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3 12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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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巴特:神学家游乐场中的一枚炸弹(二)


译者前言:本章选自著名改革宗浸信会神学家迈克尔·里维斯(Michael Reeves)的导论性论著《你该认识的神学家:从使徒教父到21世纪》(Theologians You Should Know – An Introduction: From the Apostolic Fathers to the 21st Century)。里维斯老师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系统神学博士,执笔了不少针对平信徒的基础教育书籍,中译本中有脍炙人口的《不灭的火焰:宗教改革简史》。


本书以生动的笔触叙述了路德、茨温利、加尔文信仰历程以及英国宗教改革和清教徒运动的历史,为读者了解宗教改革史提供了一部精彩的导论。点击上方图片链接即可购买。
巴特的思想
《教会教理学》

巴特这部巨著的书名至今仍令人震惊。巴特想写的是上帝赐予的绝对真理:教理(dogma),这与他的宿敌施莱尔马赫形成了直接而刻意的对比,而后者写的是基督徒的信仰和经验。

而后,令人恐惧的是其庞大的篇幅和不为人熟悉的风格。但只要了解巴特的写作方式,就能很快消除这种恐惧(因为这部著作的篇幅实际上就是这种写作方式的结果)。巴特认为,神学的任务与传道的任务相同,因此传道正是他在《教会教理学》中所做的。但传道并不只是传递信息,而是要赢得人心,因此涉及需要耗费时间的说服和重复。要点必须被强化以赢得读者。结果就是,巴特的作品读来时常令人动容。这也意味着他特别不喜欢被人引用。背景始终是必需的,这也解释了当他被引用时,为何通常听起来复杂得令人费解且不快。不过,也许最重要的是,巴特的写作风格如此像讲道,几乎是在讲故事,这实际上意味着读者可以放松。如果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几页内容,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论证的范围比这更大。从大处着眼才是最重要的。科林·贡顿(Colin Gunton)如此说道:


巴特是一位美学神学家。巴特在进行神学研究之前必先进行崇拜。他对莫扎特的热爱值得一提。巴特神学的结构是自信地宣告式的,而不是论证式的;它可以被视为一种音乐。从这个意义上说,巴特并不关心论证,就像莫扎特不关心论证一样,莫扎特只是在演奏。我认为这就是巴特的目的:演奏上帝的启示,它的真理和美就会闪现。[10]


当然,这一切都意味着巴特需要你给他时间。他不会提供神学快餐。但给他时间确实会让人成为一个更有思想的神学家。我希望,即使是在这个小篇幅的导论中,巴特也能让你思考和琢磨,因为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观点(并且你几乎肯定会在不同的时候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他都会给你带来延伸和启发。这可能是由于他的另一个风格特征:他故意(往往令人恼火地)挑衅。

不幸的是,《教会教理学》篇幅之大意味着我们只能用最简略的方式来勾勒它。时间决定了我们必须绕过他错综复杂的论证,以及那些从笑声到莱布尼茨等各种有趣的小字岔题注释。我们必须满足于“鸟瞰”——不,“卫星视角”。

《教会教理学》中有四个“卷”(volume)或主要部分:《关于上帝话语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关于上帝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God)、《关于创造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Creation)和《关于复和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Reconciliation)。原计划还有一本第五卷,名为《关于救赎的教义》(The Doctrine of Redemption,涉及圣灵和终末论[eschatology]的内容),但这本没有写成(巴特也没有留下关于这一卷的具体构想)。事实上,即使是第四卷,也因为巴特的去世而未能完成。每一“卷”又被分成几个“分卷”(part-volume,每一本都是完整的书),因此你会看到第一卷第一分卷(I/1)、第三卷第二分卷(III/2),诸如此类。

卷一:关于上帝话语的教义

I/1

在巴特的时代,撰写像教理学这样完整的神学著作有两种惯例。第一种做法是一开始就问“上帝是否可能被认识”。巴特一开始就违背了这一规则,他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把事情弄错了。既然上帝实际上已经让祂自己为人所认识,为什么还要问一些抽象的可能性呢?他认为,这个问题危险地忽略了上帝事实上已经成全的事情。

第二个惯例与“三位一体”(Trinity)有关。自施莱尔马赫把“三位一体”放在《基督教信仰》(The Christian Faith)一书的附录中之后,它就成了所有神学课题中最容易被尘封的一个。巴特再次逆流而上,将三位一体置于其神学的开端,使其成为基础性的预设(而不是某些关于上帝的一般性原则或观点),也即后续一切内容的“语法”。

更具革命性的是,巴特将启示和三位一体这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神学以上帝使人认识祂自己——即自我启示的三位一体——为开端。因为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所以祂以三重话语来启示自己。第一,有基督,即上帝启示的话语;第二,这一启示在上帝书写下的话语(即圣经)中被见证;第三,这些圣经被传讲或宣告,因此世人听到了同一份上帝的话语。然而,启示并不仅仅是提供信息,而是上帝亲自来到我们身边,让我们认识祂。圣父上帝是启示者(revealer);圣子上帝是启示(revelation);圣灵上帝是“被启示的内容”(revealedness)*,是使我们能够感知启示的那位。


* 这个词的翻译参考了路易斯·伯克富在《系统神学》第8章“三位一体”中一开始的解释,粗体为笔者所加:“布龙纳和巴特再次强调了其[三位一体]重要性。巴特尤其将其置于显著位置,将其与启示的教义联系起来讨论,并在《教理学》中用了220页的篇幅来论述它。从内容上讲,他从圣经中推导出这一教义,但从形式和逻辑上讲,他发现这一教义包含在一个简单的句子中:‘上帝说话。’祂是启示者(圣父)、启示(圣子)和被启示的内容(圣灵)。祂自我启示,祂是启示,同时也是被启示的内容。上帝和祂的启示是同一的。祂在启示中仍然是上帝,绝对自由且拥有主权。巴特的观点并不是撒伯流主义(Sabellianism)的一种形式,因为他承认在神格(Godhead)中有三位。此外,他不允许有任何从属关系。他说:‘因此,正是这位上帝在完整的统一性中作为启示者、启示和被启示的内容,在祂自身中也被赋予了完整的多样性,即祂的三重存在方式。’”伯克富多次在《系统神学》中引用巴特,对其洞见做了正面肯定。(中译本另参伯克富:《伯克富系统神学》,随真译,美国:麦种传道会,2019年,第308页。未采用其翻译。)——译者注


巴特试图将 “唯独恩典”(grace alone)这一古老的宗教改革旗帜应用于启示教义。他希望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中摒弃一切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即我们自己要来努力促成这种知识)以表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一种神圣的恩赐,而非以我们可能带入的任何预设为依据。因此,我们不能事先决定上帝是什么样的,然后让祂的启示简单地为我们所建立的结构添加另一个故事。没有启示,我们甚至无法知道“上帝”的真正含义。因此,巴特拒绝一切“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

巴特在这里通常会被误解。他并不是拒绝创造神学(theology of creation),正如我们将继续看到的那样;他也不是否认上帝通过创造物向我们说话:“上帝可以通过俄国共产主义、一首长笛协奏曲、一丛开花的灌木或一条死狗对我们说话。”[11]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只有在上帝的话语中才能认识祂;一旦我们认识了祂,我们就能体会到祂在其他地方启示自己的真正含义。自然神学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它首先构建了自己的关于认识上帝之可能性的理论,然后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什么可能是真的,什么可能不是真的”。实际上,它把对上帝的认识(继而我们的信仰)放在了上帝启示之外的基础上。

从启示出发,巴特接着关注上帝的三一本性。作为父,上帝启示祂自己是创造者;作为子,上帝启示自己是和解者;作为圣灵,上帝启示自己是救赎者。因此,巴特表明了他的意图,即通过上帝的三一实存来塑造《教会教理学》的结构:在研究了关于上帝话语的教义(第一卷)和关于上帝的整体教义(第二卷)之后,他的目标是研究创造(第三卷,归于父)、和解(第四卷,归于子)和救赎(第五卷,归于圣灵)。

他相信,传统三位一体思想中只有一个领域需要重新表达。他认为上帝的三个 “位格 ”(persons)的语言具有误导性。他辩称,上帝是一个神圣的位格或主体,而不是三个;与其说上帝有三个 “位格”,不如说上帝以三种“存在方式 ”(ways of being)存在更为准确。他断言,这不是形态主义(modalism)的古旧异端,但今天许多人认为他至少在这个方向上走了弯路。

I/2

关于上帝话语的第二分卷的真正作用是充实“三一上帝及其对自身的启示”这一主题。巴特以“耶稣作为上帝启示的话语”开篇,在这里我们可能最接近巴特的神学核心。他写道:“一部教会教理学当然必须在整体上及在其所有部分都以基督论为定向。”[12]基督是上帝的启示,因此圣经和所有好的神学都必须关乎“指向和仰望祂”。巴特最喜欢的一幅画(也是他挂在书桌上的一幅画)是格吕内瓦尔德(Grünewald)的《伊森海姆祭坛画》(Isenheim altarpiece),施洗约翰的手指清晰地指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对巴特来说,这就是教会及其所有教理学任务的总结。

接着,他将圣灵描述为使我们能够接受上帝启示的那位。在“圣灵”的标题下,他论述了圣经,圣经就像指路的手指一样,存在的目的是为基督——上帝启示的话语——作见证。巴特从来没有说过,圣经本身不是上帝的话语。他谨慎地肯定了这一点。[13]他的观点是,圣经并不是除基督之外认识上帝的另一种方式;圣经宣告了基督。

巴特对研究圣经而不仰望基督的危险非常敏感,因此他强烈反对任何将圣经提升到只有基督才配得之地位的趋势。例如,他会谈论圣经“成为”(becoming),而不是“是”(being)上帝对我们的话语。他害怕我们会把圣经看作是一份信息存档,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它作为自己认识上帝的手段,所以他更愿意说,只有通过圣灵的恩典,圣经才对我们成为上帝的话语。换句话说,除非我们总是依靠上帝在恩典中与我们相遇,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掌握上帝的话语。

甚至更为强烈的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巴特认为正如耶稣身为人类有犯错的可能性一样,圣经也因为有人类作者(以及上帝身为其作者)而有包含错误的可能性。那些坚持圣经无误性(infallibility of Scripture)的人肯定会对这样的陈述感到不安,而当巴特用“圣经的错误倾向”(capacity for error)[14]这样的修辞来表达时,我们的不安只会加剧。然而,尽管福音派人士有理由对巴特关于圣经默示的一些表述感到不安,但简单地对他闭耳不听将是明显的愚蠢行为。其讽刺之处在于,我们会对巴特最强调的信息之一充耳不闻——我们的所有思想都要服从圣经,将其视为我们的绝对权威,就像他自己一直追求的那样。也许要获得对巴特圣经观最全面的理解,不仅要看到他对圣经说了什么,还要看他在《教会教理学》中的许多小字解释部分是如何实际对待圣经的。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同意他的每一个观点,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完全由倾听和服从圣经之愿望塑造的神学家。

然后,他从书写下来的上帝话语,转向宣讲出来的上帝话语。教会应当聆听上帝的话语并且宣讲它。而这正是神学实践之所在:教理学要求教会重新聆听上帝的话语,从而忠实地宣讲它。

(未完待续)
往期阅读卡尔·巴特:神学家游乐场中的一枚炸弹(一)


注释:

[10] Colin E. Gunton, The Barth Lectures (London: T. &. T Clark, 2007), 63.

[11] CD I/1, 55.

[12] CD I/2, 123.

[13] Ibid., “Scripture as the Word of God,” 473–537.

[14] Ibid.,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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