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23 10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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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大义春秋笔法

中国式的悲剧在于故事本身要故意设置一个极端反面的人物,《孔雀东南飞》不亚于《罗密欧与朱丽叶》,但前者有一个恶婆婆,艺术结果可能就会大大折扣,因为男女主人公的悲剧不在于人性自身,而在于反面人物强加在他们身上。四大名著都没有逃出这个怪圈,《三国演义》里面的曹操之所以比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更容易让人接受,就是因为故事本身设置的需要,《水浒传》里面的高俅,《西游记》里面的妖魔鬼怪,《红楼梦》里面机关算尽的王熙凤等等。

即便现实中真的有所谓的反面人物,但未必有那么坏,而好人也未必完全圣洁,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结果导致人们对坏人咬牙切齿,对好人五体投地,二者都属于极端化。

《三国演义》写曹操杀吕伯奢一家后说出那句“宁我负天下人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但仔细一想,谁看见了谁听见了,可见是作者先设定了坏人的形象,后将这样的坏事安置上去。如果是曹操自己主动交代,那另当别论,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我们做坏事都不愿意让人知道,曹操又不是傻子。

《春秋》有这么一句话“齐人执陈辕涛徒”,意思倒非常简单“齐国人抓住一个叫辕涛徒的陈国人”。如果你这样翻译,那就大错特错。在宋以前,人们最重视的是《春秋》,毕竟孔子自己的都亲口说过:“吾志在《春秋》。”重视《论语》在南宋之后,或者说因为朱熹的大力推荐。但只读《春秋》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它只是教科书,需要教辅,即我们熟悉的三传《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这里“传”的意思是传授。

现在大家非常熟悉《左传》,实际上在历史上却却相反,《公羊传》和《榖梁传》才是《春秋》最重要的教辅,《左传》更像历史兼文学,但《公羊传》和《榖梁传》则不同,属于思想政治意识形态一类。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因为董老是研究《公羊传》的大咖。实际上,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科举和文字狱虽然形式不同,但动机一样都是思想统一。

当时,汉武帝还算“民主”,为大家提供一个比武的舞台,自己当裁判,谁一旦赢了就被设为博士,荣华富贵自然不在话下。研究《榖梁传》的大咖瑕丘江公肚子里的存货绝不亚于董仲舒,但无奈老人拙嘴笨舌,再加上当时的宰相公孙弘也是位公羊专家,结果瑕丘江公败北。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卫太子从小被父亲汉武帝逼迫学《公羊传》,比今天的考生还惨,而卫太子私底下更喜欢《榖梁传》,并还找到瑕丘江公认真学习,看来人家是真感兴趣。

后来,卫太子出事了,眼看《榖梁传》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但不幸中万幸卫太子有一个孙子被救出皇宫,并在民间长大,即汉宣帝。他自幼听说爷爷喜欢《榖梁传》,于是自学成才,待继位后排挤公羊学,尊崇榖梁学。但无论如何,都和《左传》没有关系,《左传》被人重视还要等到唐代,而《公羊传》和《榖梁传》一直属于官学。

我们回到教辅《公羊传》中解读“齐人执陈辕涛徒”,所谓“微言大义”,就是“四两拔千斤”,先说“齐人”,原指齐桓公,但不写“齐侯”,说明孔子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非常不满。通俗地说,“齐人”就好比“齐三”,同样的事情不同的称谓结果肯定不一样。比如;“齐总在某某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和“这个齐三又在哪里人模狗样地胡说八道了。”怪不得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公羊传》不仅有解释,而且还有自己的观点,“齐人不应该执陈辕涛徒”。辕涛徒虽别有用心,但如果齐桓公效法周公搞解放,那就是辕涛徒的错,问题是齐桓公不是去解放陈国,而是“蝗虫二次经过”,所以齐桓公必须好好检讨自己,抓辕涛徒算什么英雄。这一样一讲大家都清楚了,果然“微言大义”。

但《左传》的解释可不是这样,实际上“三传”很少有一样的时候,而是有鼻子有眼的讲了一个故事。陈国辕涛徒先是找到郑国的申侯商量,因为齐桓公既要去陈国又要去郑国,为了避免“蝗虫二次经过”,两人决定忽悠齐桓公绕道而行,齐桓公很快就同意了。但申侯很不地道,背着辕涛徒将他俩的计谋告诉了齐桓公,结果申侯得到重赏,而辕涛徒被抓。即便如此,齐桓公也没有消气,最后决定攻打陈国。

这故事讲的确实不错,十分具有文学性,好人坏人都有,好像是真的一样,这个故事背后也有“大义”,或者说做人的道理。让我们不要学习申侯之诡诈,辕涛徒非常冤,齐桓公是个糊涂蛋等等,但其真实性受到严重的质疑。

按照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唐朝开始有了传奇,应该是受到《左传》的影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唐之前的历史相对比较真实,尽管有其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唐以后甚至包括唐的历史则更倾向于讲一个提前设定好的故事,里面有好人和坏人。据说纣王很多罪就是南宋和南宋以后人硬加上去的。

我们常说历史任人粉刷,即便《公羊传》和《榖梁传》也不是是为了统治者的需要。或者说政治决定了思想,而非思想影响政治,就这一点中国古代一直如此,从来没有改变过。历史作为客观事实,限于记载的人的意识形态,其结果就相差千里。

就连孔子也不例外,他看任何事情,当然在他眼中只能看贵族,毕竟“礼不下庶人”,他的标准就是“礼”,一旦不符合就是“非礼”,可惜今天这个词语太狭隘了。因此,一部《春秋》亦记载“非礼”也,而非礼本身实际上也已经提前设定好了人的好坏是非。虽然我不用说透,而且有时候“讳”也,但就做的事情本身而言就足够了,历史本就是由后人评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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