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部小说，他写了一对形成鲜明对比的兄弟：精明的不可知论者伊凡和敬虔的阿辽沙。
伊凡能够分析人类的缺失，且能批评每个应对这些缺失的政治系统，但他却无法提供解决方案。阿辽沙对伊凡提出的理性问题并没有答案，但他对人性却有一个解决方案：爱。“我并不知道罪恶问题的答案，”阿辽沙说，“但我却知道爱。”
伊凡明确地陈述反对上#帝#的论证，就像自约伯以来任何人那么有力。阿辽沙，无言地充满着同情，起来轻轻地吻他的嘴唇——就像伊凡伟大的诗章“总裁决长”中基#督#向行刑者所做的一样。
《卡拉马佐夫兄弟》包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生命的每一个重要元素：父亲被奴隶残暴地杀害、作为一个任性的文坛宠儿的经验、被逮捕和那模拟的处决、在苦工营的年日、婚外情、没有结果的爱情的煎熬、癫痫症、肺气肿、一段困难的婚姻、孩子们病死、沉重的债务、赌博。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曾经研读过约伯记，而他并没有漏掉任何个人的困苦。
他完成这部小说两个月后，仿佛已没有什么要说的，他便死去，名副其实地身无一文。他死的时候，留在他膝上的是那本很多年前去西伯利亚途中所得到的新约。
作家布希拿总结《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指出：
“就像一锅热腾腾的炖鱼糊。它脱轨离题并枝节丛生，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角色，过于冗长，但正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留有空间去让任何事情介入，这本书或许亦容让圣灵本身在这里或那里介入，并因此（对我而言）……阅读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经历—经历到上#帝#：他神秘的临在，以及他令人震惊的不在——而不是阅读他人的宗教经历。”
我第一次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察觉到自己是站在伊凡那边。我对世界有一大串的投诉。我对上#帝#的不公平和不公义有合理的论据。我对上#帝#感到愤怒和怨恨。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我可不可以简单地被充满而不必去颂赞那充满我的？”
我因世界爱的缺乏大受折磨，却始终没有为之动过半个指头。我缺乏阿辽沙面对普遍美善的本能，无法做出一个同情共感的回应。
我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监狱中所学会的：那恩典的福音基本上不是通过说话和理性的论据去渗透这世界，而是通过行动，通过爱。
我最敬佩的那些人，就如班德和寇尔斯，都是通过行动，道成肉身地表达他们的信仰。我去到其他的国家——巴西、尼泊尔、菲律宾、肯尼亚——就看见卑微的人们每天面对着极端得我不能想象的人性问题，然而他们并不是以麻木或怨恨去回应，而是以同情和爱去回应。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展示一个建于虚无主义和怀疑的生命所带来的后果；活生生的基#督#仆人则向我展示一个建于信心和爱的生命所带来的后果。
我认识到，跟随基#督#并不在于去解决每一个人性的问题——他本身也没有那样做——而是根据所做的去回应，不问理由地向那些最不该得的施予恩典和爱。
大体上来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被他说服。他对社会低下层隐藏的基#督#信仰的信心，他对慈善和悲悯的呼吁，他对最新的社会工程理论的不信任——这一切都令他被视为落伍的道德主义者，对当时俄罗斯的种种问题完全无能为力。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基于功利主义的道德的道路，切断于超然的可能。
“没有上#帝#，一切都是被容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警告。
20世纪印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何等的具先见。“人必须向些什么下拜。”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写道。就20世纪的俄罗斯来说，人类选择了去彼此下拜，他们敬拜的是一些人神而不是一位神人，并为我们这个地球带来了从所未见的悲剧。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102年，索尔仁尼琴在他1983年坦普顿奖的颁奖辞中评论了俄罗斯在20世纪的悲惨历史。索尔仁尼琴在另一处记述道，正是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首次开始理解到灵高于质。给他最后带来转变的经验——也发生在一个监狱里，那改变了他生命的航道并最终影响了他国家的方向。这就是他在坦普顿演辞中听说的：
超过半个世纪之前，当我仍然是个小孩，我记得一些长者对于降临在俄罗斯的大灾难提供了如下的解释：“人们已经忘记了上#帝#，那就是这一切发生的原因。”自那时起我已经花了几乎五十年研究我们革命的历史；其间我读过数以百计的书，收集了数以百计的个人证供，并写了的八册作品去清理那次剧变所遗下的砂石。不过如果今天有人要我尽可能简洁地去分析那次吞噬了我们大约六千万人民的摧毁性的革命，除了重复“人们已经忘记了上#帝#，那就是这一切发生的原因”之外，我再无法表达得更为准确。
[本文摘自《灵魂幸存者》，海南出版社，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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