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24 12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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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面前怀念一下柏拉图

   苏格拉底被处死之后,没有人比柏拉图对雅典更失望,但他的心思与精力不是花在如何为苏格拉底愤愤不平上,而是思考雅典到底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
   拆毁总是比建造容易的多,尼采一声“上帝死了”,整个西方的伦理一下子全部坍塌,直到今天走进教堂真心忏悔的人仍然寥寥无几。不论是生物学中的错误假设,即所谓的适者生存,还是社会学的错误假设,即所谓的革命与阶级斗争,最终所造成的损失远大于设计者的初衷,其原因不就是它以拆毁为起点,结果彻底迷失自我。
   有些人特别喜欢发帖,他们以极力接近事情真相为己任,还有一部分人在知道事情真相后尽量保持沉默。如果两者都能多一点柏拉图式的思考,即在知道事实真相后,思考一下如何重建岂不更好呢?
   苏联在历史中走过七十四年,在它解体的那一刻,没有任何一个士兵为这个政体哪怕鸣上一枪,这在历史上属于罕见现象,甚至连纳粹都有人愿意选择陪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了的真相。
    王朝的更替原本属于规律,但就如何清算前王朝的人,各国历史完全不同。苏联选择杀掉原本只想做一个好公民的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全家,中国开此先河的是南朝刘宋王朝的刘裕,二者的相同之处是他们都出生“寒门”。
    当苏联向俄罗斯过渡时,算得上是比较温和的方式,前王朝的人没有为它垂死挣扎,新王朝的人也没有全部清洗前王朝的遗老,而得益最多的应该是民众。这种和平的方式可能不会吸引所谓历史学家的眼球,但却最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我们一定要发问,为什么俄罗斯人改朝换代苏联的方式如此温和呢?为什么没有发生所谓的流血事件呢?我的答案是正视历史。
   专制下的沙俄和满清它们的区别是什么?沙俄与满清晚期它们都诞生过哪些人?沙俄以托尔斯泰为代表,满清我们能想到谁呢?只能拿出早一点的曹雪芹,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其实,沙俄与苏联都不喜欢托尔斯泰,但托尔斯泰现象自从诞生以来,就从来没有在这个民族中消失过,直到今天。这种沉淀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满清到现在所不具有的,它是一种不需要有人专门摇旗呐喊来捍卫它,也不担心有人攻击它的“东西”,所以我们无法效法俄罗斯这个民族。我们没有这种内核,甚至孔子的言论也经常在历史上遭到双方不休的争吵。
    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可以形成托尔斯泰现象呢?也就我称之为这个民族内核的“东西”呢?而这种“东西”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个民族的核心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而且即便有,我们也要考量它的载重量。薛华认为,欧洲很多小拱桥之所以没有坍塌,那是因为没有今天载重的大货车通过。民族的内核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坚强的基础,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在罗马人看来,斯拉人和日耳曼人没有区别,但为什么斯拉人的后代俄罗斯人能拥有这种不易坍塌的内核呢?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我们的后人留下坚实的基础,一座足以承载这个民族将来的拱桥。
   如果现在这个民族内核的载体还没有,那么我们就祈祷这个民族现在最好不要发生“变”,否则引起的将比面对的还要糟糕。唤起人们对事实真相的热情有时候容易,但同时要保持自己绝对冷静难。这就好比点火容易,控制火势谁都没把握一样。
   柏拉图暂时放下内心的痛苦,反而更加坚定地为雅典甚至希腊提出良方。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度?
柏拉图明白地上没有完美的政体,只有适合自己民族的制度。正如貂虽好,但不适合阿联酋土豪一样。
    击败过强大的波斯,却输给了自己,这就是希腊人,活在往日的虚荣中不能自拔。相反,德国与日本二战完败,但如今却是强国,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思考。
    历史留给它们的或许就是我们所缺乏的“东西”,不是虚假的自豪与骄傲,而是真爱与牺牲。只有这样唤起的才是觉悟,而非偏见,唯有民众觉醒,我们才可以谈“变”,否则将会沦为泼妇式的骂街,还美其名曰为“爱”。
   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不要过于喧嚣,所以保持沉默也并非纵容,而是在困难面前学会如何冷静,直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或许才是最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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