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史学之名著《史记》，作者司马迁本人都不晓得自己竟然写的是一本史书。这是后来将《史记》归类之后的结果，并且还被尊为中国第一本史书，准确地说是第一本正史。因为史书包括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这是《隋书·经籍志》首次将中国书籍分为经史子集。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将自己的著作归为经书，继承的是五百年前孔子的《春秋》，只不过记载的重点不一样，《春秋》重于记事，《史记》重于记人。而《春秋》继承的则是五百年前的《尚书》，《尚书》尽管被归为经书，实际上它才是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史书，它的重点在于记言。
“尚书”中的“书”相对于“诗”而言，有韵就是诗，无韵则是“书”，“尚”是非常久远的意思。《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史记》记人。这三种记载历史的方式对中国后世记载历史的影响都十分巨大，只不过《史记》被重新划分为第一部正史后，就被后世官方不断给“正名”，给人感觉中国历史好像主要重在讲人，实际上“言”和“事”仍然也是中国历史的重点。
我们读史如果只读“人”，而没有注意“言”和“事”，就很难理解中国历史。但现在大多数关于记言和记事的“历史部分”，主要被划为经类或子类，因此我们学历史就不能只是单纯地读“史”，还要同时读“经”和“子”。
司马迁算是通经致用的代表，不论读多少“史“书，哪怕将正史全部读完，但未必能做到通经致用，因为没有读“经”。我们今天依然讲读经典，只不过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经典，以为有历史的沉淀就是经典，不可否认这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任何书籍都具有时代性，一旦超越了时代，就会成为历史，成为历史就意味着可能被代代传下去。如果只有时代性而没有历史性，就不可能成为经典。不要被所谓的新思想所迷惑，“新”可能只是为了时代的需要，而非历史的需要。可能有人会说一味地沉溺于又臭又长的历史，会使人固步自封，那是不通“经”的结果。
司马迁在“经”的基础上开创了“史”，一直到如今我们还没有创新和突破。这不能怨司马迁，只能怨我们没有认真研究“经”。尤其科举的产生，更是将“经”变成纯粹地应试教育，不允许有任何的发挥。“史”也被严重的限制，一代不如一代，直到今天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记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