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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教會教義學》第一卷(上冊)推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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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教會教義學》第一卷(上冊)推薦文


教會教義學》第一卷(上冊)推薦文

洪亮|《教會教義學》第一卷(上冊)推薦文


讀者手中這本問世於一九三二年的《教會教義學》第一卷(上冊)並非巴特事先按計劃要寫的書,如果不是因為計畫趕不上變化,巴特此時出版的著作應是一九二七年的《基督教教義學綱要》[1]導論部分的續篇,上帝論。巴特在《教會教義學》第一卷(上冊)前言中強調,這個變化並非源於一時心血來潮,而是不得不為之:“十二年前修訂《羅馬書》時所經歷的事情再次重演:我能夠而且願意像曾經一樣去講同一個東西,但我現在無法再按曾經的方式去講。除了從頭開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再次去講同一個東西,我還能怎麼辦?”[2]對巴特而言,《教會教義學》之於《基督教教義學綱要》,類似《羅馬書》第二版(1922)之於第一版(1919),兩次都是不得不“從頭開始”,用新的方式去講同一個東西。從篇幅上看,《教會教義學》第一卷(上冊)重寫了《基督教教義學綱要》的第一章以及第二章部分內容,之後出版的《教會教義學》第一卷(下冊)則覆蓋了其餘章節。《基督教教義學綱要》正文原有四百六十餘頁,《教會教義學》第一卷(上下冊)總計則超過一千五百頁,篇幅是前者的三倍。照巴特在前言中透露的設想,後續的《教會教義學》第二卷將處理上帝論,第三卷處理創造論,第四卷處理和解論,第五卷處理救贖論;倫理學的本質是上帝之誡命,在上帝論部分對上帝之誡命這一概念進行一般性闡發之後,它將透過秩序、律法與應許這三個視角分別被整合進創造論、和解論與救贖論的結尾部分。針對這個當時諸多細節尚不清晰的龐大構想,他已經寫道:“不用說,按我眼中認為正確的方式去完成這個構想,肯定要花費很多年頭。”[3]之後的三十餘年,巴特一直專注於《教會教義學》的寫作,但未能按原計畫完成這個寫作構想,便於一九六八年溘然長逝,留下第四卷和解論倫理學殘篇[4],第五卷救贖論部分則尚未展開。生前出版的四卷十三冊《教會教義學》總頁數已逾九千頁。

 

一九三一年六月四日,巴特在《教會教義學》第一卷(上冊)出版之前寫信給莫茨(G. Merz),指出“小冊子式”的流行寫作風格深刻影響當下的神學思維,“現在時候到了,至少要以綱要的形式重寫一本真正大部頭的新教教義學。”[5]一九六八年,巴特去世前在家中接受電台採訪,再次重申:“大多數神學家,尤其在當今時代,只會寫小冊子、期刊文或祝壽文之類的東西。我不喜歡這樣做,我告訴自己,如果已經是做神學的人,那我願意嘗試以綜合性的方式,針對我所認為的對上帝啟示的領受展開論述。”[6]如果只是為了“反潮流”,那巴特的這個觀點顯然意義有限,大部頭並不一定深刻,“小冊子”並不一定膚淺,他本人就曾從尼采和祁克果(S. Kierkegaard)的一些“小冊子”(例如前者的《論歷史对生命的用處與害處》與後者的《哲學片段》)裡受益良多。巴特僅僅是為了寫“厚書”才賦予《教會教義學》如此超常的體量嗎?當然不是!對他而言,“真正大部頭的新教教義學”意在以基督論為核心,對近代精神所塑造的新教系統神學進行徹底重構,頁數只反映了這一重構工程的繁雜與艱巨,本身並非目的所在。《教會教義學》脫胎於動盪而“短暫的二十世紀”,不是它的體量,而是它所關切的問題使其成為超越這個世紀的偉大“獨行者”(Alleingänger)[7],成為我們在端詳“二十世紀新教神學”這幅恢宏畫卷時首先映入眼簾的巨大存在,在這部沒有企及終點的“生命之作”(Lebenswerk)面前,自以為是的捍衛或自以為是的批判,都顯得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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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教义学(十三册)


筆者二零零八年前後開始接觸《教會教義學》,現在仍在閱讀。想和對《教會教義學》感興趣的讀者分享如下認識:《教會教義學》不僅代表了“某種”新教神學,更代表了新教神學本身,就像《純粹理性批判》或《精神現象學》不只是“某種”哲學,更是哲學自身一樣。打開《教會教義學》的恰當模式不是劍拔弩張的“新正統” (Neo-orthodoxy)批判,更不是躍躍欲試的“巴特主義”自我標簽;在尚未學會如何欣賞這部巨著之前,讀者需要的是無預設的心平氣和以及反覆扣擊的耐心,因為你是在一位真正的大師這裡去見識並學習新教神學的思維章法。《教會教義學》各卷正文部分包含兩個區域,一部分是大字體印刷區域,另一部分是小字體印刷區域,前者負責表述基本觀點,後者則承擔腳註與按語(Exkurs)功能,深入闡發大字體區域涉及的爭議之處並聖經與教義史背景。在這兩個文本區域之中,讀者可以學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大字體區域自成體系,針對所有讀者(無論是否有神學背景),展示獨立於現代價值與概念預設、回歸自身語言系統的新教神學如何進行自我表述;小字體區域面向專業性需求,呈現神學論辯與神學知識的縱深向度,讀者既可以留在大字體區域,品味巴特粗線條的思維風格與表達風格,又可以專挑小字體區域,學習巴特在聖經詮釋和教義歷史上的精細見解。需要提醒讀者的是,只有當持續閱讀多遍之後,這些層次交錯的意味才會逐漸顯露。

 

無論是對於初級水平的新手,還是對於高段位的資深研究者,《教會教義學》都是經得起重讀、常讀常新的著作,讀它就等於溫習做神學的基本功。舉一個例子,筆者在圖賓根念書初期從導師莫爾特曼教授那裡借過不少書,在借閱過的所有書籍中,他唯一不忘催還的總是《教會教義學》,那時的莫爾特曼已年逾八十了。除了這兩個文本區域,《教會教義學》四卷十三冊連同和解論倫理學殘篇的目錄部份值得讀者結合相關正文反覆揣摩,最好是自己動手做一張詳細的目錄結構圖。筆者一直認為,《教會教義學》謀篇佈局的整體建築學在二十世紀新教神學領域無出其右,尤其是第四卷和解論的構架更是登峰造極,是展現巴特結構性思維的最佳範例,深究《教會教義學》的目錄其實就是借助這部具有超常體量的教科書去練習如何搭積木,認識系統神學各個組成部分的關聯與張力。

 

在上文提及的一九六八年電台採訪中,巴特對為何要取“教會教義學”這個書名再次作出解說,重點與《教會教義學》第一卷(上冊)略有不同。他強調,當自己論述對啟示的認識時,他只能代表自己,但這個“自己”不是孤立個體,而是教會一員,故此命名“教會”教義學;“教會”二字說明了巴特的身份歸屬,但這個概念“並不是指教會為我說過的一切負責”[8]或進行權威背書,因為對啟示的認識與表達屬於一種神學探索,這種永遠在路上的探索建立在“知識與良知”[9]的基礎之上,絕非盡善盡美,已達終末。《教會教義學》不是對落自天庭的聖旨的謄寫,而是充滿自由精神的地上的神學探索,它的價值所在不是句句正確,而是帶著界限與局限的朝聖步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教會教義學》體現了五百年來新教神學的基本精神。

 

卷帙浩繁的《教會教義學》往往會給讀者留下壓抑的印象,似乎這裡一切都是神性當頭,人性已碾為齏粉。如果不再滿足於各類通常只是漫畫式勾勒《羅馬書》第二版的“巴特神學簡介”,而是以更公正的方式—也就是真去讀—對待《教會教義學》,你會發現“自由”這個概念在巴特心目中所佔據的核心地位。啟示不是壓抑人性的神性獨斷,而是發生在上帝與人之間具體而真實的盟約歷史,上帝的自由與人的自由在其間不斷互動。人之自由的真意並非近代以來“絕對的人”[10]對自身能力與價值的無限膜拜,而是人從對自身的絕對化中得解放;與之相應,上帝的自由不是他自在其身、隱蔽難測的意旨,而是為了人而出離自身,與人立約的自由。《教會教義學》關注的不是與時間保持無限距離的永恆,而是為了時間的永恆,不是拒絕世界的上帝,而是為了世界的上帝,只有“無上帝”的人,沒有“無人”的上帝。在<莫札特的自由>一文中,巴特這樣寫道:“陽光普照,但它不刺目,不消耗也不灼燒;天空覆蓋大地,但它不使大地不堪重負,不壓迫它也不吞噬它,大地以這種方式成為大地,並保持為大地,不必以泰坦式的暴亂去對抗天空。”[11]讓人成為人的上帝,讓上帝成為上帝的人,這兩者之間“奧秘非凡的中心”[12]就是新教神學試圖去理解的自由,對於這個自由,《教會教義學》给出了二十世纪最为深刻的注解。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於香港

 

(作者保留本文版權)


注释

[1] K. Barth, Die christliche Dogmatik im Entwurf. I. Die Lehre vom Wort Gottes. Prolegomena zur christlichen Dogmatik, hrsg. von Gerhard Sauter,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82.

[2]K. Barth, Kirchliche Dogmatik, I.1, Zollikon-Zürich: Evangelischer Verlag 1952, VI.

[3]A. a. O., XII.

[4]K. Barth, Das Christliche Leben. Die Kirchliche Dogmatik IV/4, Fragmente aus dem Nachlass, Vorlesungen 1959-1961, hrsg. von Hans-Anton Drewes und Eberhard Jüngel, Zürich: Theologischer Verlag 1976.

[5]Die christliche Dogmatik im Entwurf, XVII.

[6] K. Barth, Liberale Theologie, in: Letzte Zeugnisse, Zürich: EVZ-Verlag 1969, S. 38.

[7]Kirchliche Dogmatik, I.1, X.

[8] Letzte Zeugnisse, S. 38.

[9] A. a. O.,S. 36.

[10] K. Barth, Die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im 19. Jahrhundert. Ihre Vorgeschichte und ihre Geschichte, 2. Aufl., Zollikon/Zürich: Evangelischer Verlag AG. 1952, S. 19. 

[11] K. Barth, Mozarts Freiheit, in: Der Unvergleichliche. Karl Barth über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Berlin: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S. 51f.

[12] Ebd.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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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

德国图宾根大学神学博士,师从系统神学家莫尔特曼,二零一五年十月毕业,博士论文《面向终末的生命:卡尔巴特与爱德华图爱森早期著作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于二零一六年三月在Neukirchener出版社面世,先后获得图宾根大学新教神学系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学年最佳博士论文与博士考试奖,二零一七年度德国新教神学协会恩斯特伍尔夫双年奖与二零一七年度曼弗雷德劳滕施莱格神学希望奖。现任职中国神学研究院(香港)系统神学科助理教授,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同时兼任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重点为巴特、莫尔特曼、实践哲学、法律与宗教。目前师从圣安德鲁大学系统神学家施威博,继续撰写教授资格论文,主题涉及“汉娜阿伦特,汉斯约纳斯与朋霍费尔论责任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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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Vanci

校订:巴特研究、Imaginist、语石、Lea、Kimekei、伶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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