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13日下午，一场肃穆隆重的纪念大会在武昌文华公书林（中国第一个真正具有现代公共图书馆意义的图书馆）司徒厅举行。六七百人齐聚一堂，不计其数的花圈挽联述说着人们的敬意和怀念。人们纪念的，竟是一位外国女性。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奉献了一生，她就是韦棣华女士，黎元洪总统称她为“中国图书馆运动的皇后”。
韦棣华一生都没有结婚，她是嫁给中国，嫁给图书馆了。认识她的人都亲切地称她“韦小姐”。她把上帝的爱带到中国，亲手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图书馆，她以远见卓识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文华图专（全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英文名称为BooneLibrary School），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然而，今天，即便在图书馆界，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宗师呢？历史不应该被湮没，她的精神不应该被忘记，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可亲可爱可敬的韦棣华女士吧。
韦棣华（原名Mary ElizabethWood），1861年8月22日生于美国纽约州巴达维亚（Batavia）附近一个名叫埃尔巴（Elba）的小镇。[1]父亲爱德华·法麦·伍德（Edward Farmer Wood）和母亲玛丽·琼·伍德（Mary Jane Wood）都有新英格兰血统。他们共育有七个子女，韦棣华是唯一的女儿，排行第四，最小的儿子叫韦德生（Robert Edward Wood）。
韦德生说他的姐姐韦棣华比她的几个兄弟都更多继承了祖先的新英格兰精神。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她的忠于职守。她自告奋勇承担起照顾最小的弟弟的责任。弟弟上学后，她督促弟弟学习，弟弟对文学的兴趣也受她的影响。韦棣华在公立学校上学，但她的学识却更多得益于自学，她非常喜爱阅读，尤其是英国文学。[2]1889年，巴达维亚创办了一所公共图书馆——理察蒙得纪念图书馆（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韦棣华出任该馆首任馆长。她丰富的学识使她常常能够帮助别人。
1898年秋天，韦德生由美国圣公会外国差会派往中国，长驻武昌传教。1899年，义和团运动突然爆发，并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华北大地…韦棣华与弟弟姐弟情深，十分担心弟弟的安危，于是她决定独自一人从旧金山坐船来中国。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韦棣华于1899年底抵达上海，而后转赴武昌。看到弟弟平安，韦棣华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当时圣公会在武昌刚刚创办了思文学校(Boon Preparatory School，文华书院的前身)，极需英文教师，在弟弟的推荐下，韦棣华受聘在该校教授英文。她爱学生，对教学极其认真，哪个学生的发音不正确，她必反复示范、纠正。每到节期，有回不了家的学生，她就置办茶点，邀请学生来家吃饭，并以游艺助兴，总是师生尽欢才散去。哪个学生病了，她温语安慰，尽力帮助。在学习中，学生们总会提许多问题，韦棣华意识到没有图书馆是不行的，于是她向国外的朋友和一些机构（如美国妇女援助会、教会期刊俱乐部等）求助，争取到了3000多册赠书和赠刊，在文华校园的八角亭内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虽然小，却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因她杰出的才能和工作表现，美国圣公会于1904年任命她为该会的平信徒传教士。
1903年，思文学校易名文华书院。1906年，更由书院升为文华大学，一间小小的图书室不敷应用，韦棣华萌生了要创办一所现代化图书馆的想法。这所图书馆不仅仅为文华大学的师生服务，也要为武汉广大市民服务。韦棣华说，“我觉得做这项工作乃是神的感召，它是主的中国计划之构成部分”。在她的心里，装着的不仅仅是校园里的学生，还有社会上的普通民众。因为韦棣华来中国后，深深体会到开启民智，应以提倡教育和文化为先务，而这两件事哪一件能离开图书馆呢。于是，在文华书院旁边的龚家花园，韦棣华买下了一块地皮，开始筹建一所现代图书馆。
虽然韦棣华曾经在家乡的图书馆当过十年的馆长，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在民智未开，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图书馆为何物的时候，白手起家创办图书馆，是多么大的挑战！但再大的挑战都难不住韦棣华，因为上帝是她的山寨和磐石，她呼求的时候，祂就赐她智慧和力量。
韦棣华决心回到美国，专门进修图书馆学。1906年，韦棣华返回美国，就读于纽约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学院图书馆学校（Pratt Institute Library School in Brooklyn）。同时，她四处演讲，为修建图书馆寻求资助。1907年，她在《差会的精神》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中国中部建立一所基督教的图书馆》（a christian library for china），“以解决这个古老民族的图书馆饥荒”。同年5月她又在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第29届年会上宣读了《一个中国城市的图书馆工作》，第一次将中国图书馆的情况介绍给美国图书馆界。通过不懈努力，韦棣华获得了一万美元的捐款和大量赠书。1908年夏天，她返回武昌，并将其在美国的个人用品悉数运来中国，从此扎根在中国。中国是她的禾场，图书馆是她的修道院，她忠实地回应着上帝的呼召。
韦棣华回到中国后便投身于图书馆的建设中，她如养育孩子一般，精心地筹备着这所迥异于古代藏书楼的图书馆。韦棣华为她的图书馆命名为“公书林”，寓意公共、开放、公享，名字典雅又贴切。在滴下数不清的汗水后，1910年5月16日，文华公书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开放典礼。公书林的落成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喜事，因为这座号称“十万元之建筑，三万册之图书”的图书馆，不仅是大学图书馆，还对武汉三镇的各界民众开放。韦棣华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韦棣华用来自上帝的爱爱着她的读者，她也希望每一个读者都能认识她所信的上帝。公书林门楣上书“智识诸宝咸蕴基督”，左右两侧则镌刻着对联：“仰之弥高钻之弥深”和“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公书林主体建筑外观是古希腊式的风格，由汉口著名建筑师德希斯设计，内部采用中国风络，家具全为红木。韦棣华热爱中国艺术，她希望中国人看到这座图书馆，就知道它是为中国人建的，进入它里面，就感觉回家一样。
公书林内设编目室、参考室、阅览室、报刊杂志室、书库、孙公纪念室（专藏商学书籍）、罗瑟纪念室（专藏西文书籍，以捐款人罗瑟博士命名）、博物古物陈列室、实习室、图书馆学研究室和斯托克斯大厅（以捐款人纽约慈善家O.P.斯托克斯小姐命名）。据回忆：“公书林以书库为中心，居大厅中央。长长的大厅内一排排双面架上陈列着按杜威法分编的精装图书；侧面靠窗设有阅览座，读者座厢前后也是背靠双面书架，排列成套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经典巨著，琳琅满目。[3]难能可贵的是，为了给予读者更多找书的方便，让读者体会到在书海中畅游的乐趣，韦棣华不顾文华校长翟雅各之人的反对，毅然在公书林内实施了开架阅览。这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在欧美也只有少数图书馆试行。
公书林虽然建起了，然而来使用它的民众并不多，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公共图书馆还是一件新鲜事，普通人对它并不了解。韦棣华想了很多办法吸引人们走进公书林，比如在公书林举办演讲、读书会、故事会、音乐会等活动。由于两江分割，许多读者不方便直接来馆借阅，于是韦棣华先后在圣迈克教堂和三一教堂设立阅览室，方便人们就近阅读。韦棣华还建立了“巡回文库”制度，将各种书籍，每箱50-100册，装箱分送到各个学校、机关、工厂陈列，就近阅览，定期交换。据《美国图书馆手册（1917-1918）》，在1915－1916年，文华公书林总共设立了18个小型巡回文库，向公立学校、中医诊所、教会学校、军营、煤矿等处送去了近1800本图书。箱内所装图书既有英文书籍，也有中文书籍。后者主要是英文书籍的中文译本，也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带有中文注释的英文文学经典。其中，英美政治家传记、历史类图书、政治类图书与小说最受读者欢迎。此外，文华公书林还会为部分学校有针对性地提供宗教书籍。
在韦棣华的努力下，公书林的名气越来越大，赢得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心。然而，办好公书林需要更多的图书馆学专业人才。韦棣华于是先后派学生沈祖荣和胡庆生出国留学，专攻图书馆学。沈祖荣家境贫寒，17岁才开始识字，在思文学校就读，后又继续在文华大学文科深造。他凭着超常的毅力取得了优异成绩，1911年获得文华大学第一届文学学士学位。沈祖荣在文华读书年间，被韦棣华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深深打动，于是，他毕业后毅然决定留在公书林供职，从此将一生献给图书馆事业，成为韦棣华的得力助手，共同缔造了中国图书馆业界传奇。
1914年夏，受韦棣华的资助和派遣，沈祖荣飘洋过海，来到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成为中国图书馆史上留洋攻读图书馆学的第一人。两年的留学生涯使沈祖荣对图书馆的价值产生了深深的认同，他说：“一个国家的文明既不依赖于她在海上拥有多少一流的战列航，也不依赖于她能动员多少装备精良的军团，即使这是获得尊重和免受侵犯的必需品，而是有赖于她拥有多少高效的学校、学院、高质的大学、消闲公园和充足的图书馆。…图书馆，正如卡莱尔所称的‘人民的大学’一样，是民众日常摄取其知识食粮的机关。”
沈祖荣学成回国后，1917年，韦棣华联合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携带各种仪器，到处宣传新式图书馆。足迹遍布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河南、山西等地。他们抨击封建藏书楼，宣传欧美现代图书馆公共、公开、免费、共享的思想，在全国掀起了新图书馆运动，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影响深远。
随着新图书馆运动的蓬勃开展，新式图书馆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全国各地的新式图书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韦棣华开始思考图书馆人才培养问题，萌生了创办一所图书馆学校的想法。然而师资经费校舍缺一不可，谈何容易。韦棣华于是从三方面着手解决问题：一是继沈祖荣之后，再派胡庆生留美专攻图书馆学，以备师资之需；二是组建董事会专门筹集学校所需基金；三是与文华大学校长孟良佐先生商量，于文华大学中设立文华图书科以解决校舍问题。
1917年，韦棣华派遣胡庆生赴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学。1918年冬季，韦棣华自己也回到了美国，参观纽约、波士顿、匹兹堡与克利夫兰等地的图书馆学校，同时还到波士顿的西蒙斯学院图书馆学院进修。韦棣华不仅学习了各校的教育模式与管理经验，还比较系统地攻读了一些图书馆学课程，为后来创办与运营文华图书科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美期间，韦棣华也为学校募集资金。1919年，韦棣华和胡庆生回到中国。
1920年3月，韦棣华与沈祖荣一道，在文华大学创办了文华图书科，开创了中国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的先河。鉴于韦棣华的卓越贡献，文华大学在文华图书科开校典礼上隆重地授予韦棣华女士名誉文学硕士学位，以资表彰。1925年，文华大学改称华中学。1927年，华中大学暂时停办，图书科单独成校。1929年8月，经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及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成立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韦棣华和沈祖荣将图专校训定为“智慧与服务”，这个校训凝结着深厚的信仰内涵——“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韦棣华深知，没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爱，如何能尽心尽力地服务好读者呢？文华图书科首届招收六名学生，即后来在图书馆界享有盛誉的裘开明、桂质柏等六人，称“快乐六君子”。文华图专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不少毕业生还远赴海外图书馆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华图专于1938年西迁重庆，1947年迁回武昌，1953年并入武汉大学，改名为“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后以该科为基础成立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韦棣华不仅是图书馆学家、图书馆事业家、教育家，还是一个外交家。1924年，她获悉美国有退还庚子赔款的想法，决定联合中美两国朝野名流上书美国总统及国会，并回国促成此事。韦棣华在华盛顿住了数月。奔走报馆，见记者，拜谒总统，访参众两院议员435人，除有病或不在京城者，其余均曾拜见，最终促成国会在退还的赔款中拨出一部分专门发展图书馆事业。
韦棣华的事迹还有许多许多，篇幅所限，不能悉数写出。她日夜为图书馆事业操劳，转眼来到中国已经三十年，上帝要让她息下地上的工作进入荣耀里了。
1931年，因为心脏病突发，韦棣华住进了医院治疗。原定要在5月16日举行纪念大会和庆祝大会（一是纪念韦棣华女士来华服务三十周年，二是庆祝文华公书林成立20周年、文华图专成立10周年），怎料女士病情急剧恶化。令人感慨的是，即便在弥留之际，她仍不忘图书馆事业，她叮嘱看护长好好地护理她，让她能够活到纪念会举行那天，因为那天会来好多朋友，好多学生，她要请他们帮助公书林，帮助图书馆学校，扶助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她对图书馆事业的痴心，对中国人民的爱心令人唏嘘不已！然而，她没能撑到5月16日。5月1日中午，沈祖荣校长领着学生在排练校歌时，女士辞世的噩耗传来，大家都十分悲痛。韦棣华的弟弟韦德生也来了，嘴里不住地念着“我的姐姐”。
韦棣华死后四壁萧然，一无长物，她的学生毛坤说，他跟随女士五年，未见女士添一新衣，置一新鞋。在世人眼中，她是贫穷的。她也甘于物质上的贫穷，因为她的心与基督在一起，她遵循了基督的教导“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她的一生，都在实践基督“爱神爱人”的诫命，把自己的积蓄都用于发展图书馆事业，关心学生的冷暖，为贫民施衣施米从不吝惜。
葬礼上，韦棣华穿着平生最爱的黑色礼服，躺在罩着黑布的棺材里，左手拿一本又大又老的《圣经》——礼服和《圣经》都是韦棣华祖母留下的，右手拿一朵将开的鲜花（生前，她唯一的消遣就是种花。）多少人在心中默默悼念她，又有多少人撰文纪念她。有的说，“韦小姐化成了灰尘，我们每个人也从她那里得了一粒，我们似乎都有韦小姐灵魂附在身上，我们都是韦小姐的化身。” [4]还有人说，“她那仁惠的慈容，和她那爱人如己为社会人群服务的精神，以及她那处处含有诗意的风格，都在我们心灵中刻下了永久的痕迹。”[5]
美国圣公会鄂湘赣皖教区吴德施主教在纪念会上致辞，他说我们不能忘记韦棣华是一个基督徒。信仰是她喜乐、勇气和洞察力的源泉，这不仅带给她自己祝福，也如灯塔般照亮了那些认识她的人。
韦女士苦心创办的文华公书林，如今已不复存在。公书林虽一度被列为武汉市的历史保护建筑，却在1987年按“危房标准”拆除。公书林的际遇令人叹惋，然而，它的影响却不可磨灭。韦棣华女士借着她在图书馆的服侍所散发出的馨香之气也弥漫在无数人的生命当中。她如一粒麦子，落在中国的土地里死了，就结出千万子粒来。
她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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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作者简介：
尹红，基督徒，1970年出生。199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图书情报系图书馆学专业，2004年获四川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
自1992年至今一直在成都体育学院图书馆工作。发表论文十余篇，参编教材一部。
尹红姊妹也是“路加翻译”的同工，目前在校对《盖士利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