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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终结（一）

大圐圙 人文圐圙
By 大圐圙 人文圐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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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奎那：“暴君乃是出于神意，若没有暴君就不会有殉道者。”
二十世纪乐观主义的两大法宝是科技与民主，前者认为可以战胜一切疾病，后者认为将实现全世界自由与平等，尤其是后二十年需要特别注意。不论是拉美还是东欧，从苏联到东亚，各式各样的强权政府几乎全面崩溃。
尽管阿拉伯之春来的稍晚，但民主的的声音在阿拉伯地区还是响彻天空。尽管伊朗提前发动了伊斯兰革命，但在面对西方民主的思潮之下，它不得不回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明显这是历史的大退步，幸亏他们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不过，经济对政体的影响，只能说彼此有联系，美国在没有工业革命之前就拥有了民主，而明治维新下的日本与俾斯麦下的德意志，包括后来的新加坡，它们很容易做到民主国家无法达到的经济增长。
即便如此，威权政体也要小心，高度集权的中央虽然能够迅速拉近与西方工业的距离，但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它的劣势将会愈发明显，最好的例子就是苏联。因此，就当下对民主的影响力而言，科技显然更胜一筹，这也是为什么沙特开始致力于科技的发展，石油总有一天会枯竭。相反，资源非常匮乏的日本能一致力于世界强国当中，科技首当其冲。
当然，科技不是万能的钥匙，人类也应该庆幸如今的互联网在希特勒的时代，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否则它将成为戈培尔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最好工具。而灭绝犹太人这种行径，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想都不敢想，就是因为他们还不曾拥有现代人的科技。
科学的进步与社会的开放程度有关，因此民主和独裁相比，显然前者有优势，但斯大林曾把著名的飞机设计师波列夫关进了集中营，而后者设计的最好一款飞机就是在集中营完成，这使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困惑，科技与民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暂先抛开这些我们所迫切关心的问题，回到人自身找答案，而那些所谓的问题可能会迎刃而解。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即便强盗瓜分赃物也要遵守正义原则，无独有偶中国人也相信“盗亦有道”。由此可见，最独裁的政府也需要“合法”的外衣。
很多时候，人们以为民主最大的仇敌是独裁，但有时候穿上民主外衣的“民主”，或许更具有最大仇敌的潜质性。朱元璋从来不会为民众是否同意二字忧愁，但萨达姆则必须要求民众“百分之百”投票，才能获得总统的宝座，前者是真正的独裁，一点装饰也没有，后者则极具欺骗性，因为它拥有现代民主的所有形式。
大多数伪装成“民主”的政权都承诺过自身只是过渡阶段，权利最终会还给人民。但《飞越疯人院》告诉我们，谁若信以为真，并且打算要回属于自己的权利，那么下场将极为悲惨。
苏联模式并非完全赤裸裸地剥夺人们的自由，而是通过恐怖政策让人们对自由感到害怕，并且以此使民众形成习惯的奴隶。就连斯大林也不例外，他的眼神虽然令他人性命堪忧，但同时他自己也陷入担心别人的阴谋当中，以至于临死之前因无人敢抢救耽搁而亡。
政体属于线性式还是循环式呢？古希腊人认为政体属于循环式，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都认为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而只是众多政体中的一个循环体，因此历史也应该遵循循环的方式，这一点古埃及和古印度也有类似的看法。
基督教认为历史属于线性式发展，必有终结的一天，而社会进步这一现代观念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也有这样的观念。黑格尔曾断言“历史的终结”，所要表达的也是随着历史与社会的进步，民主政体将成为众政体的终结政体。因此，历史与政体的发展必遵循线性发展，而非在圆中兜圈子。
黑格尔之所以坚持这样的观点，他是从最初的人到最终的人的必然过程而获得。“最初的人”简单地说，就是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而要想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就必须获得一个和自己一样独立人的承认；而要想努力获得对方的承认，就会造成冲突，或者说是产生“矛盾”，结果就有可能产生主奴关系。
就起初的状态，黑格尔和霍布斯、洛克没有差别，但就结果而言，霍布斯与洛克认为双方彼此的矛盾，最后诞生的是契约关系，而非主奴关系。
黑格尔将人类冒险决斗，仅仅为了获得对方的“承认”当成人类的初始特征，对于现代人很难接受，人们更愿意相信人类的最初始状态应该是卢梭所描述的田园和谐与童话故事。准确地说，前者讲的是该隐与亚伯的血案，后者是亚当在伊甸园的日子。
主奴关系在政体中的表现就是强权，而这种政体因为内在主奴关系的矛盾，所以不可能永远下去，因为主人的人格不能从不完整的奴隶身上获得，而只能从另一个和自己相似的主人身上获得，因此古代战争就属于常态。
尽管霍布斯和洛克天才地预示了未来政府契约的可能，但在美国独立与法国大革命之前，人们还是不敢妄下“历史终结”的结论，终于在黑格尔这里以“自由国家”为政治政体画上了句号，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国家”。
如果不是拉丁美洲还愿意接受无产阶级思维方式，或许马克思的未来之路早就提前结束了。于是，人们不得不回到黑格尔所谓的“自由国家”的普世大道之中。
实际上，推动历史车轮的也并非是主人，他们大多数是虚度自己的光阴，而是被迫劳动的奴隶，他们在自然活动中发现自己能改变自然，一旦发明有了可能，车轮就会向前滚动。
另外，正是因为奴隶没有任何自由，所以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自由的抽象层面思考自由，但主人们想做什么做什么，最后只能无所事事。就这一点而言，基督教诞生于社会底层，也没有什么好意外的，而且只有她至始至终都能坚持精神的内在自由，而非肉体的外在自由。
当奴隶们的内在精神逐渐强大并朝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下去，最后将不再是简单地改朝换代，因为那只是换了另一种奴隶身份，真正突破矛盾的是他们要成为自身的主人。
在次，特别需要防范所谓的民族主义，因为一个民族和人一样，也需要得到另一个民族的承认才可以，所以民族依然是人们走上民主的绊脚石，而美国就没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民族。
国家是按照政治目地被设计出来，民族则是先在的道德共同体，喜欢强权的俄罗斯民族与善战的日耳曼民族迟迟不能实现民主，民族主义的羁绊不可忽视。而法兰西尽管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但依然在帝国与共和之间一直摇摆不定，多少也和这个民族有关，拿破仑既想当皇帝，老百姓又担心他变成路易十四。
民族主义特别容易与国家产生紧张关系，苏联的解体或多或少和此也有关联，国家的意识形态败给了民族主义，至于民族主义能否跨进民主，那属于另一个问题。
与民族主义相似的是宗教，人之认为圣神之事，任何人无法分割，它比民族主义更彻底，那么它妥协的可能性就越小，这也是为什么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国家拒绝民主，而自1970年以来诞生的民主国家，大多数都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原因。
韦伯认定经济行为与宗教有因果关系，但至少在科学论证方面不成立。不过，二者确实有联系，当拉丁美洲的人们改信新教之后，个人经济很快就有了明显地提高。
柏拉图认为人有欲望、理性与激情，因此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主人们以为只要调动奴隶们的欲望与理性，就可以高枕无忧。他们不仅忽视了人的激情，而且也无法理解信徒们的出牌规则，尤其清教徒的工作伦理观，他们绝对地以上帝为荣耀，世俗一切的欲望和计算公式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他们才能奠定西方经济的大厦。就这一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也类似功能。
相反，印度教则扮演了阻碍经济的角色，尽管他们很早就走上民主，但经济却一直不敢让人苟通，尤其是甘地还成了信徒们学习过贫穷生活并且懒惰的榜样。（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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