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经常听到的就是“人字虽好写，但做人却非常难”，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要好好做人。既然谈到做人，我们就先看一下中国人对“人”的看法，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即“仁者人也”。其实这不是人的概念，“仁”指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谈“人”的时候不是谈人，而是谈人与人之间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
这种由人与人之间关系去定义“人”和西方关于的人的理解完全不同，这可以说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根本所在。西方人是先定义“人”，再由人扩展到人与人的关系中，就是我们常说的西方人特别强调个人主义。中国则相反，先大家后小家，至于一个人则被视为“我行我素”，或者“孤陋寡闻”。
中国人特别同情那些“孤儿寡母”或“孤苦伶仃”的人，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人只要不成家就不算是一个成人，不论年龄有多大，而只有自己组建家后才可以依靠这样的婚姻关系去定义“人”，即自己。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结婚就会好的，哪怕年龄小一点也可以。尽管我们知道，心智的成熟和结婚不结婚没有本质的联系。
正因为中国人使用关系定义人，所以中国人没有人格，人格属于个体的独立。中国人表达自己的时候使用的是“身”这个字，比如人身攻击，“人身”基本上就算是对中国个体的全部表达，而“终身”则代表着一个人的一生。
我们还说“明哲保身”，相反则是“自身难保”，包括“翻身”“舍身”“修身”等等，凡是个体只能用“身”来形容，它就没有精神。中国人关于精神的是“心”，但安心依然是为了安身。如果将大家的心一起联络起来，即心连心的结果就是为天下所有人安身，这极其具有有号召力，甚至可以克服物质的相对落后。
中国人十分看重“交心”，交心的结果就是混淆人们的判断和意志。如果不能“以心换心”，那么就“没有良心”，结果使个体的人失去判断力。这是“心”的范围随意扩展的结果，情感干涉了人的思想、意志和判断，所以我们常说身不由己，主要是心不由己。或者心管的太宽，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强调放宽心。“仁者无敌”就是这种无限放宽的结果，最后造就的必然是“人情社会”。
人情社会最容易将不同意见者视为敌人，因为它的判断不在取决于理性的思考。在中国人看来，意见相左还能保持良好的感情，这不找挨骂吗？
中国人认为人一切的精神活动源头都在于心，但却没有发展出有关灵魂的观念，最多不过一些残缺的聊斋鬼故事，而“心”又是为了“身”，所谓的关心最大的莫过于身安否，或者说身体是否健康，而与之相关的则是吃什么？中国人相信病从口入，吃就变成了头等大事，请客吃饭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武器。
没有哪一个民族将“民以食为天”看的如此重要，而对于历代统治者而言“民生”永远是头等大事。传统士大夫的“平天下”思想，简单地理解就是“平均天下”。只有让所有人都有一口饭吃，才能天下太平。
吃是为了安身，同时吃也是一种文化，我们常说“吃苦”、“吃亏”、“吃得开”和“吃不开”等，而“吃里扒外”则被视为不可饶恕的行为。基督教还被称之为“吃教”，“吃”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信仰，因为除了“身”之外，人再没有需要照顾的地方了，照顾好身就意味着照顾好了全人。
具有“身体化”的人总是会非常爱惜自己的皮毛，中国人从来不会个人横跨台湾海峡，或者去某一地方冒险。有一部电影叫《绝对高度》，导演为了还原事件的真实性，专门跑到海拔六千米的地方拍摄，以至于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接他们的意外伤害险，但相比真实事件的当事人，这还不算什么。他们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攀登珠穆朗玛峰不说，还让妻子儿女父母跟着担惊受怕，结果八名运动员永远留在了珠峰，这对于一个安身的民族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但另外一方面，中国人也有舍身的例子，但大多数属于身不由己，而非心甘情愿。中国人的“心”几乎取代一切理智的判断，而且“心”还容易被更大的“心”所激励，比如爱集体的心，集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判断它就已经非常吃力，若要分辨集体可能代表的是个人的意志就更难。斯大林就是以集体的名义进行个人独裁，但苏联人却不晓得。
中国人特别注意养身，这说明舍身看似好像是中国个体的主动选择，但背后可能是无知的结果。没有人想无知，苏格拉底认为无知就恶，但中国人可能并不认同。
中国式的“好人”并非道德意义上的好人，而是老实人，老实人一般没有能力，而且多无知，因此作大恶的机会不大，或者说即便作恶危害也不大，因此只是带给大家一种“好”的错觉。这样的人不可能舍生取义，相反具有贵族精神的人则容易的多，因为他们不是无知者。所以谁最希望民众无知，谁就越想独裁。
但也不能怪独裁者，中国人只要有一口饭就可以，没有灵魂的身体只能关心养生，它不可能诞生出为个体争取合法权利的意识，只能是各种养生的玩意铺天盖地。个体的正常欲望也就变成了私心，在男女关系上，不论内心多么渴望，但必须灭掉。
中国人个体存在时只谈“身”，因此“吃”也就成了衡量这个民族幸福感的唯一标准，而中国人的幸福感也只能建立在“吃得开”或“吃不开”上。
中国人的交心特别情感化，只关心对我好不好，而不问对不对，只有情感上的舒适，没有判断上的是非。人与人交心可以颠倒黑白，但不能“吃里扒外”。难道仅仅一起吃过，就可以默认对方胡作非为吗？但中国人不讲这一套，不能交心无论对错都会被视为忘恩负义。
中国人办事情先吃饭，而且越重要的事情越需要提前多吃，最后事情不用谈就成了。虽也有“不吃这一套的人”，但并非他真的是一个不吃这一套的人，而是分人，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吃老子这一套”。中国式的父亲经常会给儿子下达各种人情命令，这在西方人看来简直无法理解，但在中国儿子们的眼中却属于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西方讲公私分明，而在人情的社会中根本没有公私，只要“欠情”，就要报恩，否则会被这个所谓的人情社会骂死，中国不可能有“毫无利己大公无私”的人。
中国人的“自私”和“无私”都不是自我个体的定义，而是在关系中被定义。所谓“上下一心”永远只限于特定的圈子内，只不过有时候这个圈子可以扩大到整个人情社会而已，即我们常说的“万众一心”。但也有用错的时候，慈禧想利用义和团“振奋人心”，结果天下大乱。
中国历代统治者不鼓励老百姓的“心”动起来，而老百姓只要有口饭吃，“心”也不会动起来，这就是“心”安“身”。统治者的逻辑是一旦人心动，天下必乱，所谓“动乱”就是人心“乱动”的结果。统治者必须做到“天下归心”，这也是君主制的必然性，君主就是“天下之心”。
另外老百姓也需要“主心骨”，中国人离开了“主心骨”就不能拿主意。既和自己的“心”有关，只关心“身”，而只关心“身”不会诞生独立的人格；又和统治者有关，在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只有“孤家寡人”例外。因此黑格尔才说“中国人只有一个人的自由”，但却是想干什就干什么的自由。
中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将关心他人之“身”的人称之为“有心人”，并且大家都竭力成为这样的人，否则在人情社会中很容易被淘汰。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人之间的关心，只是为了在这个人情中多存储一些“人情”，越多的人欠你的“情”越多，你就拥有了优越的社会资本，所以这不是一个真正有“人情味”的社会，而是一个相互利用的结果。真正的人情味不会做存储人情的工作，而是举手之劳飘然而去不留名。
这就谈到了中西的本质区别，我们讲“做人”，做一个有心人，但西方则“是人”，人之所以互相帮助就是因为人是人，不需要做，做就意味着不是发自个体的心甘情愿，而是迫于关系，从家庭到社会。即便有时候心甘情愿，但依然是因为关系，而非因为人就是一个人，因此才做人做的事情。
我们觉得西方的演员演技特别牛，而中国的演员则特别别扭，尽管大都数中国人看不出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做人”习惯了。或者说我们平时是一个演员，但演戏的时候我们却“不做人”了，给人一种特别假的感觉。西方正好相反，再好的演员平时都是一个人，但演戏的时候则是真正的演，所以给人留下的感受是演的好。
西方人也不能理解母亲们用哨声催促孩子“小号”的行为，如果这种最“自私”的行为也被人管着，那么他就不可能发展成独立的人格，将来只能“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个性不独立的表现就是对自己喜欢的人事物缺乏强烈的热情，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事物采取隐忍或逆来顺受，二者的结果都是麻木不仁。
如果过分地照顾一个西方人，会被人家视为对自己自主能力的极大羞辱。西方朋友之间也需要客客气气，但中国在熟人圈内则被形容外“太见外”，这种公私不分的人情社会也很难产生真正的法治，法制要求公私分明。
在西方人看来不经个体的允许，被强加在他身上的任何一种外力，这都属于任人摆布，但我们的文化却常常被人摆布或摆布他人。看似像是古道热肠的表现，但也容易变成干涉他人私生活或实现自我道德优越感的途径。西方人宁愿不要这种“照顾”，也不愿意别人的意志强加在自己的身上。因为这已经不是照顾，而是控制。
一味地“照顾”他人，最后他只能依赖你，不论要求是否合理，他都会以为理所当然，他也不可能理解你，因为他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依附于你，而越古道热肠的人最后越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的权限在哪里？他也懒得寻找，一旦习惯依赖的人失去了依赖。他就会将自己失败的理由归咎于别人，于是“我过不好你也过不好”的念头就会越来越强烈。你也不能怪他，一个人格不独立的人无法从自己的身上找到失败的理由。
中国熟人一起出行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他们宁愿浪费无尽的时间，也不愿意让其中的一个人掉队，他们认为落下他就不是正真的朋友之举。西方人则认为朋友就应该各自玩各自的，这样每个人的行动都是自由的。
中国人“面和心不和”时，仍然要维持团结的假象，尤其是大家族，暗中常勾心斗角。面本来就是表面的东西，在别人“面”前做人，就是给别人“面子”。“有心”就是给足对方面子，一旦“撕破脸”就有可能会想方设想整死对方。。
中国人的“表”是面子，“里”则是心，它多使用身体的内脏作为意象，比如肺腑之言就是真“心”，“倒胃口”就很难让两个人的“心”合得来，这都是人被“身体化”所导致的结果。
中国人很难拒绝别人的要求，如果拒绝，自己也会显得十分不自然。好像既没有给对方面子，自己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羞耻感就是因为别人的看法而让自己产生不舒适的感受，但罪恶感却是一个人自省的结果。
“耻”这个字就是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话而“止”，如果不停止，就会变成“厚颜无耻”。“厚颜”就是不要脸，或者说不要面子。中国大人常常训斥孩子时最常用的词语就是“丢脸”，在一个人情社会一旦丢了脸，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言可畏”。到了这个地步，自杀的概率非常大。
中国人也经常“不把人放在眼里”，在自己不熟悉的圈子内几乎人人都这样干过。但在老板面前，却是一副如果老板不在，自己的工作就无法展开的丧家犬形象。
尼采说：“不能服从自己，就会被命令。”易卜生说：“在我成为女儿和妻子之前，我首先是一个人。”这样的言论在中国人看来，前者会被视为想要造反，后者则是大逆不道。
中国人从小被训练成对待权威的态度会伴随他一生，他们晓得自己的生存哲学在于“听话”。尤其在某些场里面，不听话的将没有饭吃，和能力没有关系。
因此死亡恐吓对中国人最有效，因为中国人太注重安身。一方面是自身的缘故，另一方面是被有意者不停灌输的结果。“存天理灭人欲”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只要保住自身的臭皮囊就可以，结果就是“半死不活”的活着。
中国人非常反对“出头”，如果迫不得已也不要“先出头”。“出头”意味着个性，中国人不讲个性，西方人谈和中国人电影合作，只要将故事情节弄得越乏味，中方就越容易接受。
按理说男女双方吸引主要是因为彼此个性的缘故，这说明“灭人欲”并不能摁住人的七情六欲，但双方却经常发出“学学别人”的唠叨，个性就是不要和别人一样，和别人一样还谈什么彼此互相吸引。
这也难怪，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的教养多以孩子长高为荣，几乎没有一个家长去培养孩子的个性，反而在打压个性上一个比一个狠。中国人不仅不能接受别人公开的称赞，如果有一定要保持谦虚，而且还不能接受他人对自己的公开称赞，甚至都觉得为他人脸红。
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最牛，请大家支持他，我相信在中国将会失去所有人的支持。中国人不会考虑这个人有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人品有问题。中国人分不清道德和能力的区别，它们都被“心”包裹着。
中国人的个体代表着无助和无能，即便自己优秀，但在心理上我们总是输给西方人，甚至连阿拉伯人、印度人和非洲人都不如。我们见人要不毕恭毕敬，要不昂首无视，这就很难有风度的出现。很多公众场合，我们不敢发言并非因为紧张，而是“心”有了问题。大多数中国人都倾向于将自己的“价格”定的比实际的“价值”低，因此公众场合结巴甚至哑口无言完全正常。个体的无助总会觉得大家都在盯着你看，所以肯定会不自然。
我们提高自己的方式不是从人格的独立方面着手，而是通过贬低他人来提高自己，很多时候贬低的还不是对方本人，而是对方的相关之人，关系越亲近越好。比如国骂“他妈的”，而被贬的人认为，你说我什么都可以，但就是不能说我的家人，这实际上是双方都否定自己的人格独立。或者说他们都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格独立。在中国只有有权有势的时候才可以获得尊重，一旦失势那就真的是孤苦伶仃，这说明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存在人格上的彼此尊重。
在面对他人时，中国人尽管是从自我贬低开始，但很快就会使用卑鄙的方法来抬高自己，这种以退为进的方式在社会任一层面都多如牛毛。相反打击人的方式则是先抬高再将他摔下来，一定要做到使所有人感觉到不可思议才行。将这种方法运用到极致就是老谋深算，它和老奸巨猾的意思基本一样。
被压抑的个体给人的感觉就是“老实”，最后被压弯了腰换回人情社会几点鳄鱼的眼泪，这是中国人的悲剧。西方的悲剧则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最后失败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独立人格。中国父母为女儿择偶的标准首先是“老实”，实际上这是在酝酿悲剧。越老实的人人格越不独立，而责任需要的正是人格独立。试想一个人将所有的事情都交付别人打理，尤其像婚姻这样的大事，他就永远不可能有担当，因为他也拥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
中国人喜欢推卸责任，其实他们也无法承担责任，人情社会的人只是趋利避害或趋炎附势。中国式离婚之后变成仇人，也是人格不独立不愿意承担责任的表现，我们一直纳闷西方人离婚后还和朋友一样，就是因为他们的婚姻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他们也可以选择和离婚后的配偶成为朋友，这依然是一种人格独立的表现。
所谓“太平”和“大同”就是大家一模一样，别搞个人主义。所以打击个人主义也不能使用个人的名义，而人民这个词常常被误用就不要大惊小怪。一旦标新立异，马上就会脱离群众的口号给淹死。
因此中国人很少单独去干一件事情，还经常“拉大旗作虎皮”。
中国人虽然不会幽默，但小丑特别多。幽默的人头脑灵活，小丑完全是作贱自己。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看待尊严比生命还要宝贵，而小丑却是拿自己的尊严挽回失去的面子。面子是做给他人看，尊严才是自己的，幽默的人永远不会丢掉自己的尊严。
中国人也没有自由，却误以为散漫就是自由。自由是独立人格所享有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正是西方的个人主义，中国人误以为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私就是没有人情味，因此必须反对个人主义，其结果就是反对自由。
妻子常说：‘你明白这么多，但却是一个最地道的中国人。”没办法，知道是一回事，行出来是另一回事，毕竟自己也无法脱离这个人情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