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或者说人类经历的灾难到底有什么意义？在当前，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真正有用的问题是如何消灭瘟疫。所以我很少看到跟瘟疫存在意义相关的文章。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早已经让我们潜移默化形成一种观念意识，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偶然。偶然能有什么意义？在被随机和偶然统治的大脑里，思考意义实在没有意义。
最近读《现代性与现代中国》这本书，非常喜欢。刘小枫的一些引述极大丰富了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我发现就瘟疫这个问题上，有三类知识层次可以尝试去回答。一个是自然知识。比较实证主义，显得最为有用。比如病毒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但无法回答意义。二是形而上学知识，更多探究本质问题，能够对意义进行一些回答。第三种知识则是获救型的知识。瘟疫或者灾难存在的意义需要从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中得到解答。
形而上学知识和得救型的知识有何区别呢？刘小枫说，形而上学知识并不提供个体的生存意义的解答，而获救知识则涉及个体参与上帝的救恩行动，关涉个体此时此在的价值实存。。。获救的知识不是理论性的、对象性的知识，而是“人为了上帝和自己的自我实现之生成的个体性的投身行动”。其实在圣经，就是所罗门所说的智慧。
在今朝，我们对以上两类知识都不关心，而只关心实证知识，就是那些引领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学问。韦伯曾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祛魅的过程，就是把神性从人间抹除，只留下人性。这个过程随着唯物主义的泛滥，继续往前发展，人性也被抹除，只留下物性。人除了比动物进化的高等以外，其他方面和动物没有什么不同。人的所有一切，本质上都是出于物质。也不再是出于上帝。意义的命题成为矛盾的命题。我们要找到意义，但我们抹除了赋予意义的上帝，于是我们通过自己创造意义。我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或者主人。
任何问题，人们都可以在三个层次上进行思考，或者可以面向三个领域。自然界，人类自我意识和上帝启示的层次，即圣经为载体的知识层次。
有趣的是，摩西在对待传染病的事情上，采取的亦是隔离措施。并非有什么绝招。即使他们见过上帝无数的神迹！几千年后，我们面对新的疫情，其实也是如此。人类看似发展，其实依然只是人类。不同之处是，古代社会是祭司去查看，现在是医生。不过现在我们的社会以进步的名义，摒弃了献祭赎罪的祭司，或者称为先知和牧师的职能。只留下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知识体系，以及被某种主义统治的价值观。
祭司的献祭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一群饥肠辘辘的猴子，首先把到手的香蕉献给看不见的存在，我相信你看见一定会惊为天猴！他们要么是疯了傻了，要么是得到了什么启示，明白了一些事情。
上帝不需要人类的祭品，但人类通过祭司的献祭赎罪，表明自己需要上帝。当他失去了这种启示的传承，看似发展，其实依然只是人类，甚至是更堕落的人类。无神论者摒弃人类最高的祭司耶稣，换上看似无所不能的赛先生，发展成不懂献祭不知上帝的文明之猴，实在悖谬。
在圣经当中，曾几次提到瘟疫。摩西第一次面对埃及法老，告诉他请让我们出去敬拜上帝，以防瘟疫临到我们！有意思的是这里的警告，不是你们埃及人会有瘟疫，而是以色列。但最终，由于埃及的刚硬，瘟疫临到了埃及的牲畜身上。上帝甚至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 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 我叫你存立， 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 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当约书亚带领百姓去迦南地的时候，妓女喇合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 神本是上天下地的 神。”
但身居高位的法老显然不这么认为，尽管是他曾亲身经历！为什么？因为他正是审判的对象。对于世人而言，情形是一样的。我们既是审判的对象又是得救的对象。但如果只作为审判的对象，他眼里的上帝就是法老眼里的上帝，而不是摩西眼里的上帝，也不是妓女喇合眼里的上帝。
这个病毒的存在，其实就像任何罪恶传染带来的后果一样，不过是用一种更加刺耳的声音，告诉我们人类都在接受死亡审判和等待救赎的路上。逃避瘟疫，表明我们一辈子都希望自己能逃避死亡。但人类最痛苦的事实是，这种审判早晚临到自己头上。有些人，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不过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对审判变得更加麻木而已。无神论带来的世俗主义和娱乐至死是最好的麻木教育。
所罗门说：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记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
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
(传道书 9:12-18 和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