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批判》第二十四讲：周敦颐：大开山
题外话：最近有人骂李泽厚先生，原因是李先生在回忆金庸的文章里提到金庸小气，当年他逃亡美国时金庸只资助6000美元，所以他拒不接受。我非常理解李先生，如果我身处那种情景，这点钱我也会拒绝。况且李先生的回忆文章还是承认金庸此举“当然是好意”。那些骂李泽厚先生的人，有几个真正读过他的书，认识到了他的价值？！
（正文）这一讲我们讲周敦颐，他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
周敦颐（公元1017年-公元1073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与跟他同辈的邵雍一样，二人都是名士或高士，与后世以程朱为代表的正襟危坐、峨冠博带、力斥佛老的理学家的作风决然不同。他当过的最高官职是江西南昌的知府，但他的兴趣却是当个隐士。他不喜欢交游当代人，却喜欢神交古人，也极喜游历山川，渴慕神仙生活。晚年定居庐山莲花峰下，号称“濂溪”，人称“濂溪先生”。他从不铲除窗前野草，因为他要借此感悟万物生机。可见，他的生活作风是道教徒式的。他也能欣赏佛教的妙处。众所周知，他写过流传千古的散文名篇《爱莲说》，可是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他爱的偏偏是莲花？莲花不正是佛教的象征物之一吗？他就不怕别人批评他这个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思想不纯吗？其实这都是以俗人眼光猜度高士。在像周敦颐这样的高士眼里，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开山祖师，何况他在思想史中的地位是被后人，尤其是到朱熹才极力强调并论定的。
朱熹对周敦颐评价极高，他接过了韩愈的道统说，认为：“盖自邹孟氏没而圣人之道不传。世俗所谓儒者之学，内则局于章句文词之习，外则杂于老子释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逐一出于私智人为之凿，浅陋乖离，莫适主统，使其君之德不得比于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跻于三代之盛。若是者盖已千有余年于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圣贤之奥，疏观造化之原，而独心得之。立象著书，阐发幽秘。词义虽约，而天生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毕举。河南两程先生既亲见之而得其传，于是其学遂行于世。士之讲于其说者，始得以脱于俗学之漏，异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于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于尧舜其君民者。”
朱熹文中提到二程“亲见”周敦颐“而得其传”，说明周敦颐在世时就已经有人认识到了他的价值。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还比较年轻，二程的父亲程珦通判军事，见周敦颐“气貌非常人，与语，知其为学知道，因与为友，使二子颢、颐往受业焉”。程珦欣赏周敦颐的学问，因此请他当自己两个儿子的老师，黄庭坚则赞赏周敦颐的为人，称他胸怀广大、超然脱俗，“如光风霁月”。
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他深刻地认识到了“天”的价值，作为思想家，他的志向是“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他的两部代表作《太极图说》（又称《太极图易说》）、《通书》（又称《易通》）都是解释《易经》之作。他通过这两部著作构建了新的天人关系。太极图源于道教，可见周敦颐思想受道教影响极深。
有人说《易经》是中国人的《创世纪》，在我看来，《太极图说》就是宋明理学的《创世纪》。《太极图说》不过是一篇249字的文章，表面上看，它只是对太极图（与今日所常见太极图不同）的解说，但周敦颐已经用极其精到的文字勾勒、规定了中国半部思想史的发展方向。因为这篇文章极为重要，现全文抄录如下：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即阴阳五行）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
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这篇文章看似简单，但如何解读，尤其对文中“无极”与“太极”的关系的理解，历来众说纷纭。比如，南宋时，陆九渊、陆九韶兄弟就曾就文中“无极”一词与朱熹辩论两次，每次辩论，双方都写了上万字书信阐述己见。陆氏兄弟认为，“无极”一词源于道家，《太极图说》有“无极”，但《通书》中不见“无极”，所以“无极”是个累赘无用之词，或者是周敦颐学问未成熟时的提法。朱熹则在答陆九韶的信中说：“然殊不知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但朱熹又认为：“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故曰‘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我认为，朱熹看到了太极本身的问题，以及“无极”的价值，但对“无极”与“太极”的关系的理解又是错的。“太极”是物质性的最高存在，“无极”则可谓抽象的主宰之天。“无极而太极”之“而”字，并不是并列义，而是承接义，也即是“无极”生出“太极”。“太极本无极”则是“太极”本于“无极”义，而非“太极”的本质是“无极”。
为什么如此解释？首先当然是从文章内在逻辑链条和作者用词习惯出发（此中细节此处不再展开）分析的结果，其次是从该文版本变迁出发的分析结果。“无极而太极”最初有两个版本：《国史.周敦颐传》原文为“自无极而为太极”，《九江故家传本》原文为“无极而太极”，两个版本均显示出是“无极”生出了“太极”。
要言之，周敦颐通过引入道家的“无极”观念，即“有生于无”的观念，将其嫁接于儒家的“太极”观念上，重新构建了儒家的天道观和天人关系，弥补了传统儒家天道观不足的缺陷。周敦颐思想中的“天”就是无极，他的宇宙万物生成逻辑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化生万物——人为万物灵长——圣人与天地一体，故能为人间制定标准。至此，周敦颐为天、地、人都立了法：天之道为阴阳，地之道为刚柔，人之道为仁义。
周敦颐对道家的借用不仅体现在关于“无”和“无极”的观念上，还体现在“主静”观念上，但这一切借用的目的还是为了重新激活儒家，引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的论点。可以说，作为思想家的周敦颐调用了道家的思想资源对儒家实现了“转化性创造”。而且，这一“转化性创造”不仅体现在对道家的借用上，还体现在对阴阳家的五行观念的借用上。要知道，周敦颐是根据《易传》来解释太极图，但《易·系辞》里有“四象八卦”观念，并无五行观念，《太极图说》里的五行观念完全是周敦颐自己加进去的。
《太极图说》虽然高屋建瓴、开天辟地，但毕竟文辞简约，很多问题并没有说清楚。比如，主宰之天与人的主体性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天在何种程度上主宰？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努力？这就要留待《通书》来解说了。
《通书》共四十章，起于论“诚”，终于论《蒙》《艮》二卦。金观涛先生认为：“《通书》解决了儒学的另一个重大命题，这就是圣人可学。”“在汉代，因为圣人不可学，最多可以修炼成为君子，君子的道德实践必须是为帝王服务。周敦颐则肯定地说，圣人可学，士子只要去欲修身就可以成圣，在境界上明显高于为帝王服务。”的确，在《通书》中，周敦颐提出了一个自问自答的问题：“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显然，周敦颐这里已暗含后世“天理人欲”说了。
如何才能成为无欲的圣人呢？关键是“诚”。《易·系辞》里本无“诚”的观念，此为《中庸》的重要观念，《通书》借此观念以作为全书中心观念。在《中庸》中，“诚”有“本体”及“工夫”二义，前者指最高之形而上存在，后者指通向这个形而上存在的方法和路径。《通书》对“诚”的解释与《中庸》相同，有时它又兼容了这两层意思：就本体义而言，《通书》的表述有“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 本体意义上的“诚”，既是主宰之天，又是创生万物的动力。就工夫义而言，《通书》的表述有“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就本体、工夫兼容义而言，《通书》的表述有“诚者，圣人之本”。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圣人所本（依据）的是诚”，也可以理解为“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是因为他能达到诚的境界”。
周敦颐还提出了一个与 “诚”相应的概念——“几”。“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几者，动之微，善恶所由分也。盖动于人心之微，则天理固当发现，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间矣。”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天道是“诚”，所以人应该“诚”，但人心一动，可能做到“诚”，可能做不到。做到，就是善；做不到，就是恶。做到，是因为服从天理；做不到，是因为摆脱不了人欲。所以，善恶全由“动”来定。“动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邪动，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动。”先秦儒家是主张刚健有为的，而周敦颐主张“心静”、“慎动”，已经开启了宋明理学内倾化方向。
人能否做到“诚”，与“性”有关，所以周敦颐也提到了“性”这一概念。但他所说的性，不过是一种感性的存在，也就是我在上一讲讲到的“气质之性”，与程朱的定义决然不同。周敦颐说：“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这句话，不同的学者解释非常不同，在我看来，联系下面这句话则可以解释：“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已矣。”简言之，性分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四种，但最好的性是中和之性。因为天道就是中道，所以人能达致中和之性，也即“诚”，就能沟通天道。天人合一由此证成。
上面讲到，《太极图说》得出的结论是“天道为阴阳，人道为仁义”，那么，阴阳与仁义之间是什么关系？《通书》回答了这个问题：“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
《通书》还论及了种种问题，兹不详及。
通观《太极图说》及《通书》可知，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只大略论及了天人关系，其中有太多细节问题没有论及，而且周氏之理论体系并不圆融。比如，天道既然主宰万物，人欲又从何而来？“性”既然只是“气质之性”，那就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为什么、或在何种意义上才能达致中和状态？既然性中有善，理论上即有“至善”状态，为什么周敦颐又要强调中和状态？如此等等。
周敦颐为宋明理学之开山鼻祖，凡开宗立派者，其理论都不能精纯完备，所以我们对周敦颐也不能苛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