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爱因斯坦和朋霍费尔如何爱国

今天，很多人从未想到，爱国这个话题会引起如此大的分歧和纷争。

而在近一个世纪之前的德国，因为如何爱国，就曾掀起过轩然大波。

故事的主角，一个是举世瞩目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一个是年轻的牧师朋霍费尔。

一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国总理。至此，德国开始进入纳粹时代。

而早在1932年12月12日，爱因斯坦便和妻子爱尔莎便成功逃离了德国，踏上了去美国访问的旅途。

纳粹对犹太人的歧视、迫害，早在希特勒攫取最高权力前就已显露端倪。纳粹党从不掩饰对犹太人的仇恨，“将犹太人赶尽杀绝”是纳粹党始终如一的目标。

只是希特勒刚上台时，他立足未稳，尚需在国际上树立良好形象。在犹太人的政策上也常有反复，时而残酷迫害，时而又有缓和。

这种断断续续的缓和哄骗了很多对纳粹党心存幻想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事态很快就会变好，或者将稳定在可以忍受的程度。却不知，他们正在一步步走进希特勒精心谋划的血盆大口。

爱因斯坦似乎有先知一样的预见。在希特勒还未掌权时，他就开始考虑永久离开德国了。

早在1931年，爱因斯坦早早就觉察到了危险。他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便明确表明了自己想要放弃德国国籍的想法。

爱因斯坦说，“议会的解散，经济的崩溃，纳粹分子的巷战，共和党的软弱，所有这些预示着将要到来的灾难。”

恰如爱因斯坦所料，希特勒甫一上台，便立即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清除犹太人的文化影响。

1933年3月2日，爱因斯坦，还有一批艺术家和作家，遭到了纳粹党报《民族观察者》的猛烈抨击。

3月10日，爱因斯坦发表著名的“不回德国”声明：“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只会生活在有公民自由、宽容，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

1933年5月，爱因斯坦明确拒绝了德国大使让他返回德国的命令。他不惜远渡重洋，从美国乘船返回欧洲，于5月26日到达布鲁塞尔的德国公使馆，亲手交还护照，宣布放弃德国国籍。

几乎就在同时，爱因斯坦被赶出了普鲁士科学院，他在柏林的银行存款被没收，纳粹冲锋队搜查了他的家，抢走了地毯、书画和其它值钱的东西。

自此，爱因斯坦终生再未踏上过德国的土地一步。

从这一刻起，爱因斯坦永远与德国断绝了关系。

即便逃离了德国，爱因斯坦仍然受到德国国内上下的一致批判，甚至遭到盖世太保的跨国追杀。

爱因斯坦生前一直憎恨他土生土长的德国，正如《爱因斯坦的一生》的作者杰根·纳菲所说：“爱因斯坦憎恨纳粹，因此也憎恨德国人，他当然也憎恨德国。”

爱因斯坦不看重政党、国家等组织。在他的眼里，“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因为“人格”是真正有价值的品质，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

他认为，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凡是把人本身看作是人类的最高价值的人都是这样主张的。重复这样的话，我本来是应当有所犹豫的，要不是因为它们经常有被遗忘的危险，尤其是在目前这个规格统一化和定型化的时代。我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人，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

1930年，爱因斯坦发表了著名的《我的世界观》一文。

他说：“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总强烈地反对今天在意大利和俄国所见到的那种制度。”

在爱因斯坦看来，自由的价值高于国家的价值。就像富兰克林所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由此出发，也才能更清楚地理解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主张。在他看来，在现在的军事体系下，任何人都可能为了国家的名义被迫进行屠杀。要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就要决不妥协地反对，也就是拒绝军事服役。

他说：“如果被征召的人中有百分之二的人声称他们将不服役，同时要求采用和平方式解决所有国际间的冲突，那么政府就会无能为力。”

那么，爱因斯坦是一个爱国者吗？

“国家是为人而设立，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今天，爱因斯坦这句话被镌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它向世人昭示，爱因斯坦的政治信条已经成为德国的共识。

“人类的福祉必须置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之上”。国家应该是人民的保护者，而人民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国家、民族更不能成为人民的偶像。

爱因斯坦对于国家与国民的关系的思考，远远超越了那个人们崇拜国家的时代。

可惜的是，在今天的世界，依然有很多人把国家奉为偶像。像当年狂热的德国民众一样，被征服世界的狂想所蛊惑，被希特勒和他衣钵的继承者一样打着爱国主义大旗的政治人物盲目驱使，兴奋地走上战场，对平民肆意杀戮，犯下了无法饶恕的累累罪行。

二

爱因斯坦选择果断离开纳粹德国，有人已经离开了危险重重的德国，却又毅然勇敢返回，以身舍命。

返回的人，就是德国牧师朋霍费尔。

希特勒上台后，高举民族和国家的大旗，轻易俘获了教会，在纳粹狂热的民族主义和令人炫目的奇迹面前，教会屈服了。很多基督徒向希特勒伸出了热烈拥抱的双手，拜倒在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面前。

有时，世俗的荣耀比天国更有诱惑力。甚至有的基督徒也认为，一个强大的德国，远比强有力的福音见证更宝贵。

天主教和新教都为希特勒的突击队员们举行献身仪式，把他们视为献身新德国的英雄。他们纷纷拜倒在希特勒的权杖下，为纳粹呐喊欢呼。

德国教会，被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彻底俘获了，开始为希特勒歌功颂德，称希特勒“就是富有德意志天才的解放者”，是德国民族的救星。

他们宣称，“基督通过希特勒来到我们身边”。纳粹运动是基督教教义的真正实践。一个好基督徒的使命，就是使德意志民族复兴强大。

当人被世界俘获时，世界的统治者就成了高于一切的上帝。

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超越了对上帝的信仰，国家、民族主义具备了至高无上的价值。

但希特勒要的远远不止这些。

狂妄自大的极权者心里从来都是虚弱不堪的，他们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听不得任何不同声音。希特勒要的不仅仅是顺服，他要变相取缔教会。
 
希特勒自认为是“神”，他狂妄地企图取代基督，成为世上的上帝。
 
他授意成立帝国教会，所有教会都属于帝国的国家教会；在德国境内立即停止出版和分发《圣Jing》；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被确定为最伟大的文献；帝国教会成立那一天，基督的十字架必须从所有教会、教堂拿走，用万字饰取代。
 
纳粹的旗帜开始装饰圣坛，牧师和教会领袖穿上了纳粹制服，所有人一起采用纳粹的致敬礼，所有牧师被要求“无条件支持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纲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家教会”甚嚣尘上。一个国家就是纳粹德国的第三帝国，一个教会就是纳粹的帝国教会。
 
为迎合希特勒，帝国教会甚至有人呼吁发动“第二次宗教改革”。
 
就在希特勒用谎言、暴力控制了整个德国时，依然有人在奋起抗争。

有个年轻的神学家站了出来。他叫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希特勒当选总理的第二天，朋霍费尔发表广播讲话。他警告说，如果一个民族将一个领袖偶像化，那么这位领袖就会变成一个“误导者”。那位领袖将自我偶像化，并在模仿上帝的行为。
 
但他最后的讲话还没播放完，麦克风就被人关闭了。
 
朋霍费尔坚称，教会只有一个他必须下跪的圣坛，那就是全能上帝的圣坛。
 
当褐色宗教大会通过雅利安条款，禁止犹太血统的人在德国讲道时，朋霍费尔明确反对纳粹对教会的干涉。
 
1933年9月21日，他与另外一个牧师马丁·尼勒莫出面组织牧师紧急联盟，要求“给那些因压迫性法律或暴力而受苦的人提供物质和金钱上的帮助”。
 
他坚决反对“德国基督徒”向帝国教会的妥协。因为他认为，纳粹控制下的帝国教会已经叛教了。

到1933年底，朋霍费尔所在的柏林大学神学系90%以上的学生都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党。朋霍费尔的大多数同事都在翻领上别了铜质的纳粹徽章。

在到处被暴力和恐怖笼罩时，朋霍费尔没有选择屈服，他仍然坚持孤独地抗争。

不可否认，朋霍费尔也有过软弱。

年轻时，他也说过赞许德国民族爱国主义和战争的话。在巴塞罗那担任助理牧师时，他还曾热情洋溢地谈到鲜血、土地、祖国以及向旧式日耳曼战神效忠等等。

甚至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尽管他厌恶政府明显操纵形象的做法，也还是忍不住对奥运会本身感到发自内心的激动。

即便到了他的反纳粹立场和反战思想确定之后，他也有过犹豫和动摇。

但面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朋霍费尔明确表示，任何想要驱除犹太基督徒的人，也就是想要驱除基督。他比巴特更进一步，他甚至主张和与纳粹合作的德国国家教会完全决裂。

1939年6月，为了避免因拒绝服兵役将被监禁和处决的危险，在朋友的劝告下，朋霍费尔第二次来到美国。但他在美国期间很难将思绪转离德国。

在遥远而安全的美国，他认定“德国的基督徒将会面临一种可怕的选择，要么情愿自己的国家战败，这样基督教文明可以存活，要么选择国家的胜利，这样就摧毁我们的文明”，而在这样一个宁愿自己的祖国战败的极其艰难的时刻，他必须和德国人在一起。

于是，三周之后，他又离开给了他安全和自由的美国，回到了最终夺去他自由和生命的纳粹德国。

面对惨无人道的暴政，身为牧师和神学家的朋霍费尔，起初奋起抗击纳粹政权对于教会的侵入和控制，建立认信教会联盟来对抗帝国教会的妥协。

当纳粹暴政的巨轮碾碎无数人的生命，朋霍费尔和其他人一道，越过抵抗的边界，采取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行动，试图从内部瓦解第三帝国，力阻狂轮。

朋霍费尔倾听良心的声音，寻求上帝的旨意，在纳粹的邪恶面前挺身而出，为了捍卫真理和正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因参与谋杀希特勒的“克莱索小组”，11943年4月4日晚上，朋霍费尔终于被捕。

两年之后，1945年4月9日，朋霍费尔被党卫军施以绞刑。
 
三周后，希特勒自杀。四周后，欧洲战争结束。

他临终的遗言是：“这并不是我的终点；这是生命的开端。”

因为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

朋霍费尔是被他的国家判定为“叛国者”的。在纳粹德国极权政府眼里，朋霍费尔确实背叛了他的国家。

朋霍费尔在狱中写的《

爱因斯坦和朋霍费尔的个人选择，向我们昭示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

“人类的福祉必须置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之上”。国家是为保护人民的安全，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而立，而不是人民为国家而活沦为国家的囚徒和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