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批判》第三讲：中国思想之起源
这一讲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思想的起源问题。
让我们从中西对比开始讲起。西方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有强大的法治传统，也可以说西方政治就是法治的政治，西方社会就是法治社会，这是西方从古自今的特点。那么，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特点是什么？能否用一个词来概括呢？我认为可以，那就是“礼治”。所谓“礼治”，就是用“礼”来治理。中国古代政治，就是礼治的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也可以叫做礼治社会。
“礼”是什么？礼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讲的礼仪，它是一套整全性的、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的社会规范，它的范围远远超过法律条令。我们知道，《五经》中就包括《礼》经。《礼》经一方面讲周代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也讲不同身份的贵族的礼仪规范，这些礼仪规范非常细致，对贵族的言行举止、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比如，周天子可以用九鼎吃饭，诸侯只能用七鼎，卿大夫只能用五鼎，普通的士就只能用三鼎。
礼治是一个金字塔式的治理结构，天子高高在上，然后实行层级式管理，最底层的就是老百姓。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孔子讲克己复礼，本质上就是为这套即将崩溃的体系注入新元素，从而寻求新的合法性，让它得到新生。孔子被称为圣人，孔子的思想又以维护周礼为核心，可知“礼”确实是中国思想的核心。
礼治的核心是宗法，在先秦时代，它在政治上表现为封建制，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它表现为郡县制。这里顺带纠正一个错误的说法，即认为秦朝到清朝，中国历史一直处于封建社会时期。事实上，中国在先秦时期的确是封建社会，但秦朝以后，并不是封建社会，它跟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很多人之所以把中国古代社会叫封建社会，是受源自西方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影响，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么一路讲下去。这是用西方的某一派理论来套中国历史，其实是非常不适用的，因此现在学术界已经基本抛弃这种说法了。
那么，到底什么叫“封建”？“封建”就是“分封、建国”的意思，天子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和功臣，让他们建立国家，而这些功臣也是自己的家臣。领受封地的人就是诸侯，诸侯又把土地再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受到封赏的人就是大夫。这样一级级封下去，所以叫封建。在封建制下，下一级对上一级负责，不能越级负责，比如对天子负责的只是诸侯，老百姓与天子之间不会发生直接联系，他们只需要对他们依附的诸侯或大夫负责就行了。为什么秦朝以后中国就不是封建社会了？因为秦以后，分封建国的制度逐渐消亡了，汉代“七王之乱”以后，王子们基本上就没有封地了。
另外，先秦的封建制又与嫡长子继承制等其他制度相结合。什么叫嫡长子继承制？就是说天子、诸侯、大夫等等的权位、名号必须由正妻生的长子来继承，分封到封地的，是其他儿子。这样，金字塔式的政治、社会结构就形成了。
上面讲，礼治的核心是宗法，那什么叫宗法？最浅白地说，就是一个家、一个宗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有好处，得分给共同体内部的人，大的好处分给直系亲属，尤其是儿子，小的好处就分给旁系亲属。封建制可以消亡，秦朝以后，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但宗法精神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
宗法制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家天下，就是权力私有，就是公私不分，既化公为私，又化私为公。“国家”这个词典型地反应了中国的宗法精神，“国”不过是“家”的放大，对君王来说，家事就是国事，没法分开，这就是所谓的“家国同构”。中国人的国家观与任何其他民族都不一样，就是到现在，我们不是还有“家国情怀”的说法吗？说白了，我们还没有走出家国同构的观念，还没有从观念里把家与国分开。
家天下又是怎么来的呢？从历史上考察，传说尧、舜都是公天下，尧把天下禅让给舜，舜把天下禅让给禹，舜不是尧的儿子，禹不是舜的儿子，那个时候是传贤不传子。但天下传到禹这里，他不按尧舜的旧规矩出牌，他把权力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从此以后，中国就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为什么尧舜不把权力传给儿子，而禹要这么干呢？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尧舜时代社会还没多少财富积累，当王也没多大实际好处，而到禹的时代，财富有所积累，当王的好处就大了，所以他就把位子传给自己儿子了。
这里还涉及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传统。为什么要搞祖先崇拜？因为迷信血缘，认为血缘最靠得住。中国人为什么有多子多福的思想？因为子孙身体里流淌的是自己的血脉，而这血脉又是源自祖先的。人都有一死，但中国人认为，自己死后，自己的血脉还在，相当于自己的灵魂就延续下来了。
说白了，宗法制、家天下都是私心萌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大禹传位给儿子，开了一个恶例，我认为禹不能与尧舜并称圣王。
总结一下，礼是观察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的关键词，礼的核心是宗法，宗法制的来源是家天下，家天下的来源是私心萌动的结果。
问题是，任何政治制度都存在一个合法性问题。所谓合法性，就是一套逻辑自洽的说辞，这套说辞要说服老百姓，老百姓要心悦诚服，否则任何统治都是没法持续的。中国这一套礼治秩序的合法性来自哪里呢？我在前面说到了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天子要分封诸侯，要行宗法，老百姓为什么要听他的呢？
我认为是中国先民对宇宙的看法塑造了，或者说虚构了人间秩序的合法性。
让我们来看孔子说的一句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你看，天子像北极星一样，位居中央，天子以德治国，大臣就会像星辰一样拱卫他。
这个比喻揭示的是什么呢？揭示的是人间秩序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北极星是天的中央，被比喻成北极星的天子就是人间的中央，作为中央，当然都有被“众星共之”的权力，所以中国人的王权观源自宇宙观。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国从上古到周代的宇宙观。
上古社会还没有文字，那么如何理解上古呢？有两个办法：一是人类学的办法，也就是通过调查那些尚未开化的部族来推测“文明”人的过去。但每个部族的进化路径未必都是一样的，所以这种办法的说服力越来越弱，人类学家基本已经不用这种方法来论证人类的上古时代了。第二种就是考古的办法。这是比较靠得住的，因为毕竟有很多实物能说明问题。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玉琮。玉琮是上古时期（公元前3000年）良渚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礼器，就是古人祭祀天地的祭器。玉琮内圆外方，中空。天圆地方是古人对天地形状的想象，玉琮内圆，象征天是一个圆顶，外方，象征地是方形的，中空，表示天地之间是可以沟通的。
天地虽然可以沟通，但谁来沟通天地呢？只有作为上天之子的天子，才拥有这种资格和权力。天子是天人之间联系的枢纽，他上承天命，下令百姓。他借助巫史卜祝一类人来解释天命。垄断了对天命、天意的解释权，也就是垄断了话语、垄断了真理，这样，也就垄断了人心。由此，天子才可以号令天下。
葛兆光先生说，早在上古时代，中国的先民已经有宇宙的观念，认为天地有中心与边缘，中国人自居天地中心，而帝王又是人间的中心。这个观念“通过一系列的隐喻，在思维中由此推彼，人们会产生空间关系上中央统辖四方，时间顺序上中央早于四方，价值等级上中央优先于四方的想法。”既然天是围绕北极星旋转的，人就该围绕天子转。这些想法既然源自于天，王权观是人们对宇宙观比附的结果，它自然就是神圣的。
如果说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上古的解释还有些想象的成分，那么进入商代以后，历史基本就是真实的反应了。这不仅是因为《史记》里就有《殷本纪》，最重要的是考古学家发掘了安阳殷墟、江西大洋洲遗址和四川三星堆遗址，在殷商遗址中，还发掘出了十万片以上的甲骨卜辞，卜辞就已经是文字了。
殷商时代是一个加速秩序化的时代。首先是神灵谱系的秩序化，帝、天是诸神之神，之下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四面八方都有分管的神灵。一个完整的时空观念被构造出来了，中国和四夷的观念被构造出来了。这个宇宙神灵世界是一个等差结构，因此祖宗的神灵系统也是一个等差结构，祖灵世界以父系血缘为主构成，兼及母系血缘。祭祀自然也就分出等级来了。与此同时，巫史上能通天，下能通人的作用得到了凸显，按葛兆光先生的看法，职业思想者在殷商就已经诞生了。他们必须懂得占星历算知识、祭祀仪轨和医药方技知识。
周代照样祭祀天地神灵，但进一步强化了血缘关系的价值，也就是礼的价值。周礼成熟于成王、周公的时代，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家国同构。在周代，巫史的分工更为细密，比如，史就分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等等。巫史一类人制礼作乐，由天地等差秩序构造出人间等差秩序，所以《礼记》的《礼运》篇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因为人间秩序遵循的是天地秩序，所以它就具有合法性和神秘性，这套礼治秩序一旦确立，它就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人创造了文化，但文化一旦被人接受，它翻过来就会塑造人，甚至强制人。
而这，就是中国思想的源头，也是中国思想的秘密，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礼治之道规定了中国之后几千年历史走向，直到晚清西学东渐，中国遭遇了天崩地裂、天塌地陷的巨大思想困境，历史才发生渐变，而这种渐变到今天都尚未完成。
总结一下本讲的内容：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的核心词是礼治，礼治的合法性源自中国人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与神灵系统的结合虚构了人间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本质上是自私的。这一切，与古希腊的共和国理念是多么的不同啊，所谓“共和”，就是公共的意思，共和国的国家事务，是每个公民的事务，由公民共同决定，因此它姓公。所以，中西关于政治的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