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认为五四运动与后来文革的发生是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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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五四是以人民名义剥夺个体权利的肇始，二者激烈的反传统态度有继承性——1060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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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虽有相似之处，但并无因果关系——849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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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意义不大，应先辨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才是紧要——859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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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来一篇与五四运动相关的历史文章。希望对进一步的思考有所帮助。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一战、国民运动、五四运动，这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条。而这些链条的联结者就是梁启超。
五四运动当然不仅仅是几个文人和政治家的操控所能产生，五四运动的爆发，有着十分复杂和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当然，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有梁启超等政治人物的发起和推动，才使得运动得以演练和发生。在诸多导致“五四”爆发的原因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即是“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即梁启超文章提到的欧战)。
需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诸多历史家忽视或不重视“一战”，认识不到“一战”之于世界格局及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意义。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参加“一战”，才使得中国改变和提高了国际地位，能有资格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并争得中国国家主权(尽管青岛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别的外交权益都借此得以收回)，也才使得中国能够在“一战”后和五四运动中真正开始现代化的转型，也才使得中共能够在战后的五四运动中迅速走上历史舞台(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共领袖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然而，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政局中，几乎很少有人能意识到“一战”之于中国及世界的重要性，而唯有梁启超、蔡锷、段祺瑞、梁士诒等有卓越政治识见的政治家才极力主张中国参加“一战”。
梁启超是当时推动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主张者和推动者，而段祺瑞，则是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执行者。为了开启国民意识，梁启超甚至于1914年还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专门撰写了一部世界经典历史著作《欧洲战役史论》，这部著作梁启超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即告完结，目的就是为了开启民智。
梁启超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
“今之战，殆全世界人类相互之战也，与一域中国与国相互之战既异，与一国中人与人相互之战更异”。
梁启超撰写此书意在指出，欧洲战役也即世界战役，它将世界各国连成了一个整体，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唯有参加此战役，方能提高其国际地位。当时此书在中国乃至世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且甫一出版即销售一空。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各大报刊及演讲、条陈中，屡次向袁世凯政府建言，力主中国对德宣战。之所以主张中国对德宣战，乃是因为梁启超当时已预料到，德国必败，协约国必胜，而“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借此收回此前在外交中失去的权益。
然而，由于出于个人权力的考虑，袁世凯不顾众人反对，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即有割让本属德国占领的中国山东青岛与日本，为了不得罪日本和德国，袁世凯拒绝中国对德宣战，使得中国一再丧失参战的有利时机。直到袁世凯下台，段祺瑞执政时期，段祺瑞力邀梁启超入阁，此时，梁启超本已萌生退意，绝意仕途，然为了使中国参加“一战”，梁启超决定再入内阁，这是梁启超与段祺瑞政府合作的先决条件。梁启超入阁之后，即开始力促段祺瑞参加“一战”。
为此，1918年8月14日，中国以德国、奥匈帝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危及中立国中国的人民生命、财产为理由，向德、奥宣战。这标志了中国正式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关于中国参战，无论是学术还是舆论，一般注重的都是华工问题，但对中国军队和军人参战情况则比较忽视。
事实上，如果仅仅以华工为参战者，则1918年8月14日前岂不是中国已经正式参战？因为向英、法输送华工的行为，中国在1918年8月14日前已经实行。既然1914年8月14日宣布正式参战，就性质上讲，其标志性参战者首先必须是军队和军人，也即只有在军队和军人成为参战者前提下，华工才具有符合国际法理的参战属性。
图为参加一战的在法华工
由于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问题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是破坏捣乱者，因此，正如历史学家顾则徐所说，在民国时期乃至今天仍然以革命党为正统的台湾史书上，一直采取了不能客观叙述历史和贬低北洋政府的态度。
虽然现在中国史书已经正面承认14万青壮年华工参战的事实及其贡献，1998年法国总统希拉克明确指出“任何人都不会忘记这些远道而来的、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与法国共命运的勇士，他们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捍卫了法国的领土、理念和自由”，但无论中外，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描述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在根本上继承了当年“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的态度。
可以说，在参加“一战”这个问题上，段祺瑞与梁启超可谓高度契合。而段祺瑞一当明确主张参战的立场，就再也不变，不惜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跟袁世凯闹翻。当袁世凯与段祺瑞发生严重裂痕，也就在北洋系内部埋下了袁世凯最后垮台的伏笔。这对于中国的民主共和进程来说，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战”结束后的事实也证明，“一战”之于中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在对德战争中，段祺瑞政府还组建了以徐树铮为将领的边防军，一举收复了被苏俄掠夺的外蒙古，这在中国领土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如果中国没有参加“一战”，便不可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梁启超也不可能有和会顾问身份列席会议，甚至今天的中国，也难以成为可以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政治大国，当然，也不可能促使五四运动的爆发。
图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与梁启超合影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战”与梁启超有密切关联，而力主中国参加“一战”，梁启超可谓煞费苦心。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战、国民运动、五四运动，这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条。而这些链条的联结者就是梁启超。
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能意识到“一战”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呢？为什么能意识到国民运动之于中国的重要性呢？原因在于梁启超的世界主义思想与国家主义思想。
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看似是一对矛盾，然而在梁启超这里，却恰恰是相反相成的，或是内在统一的。梁启超将他的国家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统摄在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中，换句话说，他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来框定他的世界主义，而又用他的世界主义来标高他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梁启超的伟大之处。
现在的很多研究中，都将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梁启超的思想前后经历了由世界主义到国家主义、又由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变和反复，并据此而认为梁启超是一个“善变者”。事实上这是对梁启超的误解。
梁启超一直以来的一个核心思想和立场就是爱国，梁启超几乎所有的思想都离不开这个核心。所以，梁启超思想不存在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他的思想即使前后有调整，也是出于爱国思想的考虑。有时候更强调世界主义，有时候更强调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强调什么，需要根据现实语境进行调整或变化，但这种调整或变化，只是一种策略，并不存在矛盾或冲突。比如梁启超主张中国参加“一战”，梁启超挑起发动五四运动，也是他的世界主义思想和国家主义思想的融合与统一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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