端和红绿的邪教都由此而出。
应用
所以，愿大家都明白，我们所认信的迦克敦信经中的“上帝之母”，是“基督之母”的意思，丝毫不代表我们承认马利亚为无原罪的圣母。
但我们承认这个词的由来有复杂的背景，确有歧义，可能引发误解。故此，从程序正义以及守护传承的角度，地方教会或许可以并且应该在适当的时机提交动议，推动修改《迦克敦信经》里的“上帝之母”为“基督之母”。
但在正式获得通过之前，我们仍旧要尊重传统，沿用“上帝之母”的称呼，虽然一定要加一个按语。
以上三个做法，就是我们的原则、处境、动机。原则是坚持信仰、绝不妥协，处境是正视历史、谨慎处理，动机是守护真理、维护合一。
并且在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神在掌权，哪怕人的谬误如此明显。因为神的公义和旨意一定会彰显，即便不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或有生之年都能看到。
所以愿我们对那不可言说的，心存敬畏，保持沉默。对那可以言说的，极力探究，竭力争辩。愿我们得着智慧，努力分清“可道”与“不可道”的边界。愿神赐我们敬畏、智慧和爱心，使我们在恩典中生发信心、操练爱心、充满盼望，等候并执行神意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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