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公众当中，“猴变人”作为进化论的极简版自该理论甫一提出便深入人心，成为无神论者和基督徒论战的焦点。然而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猴变人”，这三个字在进化论中的含义并非公众所理解的那样。问题出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结论的简化和外延含义的变化，这一过程是非科学的。
在古代世界早期，巫术是人们解释所身处世界最权威的方式之一。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在其发展的早期，在世界观上与巫术以及宗教难以做到有意识的切割。但是随着现代科学以实验为基本手段的发展，科学逐渐摆脱了其幼年时期对于宗教或哲学世界观的依赖，从演绎作为主要方法成长为依赖思辨结合归纳法的一种智力活动。这一过程，与其说是科学作为受压迫者努力冲破宗教画下的牢笼，不如说是科学共同体形成独立的方法论，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探索科学边界的过程。
直至今天，无神论与科学的结盟，使得人们在接受科学的同时，也接受了与之结盟的形而上的理念，以为它们是天然绑定的。基督徒在这种力量面前呈现退缩的态势。究其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人们缺乏动力和能力去有意识地区分科学与附着在科学之上的哲学信念；二是基督徒中间普遍存在的信仰意识形态化，无法有效地将现代科学纳入基督教的理性传统之中。
基督徒群体中存在一种对待科学的双重标准。如果某些科学结论可以用来护教，那么就承认它，反之，如果与基督教相悖，就排斥它。这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双重标准。他们相信基督信仰与真正的科学是不矛盾的，与信仰矛盾的科学不算是真正的科学。其中有一种微妙的心态。一方面承认科学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另一方面却对某些（被诠释的）科学结论与（被诠释的）信仰之间的不和谐感到无所适从。
非基督徒群体中则存在另一种双重标准。他们认为科学研究是从坚实的证据出发得到科学结论，是理性的，基督教则是基于信仰而非证据的，是非理性的，因此将科学与基督教对立起来。然而这种简单的论断既没有触及科学的本质，也与实际的基督信仰相距甚远。他们一方面没有意识到信念在人类知识系统中的深刻地位，科学也不能例外，另一方面对基督信仰的理性传统知之甚少。因此一切调和科学与信仰的努力都被看作对人类理性的严重冒犯。
本文意在通过以进化论的争议入手，探讨科学的祛魅，呈现科学之为科学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圣经世界观与科学之间的联系和张力，架设科学与信仰之间互通的桥梁。
科学研究目的在于揭示物质世界运行的规律，是非道德性的。然而进化论一词却带有浓厚的价值判断，它隐含着进步的意思。虽然进化论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动物性的，但是进化一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显得进化过程似乎有特定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从而给进化论添加了一抹富含价值观的色彩。
然而谈及目的，就暗示了自然界背后有意识的位格者，这超出了自然科学研究的范畴，很少有生物学家会探讨这个问题。进化是否有方向性，严格来说是存在争议的，这取决于如何定义方向。从超长时间的尺度（亿年）来看，似乎后来者整体上比远古物种具备更加复杂的功能，直至人类这样的智慧生物出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是必然发生的。至于赖以支持有方向性的趋同进化，比如澳洲的有袋类动物，只能表明环境压力对少数物种相似的塑造作用，然而澳洲存在大量无袋动物，趋同并非一个普适现象。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以来，无方向性是最主流的一种观点。
清朝末年，严复（1854—1921）将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的“Evolution and Ethics”译介到中国，取名《天演论》，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原因在于《天演论》是一篇恰逢其时的精彩的政论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激励了几代人的救国热情。
值得关注的是，严复用了“演”字的翻译。根据沈国威的考证，“天演”一词是对赫胥黎原文中“cosmic process”的翻译，随后通过等义传递与“evolution”建立联系。<1>
达尔文并未从一开始就使用“evolution”来指代进化，而是用中性的“伴随改变的遗传”（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因为这种改变包含了进步（progress）和退步（retrogress）两种现象。最早采用“evolution”对进化论进行名词规范的是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他强调进步的含义，并且主要是将达尔文进化论用于支持自己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尽管二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牵强，斯宾塞的学说更多源自法国生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1829）的影响。<2>
严复译介《天演论》，并非认同赫胥黎的观点，而是因为后者的著作对达尔文学说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因此他可以通过译介斯宾塞的社会学观点来反对赫胥黎。<3> “进化”一词最早由日本人翻译并引入中国，但没有得到严复的认可，他坚持认为“进化”并不准确。
综上，虽然“evolution”在科学之外有进步的含义，但中性的“演”字更准确地抓住了达尔文学说作为自然科学的无目的无方向的本质特征，这是有人坚持把“evolution”译为演化论的原因。台湾的教科书已经采用演化论的版本，而大陆学界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演化而非进化。因此，为了更准确地表达这一理论的科学内涵，澄清作为科学的演化论的本来面目，本文采用演化论而非进化论的翻译。
演化论是科学吗？对于严肃对待该问题的人们来说，答案是什么会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在一些关键方向上的抉择，比如教育以及伦理选择等。要面向非特定群体回答这一问题，并不特别容易。有一些在其他领域非常资深的学者在此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不会认为“物理学是科学”是有争议的，但是在“演化论是科学”上却有不同看法。在沟通当中笔者发现，他们不自觉地会将演化论之外的观念添加进来，就好像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用演化论支持无神论时所做的那样。
2009年对于演化论来说是一个大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也是《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150周年。这一年，美国企鹅出版集团和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芝加哥大学生态与演化生物学系教授杰里·科因（Jerry A. Coyne）极有分量的科普著作《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Why Evolution Is True，为什么演化论是对的）。虽然科因在本书的科学之外也关注对于宗教解释的批判，然而他的批判基本是基于科学的，而非意识形态的。总体来说本书给读者呈现出了演化论作为科学的本来面目。
达尔文并非第一个提出演化概念的人，但他是第一个提出自然选择并且用丰富的数据作为支撑的人。科因将现代演化论总结为一个单句：一个生活在35亿多年前的原始物种——可能是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分子——逐步演化出了地球上的所有物种，其中大多数演化改变的机制是自然选择。<4>
对于一个物种来说，其DNA（deoxyribonucleic acid，脱氧核糖核酸）的遗传并非总是稳定的，而是会发生高频率的突变，其中大部分会被修复，但有少量会存留下来。这种基因层面的改变，要想表现在外在的特征上，不会只发生在一代或两代之间，而是需要经历成百上千代，甚至是数百万代。物种内部个体突变的不同，使得自然选择有了发挥的空间。自然环境给予物种压力的不同，造成个体对环境变化适应性的不同，从而新环境保留下来的基因也与过去有所不同。当这种差异积累到一定程度，新的种群不再和过去的种群交换基因，即发生交配行为，意味着新的物种出现了。
其中最富想象力的自然选择机制其实很容易解释。物种内部的个体在基因上彼此有所差异，其中一些差异会影响到个体在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那么在后续的世代中，能带来更高存活率和繁殖率的基因将会获得更多的拷贝。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有利于生存和繁殖的基因将在种群中扩散，而相反的基因则随着个体的死亡而被清除，种群越来越适应新的环境。
以上简单概述了什么是演化论，接着要问的是演化论仅仅是一种奇思妙想，还是有充分证据的科学理论呢？对于生物学家来说，正因为自然选择总是在过去的基础上进行修补，而不是将旧事物推倒重建，所以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供人们去寻找物种属于过去的线索。
化石，就是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线索，等待人们的发掘。在不同地质年代的地层当中，人们发现，早期的生命极为简单，而更复杂的生命则要在一定时间之后才出现。此外，最年轻的那些化石，与现存的物种较为相似。在后来的物种当中，可以观察到与先前的物种类似的特征，这可以直观地表明物种之间可能的变化关系。
有人可能会生出怀疑：这种观测性而非实验性的研究还算是科学吗？然而实验科学只是科学的一部分，有些学科是不能通过实验来做研究的。比如没有人能够让宇宙重新爆炸一次再对其加以研究，但是不妨碍大爆炸成为今天最具影响力的宇宙模型。其原因在于科学研究的根本特征不在于实验，而在于符合理性要求的假设检验（可证伪性）和可预测性。
大爆炸的提出是基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广义相对论。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1889—1953）通过观察发现，所有遥远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去，并且距离越远，其退行的视速度越大，这表明在遥远的过去，宇宙曾经处于一个密度和温度极高的状态，而今天仍在加速膨胀。既然如此，其产生的早期热辐射就会残存在宇宙各处，倘若能够探测到这种背景热辐射，就可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探测并鉴定出这一背景辐射的美国天文学家阿诺·彭齐亚斯（Arno Penzias）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因此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回到演化论，没有人可以让地球上的一切重新来过，因此古生物学家和宇宙学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在研究玄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古生物学家们认为，一个物种如果能够演化为另一个物种，那么就可以预测在恰当的地层当中存在某些中间过渡物种，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形态。与达尔文的时代相比，今天我们已经拥有极为丰富的化石资源（虽然更多的化石都在地质变迁和环境作用下不复存在了），也因此鉴别出了大量共同祖先和过渡物种的化石。
实际上最早对化石记录进行分类整理的人不是演化论者，而是神创论者，比如17世纪的丹麦博物学家尼古拉斯·斯坦诺（Nicolaus Steno，1638—1686），他提出了地层叠加原理，后成为主教，于1988年被罗马教廷追封为真福者。<5>
从整体图景来看，越古老的地层中的生命形态越简单，而最年轻的化石则与现存物种最为相似。从种系的变化来看，可以观察到后来的物种具有先前物种类似的特征，看起来像是先前物种的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越来越分化，越来越丰富，也就意味着，往前推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些物种的共同祖先。过渡形态和恰当的地质时期，构成了鉴定祖先物种的支柱条件。
举例来说，3.9亿年前，鱼类是唯一的脊椎动物，3000万年之后，陆地上出现了可以行走的四足动物。一个假说是鱼类“走”上了陆地。为了验证这一假说，就需要在距今3.9~3.6亿年之间的地层中找到一种介于鱼类和陆地四足动物之间的物种，它如果存在的话应当具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两栖类特征。
比如一种生活在3.85亿年前的晚期淡水肉鳍鱼和3.65亿年前的早期陆生四足动物棘螈。芝加哥大学的尼尔·舒宾（Neil Shubin）根据这两个物种的生存地点推测它们的中间物种化石应当出现在加拿大北部3.75亿年前的淡水沉积物中。<6>
在长达五年的艰苦搜索之后，舒宾终于在对应的地层中找到了提塔利克鱼（Tiktaalik）化石，它拥有鱼类的鳃和鳍，但同时具有两栖类的特征，比如拥有鱼类没有的颈部以及位于头骨上方的眼睛和鼻孔，而且它的鳍明显比肉鳍鱼更有力量，少而有力的肢骨取代了肉鳍鱼鳍内众多微小的骨头。更重要的是，提塔利克鱼有一套强壮的肋骨，有助于肺部吸入空气。
除了化石研究，胚胎学、组织学、生物地理学、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都从不同侧面将演化论打造成现代生物学的基础理论。上文以化石研究为例，说明演化论是一种科学理论，它不仅可以对物种演化过程做出理论解释和预测，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解释和预测是可以通过实践加以检验或证实或证伪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就其他研究方法展开论述。
至此，我们可以回应“猴变人”这一经典误解。今天的人类不可能是现存的任何一种猴子或其他灵长类动物演化而成的，其原因可以从演化树（Evolution Tree，见下图）上得知。<7> 演化树是一种亲缘分支分类方法，在树中，每个节点代表各分支最近的共同祖先，而节点间的线段长度代表演化时间。演化树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清晰地显示出物种的演化关系，以及所有现存物种包括人类、金丝猴、苹果、大肠杆菌，都处在同一演化层级上，没有谁是谁的祖先。
然而，演化论远远不是完美的理论，还有许多过渡物种尚未发现，它们中间可能99%以上都消失在地质变化的进程当中了。原始生命究竟如何形成？大脑如何形成？语言如何形成和发展？意识的本质是什么？演化论虽然已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科学理论，但是它仍然面临很多重要的未解之谜。或许有一些局部的理论会被新的证据证实或证伪，但是演化论作为整体仍是没有其他有力竞争者的基本生物学范式。引用一些演化论尚不能解释的问题去否定演化论是不明智的，倘若这一逻辑成立，那么不再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是可信的，因为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尚不能解决的问题。即使是无人怀疑的量子力学，带来的困扰也远远多于它的成就。
演化论给基督信仰带来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描绘了一幅生物学图景，还越过它自身的科学边界，塑造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观。如果生命是演化来的，那它们还会是上帝创造的吗？如果人是由低等动物演化来的，那么我们在众多的生命当中又有何特殊之处？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史中，究竟哪一个才是亚当？或者说，真的存在一个历史性的亚当吗？倘若亚当的历史性被否定，基督作为第二亚当的历史性就值得怀疑了。圣经的创造观如果是错的，其他部分又如何令人信服呢？
和历史上那些反对基督教的哲学观念相比，演化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有证据说服力的科学理论。当达尔文版本的演化论提出的时候，基督教信仰就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之中。随着多个学科不同侧面的研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时，危机逐渐加重了，主流基督教宗派也相应地发展出几种应对的方法。
一种方法是否认演化论的科学性，进而用智能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作为替代性理论。<8> 该理论认为一个超自然的设计者（他们谨慎地避免使用基督教的上帝一词，以弱化理论的宗教背景）在历史当中多次出手设计物种难以置信的复杂适应，或是引导产生偶然的奇迹突变。对于化石显示出的物种渐变性的发展，智能设计论宣称那是由于超自然设计者把生命设计成像是演化过来的一样。而对于演化中那些难以确定细节的过程和复杂机制，智能设计论则认为是超自然的介入导致的。这被称为“空隙中的上帝”（God of the gaps）。<9> 也就是说，那些难以理解的细节被视为超自然创造的证据。
这一理论在新教基督徒中间流传甚广。尤其是在美国一些保守州，智能设计论一直在努力进入公立学校的讲台。然而稍微加以审视，就会发现它不是一种科学理论，它并没有提出任何可供检验的假设。而且它的宣称存在一个巨大的可信度风险，那些难以理解的细节被视作超自然创造的证据，一旦人们找到其中一些环节的现实证据，那么智能设计论只能就此后退，同时伴随着信誉的丧失。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拓展其研究边界，解释一个又一个“解释不了的问题”的过程。以“自然主义解释不了”为由反对演化论，使得智能设计论难以得到科学共同体的同情和理解。
另一个主流的理论是神导演化论（Theistic Evolution）。<10> 该理论认为，演化就是上帝创造生命所采用的规律。和无神的演化论相比，唯一重要的区别就是演化是否有一位超越的主导者。天主教是最重要的持有该观点的分支，一些新教科学家比如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也如此认为。早期有一些地方神职人员激烈地反对演化论，但是达尔文的著作从未被列入天主教官方的《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11> 天主教多年来对演化论没有固定和官方的立场，庇护十二世（Pius XII，1876—1958）是第一位在通谕中直接提及演化论的教宗。
他说：“……教会的教导层并不禁止以下活动：遵循人类科学和神学的现状，就这两个领域中人所经历的方面而涉及演化论学说的研究和讨论，只要这样的研讨在考察人身体而非灵魂的起源时认为其来自早先已存在且有生命的物质——因为大公教会的信仰要求我们持守如此立场，灵魂乃是由天主直接所造。当然，那些支持和反对演化论观点的不同理由务必要以应有的严谨、温和及分寸来衡量和判断……”<12>
1996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 1920—2005）在宗座科学院的一篇演讲中提到：“在他的通谕《人类》（1950）中，我的前任庇护十二世已经申明，演化论与关乎人类及其天职的信条之间并无冲突，前提是我们不丢弃那些恒久不变的观点。……如今，那封通谕发表将近半个世纪后，一些新发现让我们认识到演化论不只是个假说。事实上，如此现象是令人瞩目的：在经历不同学科那里的一系列发现之后，此理论对于研究者精神的影响业已逐步增大。这些彼此独立的研究在结果上的趋同——既非事先计划也非特意寻求——本身对演化论形成了显著的支持……在有些哲学思想的启发之下，演化论认为，精神要么是有生命的物质自身作用力的产物，要么是该物质的某种简单附带现象。这样的理论与人类的真相是不符的，也因此不能为人的尊严提供根基。”<13>
可以说，神导演化论是目前基督信仰与演化论融合度最高的一种理论，也得到科学界不敌视基督信仰的群体的接纳。但是这一理论造成的后果就是否定了创世记第一章的历史性。当然，天主教通过诠释也解决了亚当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天主拣选了一个灵长类生物，将灵呼入他的身体，造成了第一个人，也就是亚当。
第三种理论是成熟创造论（Mature Creation）。<14> 该理论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之后，把宇宙演化和物种演化的痕迹放入自然界中，由此，人类被造之后可以直接看到上百亿光年之外的星光，看到地层中的恐龙化石。在基督教会早期，如犹太哲学家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约前20—约50）和基督教神学家凯撒利亚的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约330—379）都持有这一观点。今天该观点并不流行，但也有一些拥趸，其往往是伴随着年轻地球论一起出现的。它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是无法得到任何科学上的验证，也令人怀疑上帝如此安排的用意。因此，很难搭建起可用的桥梁，来作为科学和基督教之间的沟通渠道。
还有一些其他理论试图解决演化论和基督信仰之间的张力，但都缺乏影响力。事实上，对于相信圣经无误论的基督徒来说，尚不存在一个完美的解释。从基督教和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史来看，二者始终保持着一种亦敌亦友的复杂关系。奥卡姆剃刀（novacula Occami，Ockham’s razor）作为认识论上的革命性理论，曾对天主教会构成挑战。<15> 按照曾经作为官方观点的唯实论，凡事都有双重因果关系，一重是自然的，另一重是属灵的。因此当一块石头从山顶上滚下来时，一重解释是自然律使然，另一重解释是天使或魔鬼把它推下来。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约1287—1347）反对这种说法。这引起了教会的警觉，因为共相观念与基督教世界观和神学如此紧密地联系着，任何对官方哲学的反对都被同时视为对官方教义的反对。可是当今天的天主教会不再唯独坚持双重因果关系论时，天也没有塌下来。这不是教会向科学妥协，而是在宗教与科学的互动中，逐渐厘清各自真正的内涵。
放到宗教与科学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演化论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实际上并不具有否定基督信仰的能力。实证科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有限性：解释对象的有限性、解释方法的有限性和理论适用范围的有限性。这决定了科学作为一种认识论，在认识真理能力上的有限性。并不存在一种科学理论，可以无所不包的解释一切。非物质的灵魂并不是科学的研究对象，科学也不解决灵魂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与无所不包的全部主义是相悖的。无神论是一种全部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与无神论并不能划等号。
道金斯主张：“我们是由旨在制造更多相同DNA副本的DNA构成的机器。因为有同样的东西，花与生物王国中的一切其他事物相同，因为花传播着用DNA语言书写的‘复制我’的程序。这就是我们的确切作用。我们是传播DNA的机器，DNA的传播是一个自我维持的过程。这是每个生物活着的唯一理由。”<16>
道金斯热衷于把事物还原为“冰冷的信息”，高度赞扬科学的“深沉审美热情”，实际上他持有一种强烈的科学主义的观点。<17> 科学主义试图解释一切，它认为科学作为认识论所获得的知识是为事物作出解释的唯一可能的描述，这也是一种全部主义。科学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哲学，试图将自己与科学绑定，以增加自己的说服力。但是科学本身从来都不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它只能描述一个有限的物理图景。科学主义与科学的绑定是一个很没有科学精神的行为，因为科学主义缺乏实用的手段去检验它所描绘的世界。
宗教也面临同样的试探。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地心说作为自然哲学成为天主教会中世纪晚期官方认可的哲学。哲学作为神学的婢女，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出在，某种哲学超越其他哲学成为众婢女中的首席，和官方神学绑定。在教会历史上，相比任何一种哲学，只有以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作为根基的神圣传统是永恒不变的，这是由基督——第二亚当——的历史性确立的。
基督被钉十字架，三日后从死里复活。这一历史事件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盲人摸象式的认识论。在此之前，人们或从经验，或从基本观念出发，去推导一个可能的世界。但十字架之后，世界的本源被显明出来，世界的存在也并非没有意义，甚至世界的正常运行都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基督就是神的智慧，是神设计并创造整个世界所依据的道，就像希伯来书所写的：“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藉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18>
这实际上为看待演化论乃至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支点。换言之，用演化论的观点去检验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一件本末倒置的事情。演化论并没有揭示世界的真相，它所揭示的，是在一个有限的时空条件之下用有限的方法寻找到的规律。就人来说，演化论揭示了人的肉身是如何演变而来，但是附着在演化论之上的科学主义进而宣称这就是人的本质。如果物质性是人的唯一本质属性，并且人的一切都处在演化过程当中，那么人用以研究演化的理性也应当具有物质性的本质，并且仍处在演化过程当中。因此，理性必然存在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可靠到可靠的过程，并且演化尚未终结。在此过程中，我们无从分辨哪一刻是理性变得可靠的开端，正如演化论指出的那样，由于物种的演化是连续的，我们无从分辨哪一个灵长类生物可以被称为第一个人，也即历史性的亚当。那么，理性既是持续演化着的，又如何能令人信服今天人们研究演化所依据的理性是可靠的呢？如果今天的理性比昨天的更可靠，明天的理性又比今天的更可靠，那么就意味着不存在可靠的理性。如果理性的可靠性值得怀疑，那么它是否存在也就不那么确定了。既然如此，所有依赖于理性的智力活动都将不复价值。这就意味着，在演化论的框架下，物质性是人的唯一本质属性是一个自我证否的命题，作为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与演化论是不能兼容的。甚至晚年的达尔文在1881年7月3日写给爱尔兰哲学家威廉·格雷厄姆（William Graham，1839—1911）的信中也提到：“……我总会产生可怕的怀疑，从低等动物的意识发展而来的人类的信念是否具有任何价值，或者值得信赖。会有人信赖一只猴子意识中的信念吗（假如这样的意识中存在任何信念的话）？”<19>
从历史性的基督出发，反而提供了审视演化论的合理框架。演化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所得出的结论是有条件的。在关于物质世界的形成方面，演化论是如今最有解释力的一种科学理论，人们尚未找到更具说服力的科学理论，或许这就是上帝创造生命的规律，但也可能不是。它可以解释物种的演变，甚至是古猿到人的演变，但是无从否认亚当的历史性，因为亚当的历史性是由基督的历史性——这具有确定性——决定的。在演化和亚当的历史性之间存在一个难以化解的张力，但它并不是必须在当下予以解决的，是可以留待时间去解决的。除非演化论试图提供一个世界观，但那时它就不再是演化论本身。
智能设计论和神导演化论是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两种替代性解释。前者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却试图以科学的身份出现在公立学校的讲台上，这无疑削弱了其道德水准。福音派基督徒对此理论的热衷一方面强化了和对手的对立，切断了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也将自身陷入到一种无意识的无知和虚伪的形象之中。而梵蒂冈对神导演化论的承认似乎又一次重复过去的错误，虽没有把演化论确立为教义，却以官方承认的姿态将科学理论与信仰再次绑定起来。在演化论的科学地位无人撼动的今天，这种态度会受到欢迎，但是一旦将来真正具有挑战力的新理论取代演化论时，教会将陷入新一轮的被动之中。
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将信仰与科学分别置于合适的地位，而非争辩彼此承认或否定到何种程度。基督信仰和科学并非二元对立的。基督信仰本质上是基于启示的，没有启示，人就没有能力和途径认识神。基督自己就是启示的最高峰，他要求人通过信心来认识他，认识他就是认识神。这种信心不是主观的感受，而是神赐给人的礼物，人通过信心与基督建立联系，从而与神建立联系。通过信心，人可以认识到神是世界的本源，基督是他的谋士，基督决定了整个宇宙如何运行，也维持宇宙的运行。换句话说，宇宙的诞生和运行都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事件。但这不意味着科学研究需要引入超自然的存在。
信心并不反对理性，甚至可以说，没有信心，理性就不知站立在何处。正确的信心给理性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哲学对此提供了绝佳的证明。历史上人们建立起很多彼此相冲突的哲学系统，它们之所以发生冲突，不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理性，而是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基础信念。科学作为一种认识论，也有其信念基础，比如宇宙的齐一性。法国化学家约瑟·普鲁斯特（Joseph Proust，1754—1826）曾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水和碱式碳酸铜，为要验证相同的物质是否具有相同的组成。虽然今天看来定组成定律是一个常识，但在当初人们并没有这样的概念。齐一性是实践归纳得到的信念，但谁也不能充分检查每一个角落来验证该信念的正确性。<20>
因此，科学同哲学一样，本质上建立在缺乏坚实根基的信念之上。只是与哲学不同，科学的优势在于人们可以通过证据来强化或放弃某些信念。尽管如此，这种归纳式的认识论仍难以完全担当寻求真理的重任。科学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理解物质世界，从而提供智力上对上帝创造的审美，却不能提供一套道德性的指导。基督信仰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信念的支点，但并未为其提供研究的方法，也未提供一套解释的框架。这是为什么在面对自然科学的时候，信仰需要保持克制的原因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基督信仰面临的挑战，并不来自科学，而是依附科学而生的哲学信念。
<1> 沈国威，《Evolution如何译为“天演”？》，https://www.kansai-u.ac.jp/Tozaiken/publication/asset/bulletin/52/kiyo5207.pdf。Thomas H.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D. Appleton, 1899), 6.
<2> 侯波，“斯宾塞社会进化学说与达尔文进化论之考异”，《求索》，2009年12期，第91-93页。
<3> 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8-101页。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91-112.
<4> 杰里·A. ·科因著，叶盛译，《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Jerry A. Coyne, Why Evolution Is True (New York: Penguin, 2009), 3.
<5> Nicolaus Steno: Biography and Original Papers of a 17th Century Scientist,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Troels Kardel and Paul Maquet (Berlin: Springer, 2013), 1-5.
<6> 杰里·A. 科因著，叶盛译，《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 第44-49页。Jerry A. Coyne, Why Evolution Is True (New York: Penguin, 2009), 35-38.
<7> 详见：https://www.evogeneao.com/learn/tree-of-life。
<8> 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lligent_design。
<9> 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God_of_the_gaps。
<10> 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istic_evolution。
<11> 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authors_and_works_on_the_Index_Librorum_Prohibitorum。
<12> 教宗庇护十二世，《人类》（Humani generis），1950年，http://www.vatican.va/content/pius-xi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p-xii_enc_12081950_humani-generis.html。
<13> Pope John Paul II, “Message to the 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 on Evolution”, October 22, 1996,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en/messages/pont_messages/1996.index.html.
<14> Don B. DeYoung, “Mature creation and seeing distant starlight”, Journal of Creation, 2010, 24 (3): 54-59, https://creation.com/images/pdfs/tj/j24_3/j24_3_54-59.pdf.
<15> 罗杰·奥尔森著，吴瑞诚、徐成德译，《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0-361页。Roger E. Olson, The 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Twenty Centuries of Tradition and Reform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9), 349-354.
<16> Richard Dawkins, “Ultraviolet Garden”, Growing Up in the Universe, Lecture 4, Royal Institution Christmas Lecture, 1991, https://www.rigb.org/christmas-lectures/watch/1991/growing-up-in-the-universe/ultraviolet-garden. Alister E. McGrath, Dawkins’ God: From The Selfish Gene to The God Delusion (Chichester,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2015), 171.
<17> Richard Dawkins, Unweaving the Rainbow: Science, Delusion and the Appetite for Wonder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0), ix-x.
<19> Charles Darwin, “To William Graham 3 July 1881”, 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 https://www.darwinproject.ac.uk/letter/DCP-LETT-13230.xml.
<20> Bernard Jaffe, Crucibles: The Story of Chemistry from Ancient Alchemy to Nuclear Fission (New York: Dover, 1976), 91-92.
此文首发于《世代》杂志第 9 期（2019年秋冬合刊：如何做研究），详见《世代》杂志网站（kosmos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