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 25 12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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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救济反而更容易滋生贫穷呢?

1601年,英国颁布了《伊丽萨白济贫法》,这是欧洲第一个国家救济制度的出现。这部法正式确认政府有扶贫济困的义务,但随着社会变迁的发展,到了斯宾塞青少年的时代,《济贫法》不仅令富人恨它,穷人也恨它,它成了全民的公敌。
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主人公奥利弗就是在这种制度环境成长起来,孤儿是被虐待的形式被救济的。斯宾塞之所以反对慈善,并非因为慈善本身不好,而是政府不应以法令的形式搞慈善,这无异于勒索,这和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道理一样。正如当时的社会,人们大多数都以《济贫法》为自己捞取私利。斯宾塞认为慈善应当是一种自动自发的民间行为,他认为如果没有法令,公民的恻隐之心会使他乐于施善,但一旦变成法令,公民就会认为这是一种义务。
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们在秋收时都会故意留下一些麦穗,听任无依无靠的人收取。这里没有政府的任何硬性规定,只有本真的同情心和相传的美好风俗。大卫李嘉图也认为“如果为贫民所有的子女提供帮助,只会使弊端变本加厉。”
经济学家的发言经常会让老百姓怒不可遏,但经济学家的头脑还是会让老百姓羡慕不已。在滑铁卢战役打响之前,没有人敢赌英国会赢,但大卫李嘉图却几乎倾家荡产低价收购了英国的国债。他也很讲义气,拉上自己的好朋友马尔萨斯一起投资,结果马尔萨斯当天就被焦虑折磨地难以入睡,第二天就反悔了。战争结束后,二十五岁的大卫李嘉图资产超过二百万英镑,而精明的马尔萨斯只能在夜里偷偷抽自己耳光了。
我们谈论这件事情是为了证明大卫李嘉图的远见,但政府能不能采纳大卫李嘉图的建议呢?即便采纳,也不好实施,因为它必然涉及伦理问题。如果不帮助穷人,穷人越来越多怎么办?
美国遗传学家威廉古尔德给了答案,他认为穷人中有很多精神疾病,把他们关在精神疾病医院显然不够,还应当阉割他们。这样的主张不要说在当时非常超前,而且即便现在也很难操作,哪怕是现代医学,况且精神疾病的鉴定本身也很难,但为了国民素质,这样的改变刻不容缓。
但如果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既不要立法救济,又不要阉割,而是采取任天为治的方式,即所谓的自然选择,穷人自然会被淘汰。不过,一讲到进化论,我们就会觉得时间太久,但其实进化论也可以是一件很快的事情。比如我们熟悉的金鱼,人工选择可以把自然选择引向我们想要的方向。
进化论认为不仅应该废除救济制度,而且还应该废除婚姻制度,那就真正做到顺其自然了。在动物界,最有竞争力的雄性赢得一切权力,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交配权,而那些落败的雄性如果不能卷土重来,它们就不可能拥有自己的后代,故动物的“素质”总是处在强化的地步。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在现代文明的国家中,基本上都不建议甚至立法不允许弱智者结婚,其理由主要就是担心生下来的孩子还是弱智,问题是人类的制度或法律究竟有没有这样禁止的权力呢?如果说生育权是人生来而具有的自然权利,那为什么法律还要剥夺这些人的权力呢?法律要做的是保证每一个人生来而具有的权利,所以从法理上讲,制定这样禁止的法律实际上体现的不是公平,反而是不公平。至少从进化论的角度看,这不公平。
退一步讲,我们之所以认为禁止智障人氏不应该结婚,主要是因为优生学的缘故,担心他们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弱智。但如果法律禁止智障人士不能继承父母的遗产,我们就会觉得十分荒唐,实际上禁止他们结婚和禁止他们继承遗产本质上没有区别。既然侵犯他的财产权不合理,那么侵犯他们的生育权也就不合理。因此,国家两方面都不应该禁止。
我们说一个社会的公平首先是对弱势群体的优先待遇,作为弱势群体的智障人士,他们理应得到更多的照顾。弱智之所以没有结婚只能说是能力不够,但法律不能禁止。淘汰应该交给自然选择,而不能人为干涉,所以金鱼也不能算是进化。
在实际中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即放任不管完全依赖自然选择。道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也要考虑人类婚姻的本质。纯粹的爱情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文书的保障,维多利亚·格里芬作为一位资深的第三者,尽管你觉得她好像有问题,但却被她的东西触动。
她说:“情妇是被真正爱着的,并且她也明白婚姻会威胁到她的这种被爱的感觉。情妇都知道,如果情人来到自己的身边,那是因为他们愿意而来。作为丈夫,一个人也许仍然爱着自己的妻子,也许已经不爱了,但他们必须在一起,因为婚姻将他们束缚在一起了。但对情妇而言则不是这样,她想知道的是她的魅力是否还对那个男人有效。那个男人一定崇拜自己才行,否则他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了。”
实际上,维多利亚·格里芬是在尝试回答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制度性婚姻是伴随着私有制而来,反过来在公有制的社会,婚姻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婚姻实际上是一种财产制度,财产和继承才是婚姻中的头等大事。只要私有财产被保留,婚姻则必须被保留。这种将婚姻看成是私有制副产品的观点,不可能是婚姻的真正本质。不过,我们要谈的核心是解决穷人问题,至少我们知道废除婚姻行不通,除非取消私有制。
这个问题转了一圈又回到金鱼里面解决,既然动植物可以优化,为什么人类自身不可以优化呢?在此必须暂时放下道德问题,否则就行不通,1883年弗朗西斯·高尔顿发表了《人类的才能以及发展》,简单地理解就是“优生学”。他是达尔文的小表弟,他是一个神童,但不适应当时学校的学习气氛,好在他年纪轻轻就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而且还没有人约束他。
那时候富二代热衷冒险,高尔顿亦如此,并且根据自己的冒险经历整理了一本叫《南部非洲探险记》的书,结果书籍不仅畅销,而且还获得一枚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的金质奖章。高尔顿玩够了,开始找另外的乐趣,结婚开始过平淡的日子,闲来无事开始研究统计沏茶,结果又有很大的成就,但他又觉得无聊了。这时候,他表哥的《物种起源》深深地刺激了他。
先天禀赋和后天培养究竟哪一个重要呢?高尔顿支持前者,他自己本来就是一个神童。当然,这不能成为论证的铁证。统计是高尔顿的强项,不差钱还有时间,他注定能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他通过大数据的统计方式,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父母在某一方面表现得“超常”,子女往往会向“正常”的方向上做一些“回归”,即“回归均值”。
高尔顿写过一本《对祈祷效果的统计调查》的书籍,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简单地理解“回归均值”。人们向上帝的祈祷,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无效,而且一般无效比有效更多,但为什么人们还是能虔诚地相信上帝呢?佛教也类似,信奉佛教的人认为得到佛祖的帮助那是虔诚的缘故,得不到帮助那是因为自己的虔诚还不够,因此要做的不是不相信佛祖,而是继续自己的虔诚,直到自己的虔诚达到佛祖的要求,佛祖就会帮助。
信仰出错还是自己出错的选择中,人们更容易选择自己出错。后来有一种叫“认知失调理论”,讲的差不多也是这回事,人总是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或者说,有办法总比没有办法强,哪怕是个糟糕的办法都可以。很多人们以为的深谋远虑有可能是临时胡编乱诌,但它总比没有强。有点类似于“皮格马利翁效应”,幻想也有可能变成现实。古时候的人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占卜,道理一样,通过吉凶暗示自己,虔诚到一定的地步就会产生奇迹。
“回归均值”意味着信徒其实什么也不做也无所谓,你以为祈祷获得的保佑和帮助,实际上都是“回归均值”的结果,而无效也不用担心,最后也会回归均值。这样的言论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但高尔顿满不在乎,这是他统计的结果,而且他也不缺钱。
救济穷人亦如此,政府的干预并不能解决问题,什么也不做最后它也可以“回归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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