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非常看重礼，可以说是一生都在致力恢复“礼”，而这个“礼”据说是周公所制定的。在宋以前，人们你常讲周孔，后才有孔孟之道。其实在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时，还没有五经之一《礼记》，而是《仪礼》，内容记载周代的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各种礼仪。《礼记》简单地可以看成是学习《仪礼》的各种参考资料，结果教辅再次胜过了教科。
这还不算完，后来朱熹从《礼记》里面将其中的两篇《大学》、《中庸》拿出来和《论语》、《孟子》合并为“四书”，也就是说“四书五经”是朱熹之后的事情了。如果从难易和经济的角度来看，五经中选择学习《礼记》算是最好的选择。就连王国维都说《尚书》一半他都读不懂，那《周易》就更看不懂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人都可以学会“礼”，它的难度系数不在于领悟，而在于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细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扯淡的事情上越来越专业。如果一定要穷究起来，任何人一辈子可能也学不完。
“礼”的实践性非常强，上至天子即位，下至百姓嫁娶，因此进可从政，退可殡仪主持都能用到，这也是它为什么是热门专业的主要原因。孔子本人倒不会去给庶人主持婚礼，毕竟“礼不下庶人”，但春秋原本就是一个“礼崩”的时代，因此老百姓有钱也可以弄一下一直在贵族中高大上的玩意“礼”。
今天农村葬礼都十分隆重，甚至有钱人不惜重价请一些名人在葬礼上献唱，其实这早就违背了孔子的初衷。孔子眼中的“礼”使人节制，而不是炫耀和放纵。所谓“礼乐不分家”，实际上“乐”只是服务于“礼”，春秋贵族不是想听什么音乐就听什么音乐，即“非礼勿听”。至于今天的演唱会流行音乐，如果孔子再世他一定会认为比“礼崩乐坏”还要糟糕。
《礼记》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因此礼的核心意义在于确定血缘关系的远近，这是宗法制的基础，不能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嫡长子一定要凸显出来，即我们常说的长幼有序，而每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身份，不能有非分之想，更不能做不合“礼”的事情，否则就是不明是非。
按照今天追求自由的观念，“礼”对人们的束缚可谓是从头到脚，与其恢复周礼，还不如“礼崩乐坏”。或者说，人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当然也需要遵守自由的原则，即不能伤害他人的利益，是否伤害自己比较复杂，暂且不论，弄这么多的穷讲究有何意义？
今天日本或多或少还保留了一些所谓的“礼乐精神”，我们看他们的妇女总觉得很可怜，没有地位畏畏缩缩，而且繁琐的礼节也特别多，其实大可不必带着一种以为得到自由人的眼光看他们，中国古代尤其后来确是将“礼”做到了极致，任何事情一旦极端都很危险，但亦不可否认“礼”的功效。
日本人交际非常注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点头哈腰就是要人们之间一直要保持这种距离，专业的术语叫“以礼自防”。在礼制的社会中，即便夫妻之间，也应该举案齐眉，而不应该张敞画眉。自由恋爱之所以违反“礼”，就是因为彼此之间都没有设防。而在礼制的社会中，礼也算是法，违反礼就约等于违法。今天属于平民化世界，即没有贵族，所以我们难以理解君子高高在上的“装”样子。
礼仪之邦从不提倡“平易近人”的形象，而是要人人要自重，否则就是自贱。因此，科举和应聘都属于“非礼”，姜子牙不能向周文王投简历，诸葛亮也不能不等刘备三顾茅庐，如果姜子牙和诸葛亮不请自来，那脸皮需要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此，像苏秦张仪之类，在儒家的眼中属于绝对的“非礼”，而《非诚勿扰》至少能把孔子活活气死，不是说好的“非礼勿视”吗？怎么能抛头露面呢？
既然双方都不能抛头露面，那怎么办？找中介机构，“父母之命媒妁之约”，那工作怎么办？孔子也给了明确的答案，周文王不来，刘备不请，姜子牙和诸葛亮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踏踏实实过自己的小日子，这才是君子的作为。
“礼”的反面是“野”，因此古代未经父母之名媒妁之约而结婚叫“野合”。而政府设置科举让人往上爬，学生学习必须亲自去老师那里，而非老师过来叫你，这是孔子为教师设的“以礼自防”，而科举正好相反，让知识分子名誉扫地，这样一来人的丑态就露出来了，这都是极大的“非礼”。因此，今天所谓的自谋也属于“非礼”，孔子怎么也不会提倡毛遂自荐。
礼学的具体操作很难跟上时代，毕竟穿衣吃饭各种生活器具随时代而变，何况秦汉以来，中国也没有贵族了。因此，曾经的“礼不下庶人”要想发展，就必须“礼下庶人”。虽然“礼”需要与时俱进，但礼的原则“矜持”可以不变。
比如婚礼，中国古代的婚礼必须在黄昏举办，在宋以前一直这样。晚上举办可能太费蜡烛，因此后来改为白天，但有一项不能变，即什么才算正是夫妻，不是洞房花烛后，不是第二天见公婆，而是新娘的名字被刻在丈夫的祠堂时，这一点不能变。否则就不好判断到底结婚了没有，而结婚后的女子就必须“从夫”，在此之前她则“从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也无关紧要，但在礼制的社会中，任何人头上只能有一个“天”，如果一个女人头上的“天”都不明确，这是要“变天”的节奏，就不是小事情了。
最后补充一点《周礼》，它从某种意义上算不上“礼仪”，更像是政府组织结构，因此它叫《周官》。汉武帝时，就算五经博士也不允许阅读《周礼》，毕竟政治和谐要比学术真相重要的多。
《周礼》在秦汉之后第一次亮相和王莽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孔子是一个思想上的复古者，那么王莽就是复古的实践者，而参考的标准就是《周礼》。尽管王莽失败了，但好在《周礼》被流传开了。
后来王安石变法，也是参考《周礼》，而王安石原本也是一个“顽固不化”之人，一个几乎按照儒家标准做人的人。“青苗法”相当于国家银行办理民间信贷，理论依据来自《周礼》中的《泉府》，王安石坚定地相信既然周公可以取得成功，那么我们也可以。
再后来，康有为弄了一个《新学伪经考》，王莽统治期间国号为“新”，故“新学”就是新朝的学术，结论是《周礼》是假冒伪劣产品，刘歆伪造《周礼》主要是为了帮助王莽篡位，但今天我们知道不论是王安石还是康有为，都只为了自己变法而造势，毕竟引经据典最具有说服力。原本学术上的分歧，一旦夹杂着个人的企图，最后不变味才怪。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有“礼貌”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