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经意间翻出多年前写的《文心雕龙》札记，再次认识到这一名著之巨大价值。今人作文，多不通达，根本原因在于对中国文章传统缺乏深入体认。在我看来，中国文论名著本就不多，而真正具有原创性、体系性的更少。《文心雕龙》可谓中国文论之岱宗，故刊发此札记。读者诸君若能细品，甚或能由此精读《文心雕龙》，必能在作文方面大进。因《文心雕龙》是文言写就，故我之札记也半文半白，于今之读者或有阅读障碍。又，札记近18000字，读之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因这两重困难，提醒对作文之道术不感兴趣的读者不必读此文。
1.文以载道，道正而情真，文质相符，此《文心雕龙》之大宗旨也。刘彦和（勰）生于衰世，而欲振颓风，其志足可与太史公幷论。彦和虽无力扭转南朝绮丽浮艳之文风，而返归淳正，亦百代之师也。《文心雕龙》非文论可以范围之，盖文苑之诸子书也。
2.古人著书，尤重结构，由结构可见作者之思想。《文心雕龙》上篇为文体论，其目的在“致广大”；下篇为创作论，其目的在“尽精微”。上篇前四篇分别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可见彦和力倡文以载道。此一主张，于后世本极平常，然彦和生于齐梁之间，乃糜烂腐朽之时代，当时文坛，纵欲主义泛滥，彦和之主张，不啻为抽打时代之耳光也。其仁、其智、其勇，与孟子差可此拟。
3.《原道》起首：“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又言：“爰自风姓（伏羲），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匿。《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然彦和所倡之道，究为何道？《原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论者或认为，彦和所处玄学大盛时代，老子又曾云“道法自然”，彦和既主“自然之道”，其所崇之道乃为道家之道。在我看来，彦和虽兼用老庄，又信佛，然其所力持之道，主要为儒家之道。《原道》篇虽未明言，然已高标孔子，非但如此，彦和又作《征圣》《宗经》《正纬》三篇紧随《原道》以揭旗帜。《征圣》：“繁略殊制，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宗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通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宗经》篇所举之经，皆五经：“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至此，彦和之意已极明。通观《文心雕龙》，彦和虽对道、佛二家态度宽容，然其论无不合儒家义旨。以时风之流荡揣度彦和之思想，非见道之论。彦和之为彦和，首先在于能以一己之力抵抗时风也。
4.彦和概括“宗经”的作用有六：“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在我看来，此“古义”可以一字概括：正。
5.中国文学，以“文以载道”为正宗。此中之道，实为政道。故，三千年来，中国文学不能与政治脱钩独立。近代以来，屡有论者主张文学独立于政治。此种主张，显为针对中国文学传统之弊而发。然此种主张出现于现代性产生以后，以此种主张苛责古人，是为不智。此种主张于前现代社会自有其现实意义，然正因其时代为前现代，此种主张更不宜速行，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政治若不能放弃对文学的干预，文学就不能不干预政治”。要言之，文学独立于政治，只是一种将来之理想。文学乃现实生活之反应，生活中若处处充满政治，文学何能抽身而出？以此之故，中国文学家短期内非但不能放弃文以载道之传统，反倒应当实践此优良传统。遍观今日之域中，有几篇真正载道之文？妖风弥漫，正声不宏，载道之用，首在祛妖媚而反中正也。所谓风气，总需有心人鼓呼，渐次形成。“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与其信其无，何若信其有？
6.文以载道的传统不能丢，但今世所载之道显非古人之道。坦白说，今世所载之道，乃上帝之道也。因本札记之目的在论文，故不宜展开论述此道之内涵、外延。
7.《正纬》：纬者，谶纬，以虚、幻、迷、伪证经者也，所谓荒诞不经者也。有人类，即有纬书、纬文，今之假托之作是其变种也。先秦典籍，多纬。有纬，故有考据之必要。然纬书亦为社会心理之折射，以之视为经固不可，以之视为史、为子、为集亦无不可，况不少纬书水平甚高。纬书之出现，或与言论空间逼仄有关，不如此不能行世也。又，纬之作法，于小说一体有大用，不宜一味斥之。彦和斥纬，目的在于宗经，故《宗经》篇后即为《正纬》。
8.《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篇所言，实则一事：价值观。故纪昀认为，《征圣》乃装点门面。纪氏言下之意，此四篇可合为一篇。吾意同纪氏。唯古人著书，讲求篇章之数，《文心雕龙》不含《序志》共四十九篇，此为大《易》之数，彦和未免受先定篇数自限。
9.中国文学，以诗为正宗，故中国蔚为一诗国。为何中国文学推重诗歌？因其具教化功能，所谓“诗教”也。《文心雕龙》于《正纬》篇后，分别为《辨骚》《明诗》《乐府》《铨赋》，此皆诗类，以申诗教之旨也。
10.《离骚》，楚辞之代表作也，故后世有以“离骚”代指“楚辞”者。彦和论楚辞，以《辨骚》名篇，以此故也。彦和对楚辞，称扬大于批评，然虽称扬，亦不舍批评。《辨骚》：“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汉武，屈子之知音者也。然后世批评屈原者也不少，如班固即认为屈原“露才扬己，忿怼沉江”，其文多与经义不合。彦和对楚辞之评点一分为二：一方面，它合于儒家“风”“雅”之旨；另一方面，它有“诡异”、“谲怪”、“狷狭”，甚至“荒淫”之弊。虽然如此，彦和对其定评则为：“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镕经旨，亦自铸伟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虽然如此，《楚辞》对后世之影响，有好有坏，正如纪昀所言：“词赋之源处于《骚》，浮艳之根本亦滥觞于《骚》。”我以为，《楚辞》之所以为《楚辞》，其浪漫、夸张、神秘等特点均与楚国尚巫的文化传统直接相关，甚至前者由后者所决定。儒家思想，兴起、发展于北国，以北地之正统思想要求南国之文学，未必公允。况屈原时代，儒家思想并未成为诸夏公认的意识形态。虽然如此，汉赋之浮华、空洞、铺排实导源于《楚辞》，此乃词赋家之罪过，始作俑者屈原也似应担一部分责任。屈原之思想，要在忠君，以今人眼光视之，屈子之人格，乃典型的依附人格。但以今视古，本属不智，况屈子生活之时代，忠君即为忠国。今日之自由国家，自由民也以忠于国家为傲。当然，忠于国家本质上是忠于民约——宪法，忠国即为忠己。我不喜欢《楚辞》，我认为屈原的作品有失度之弊，失度即病态。李泽厚先生曾言，中国文人的审美分几个层次，最高一层即病态美，画家多画病梅、残荷，即其倒证。此种病态美，屈原发其端乎？
11.《明诗》：“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故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信有符焉尔。”中国自古即云“诗言志”，然则诗岂只能言志？既云《诗经》义归无邪，人之志等同于无邪乎？若非说“诗言志”，此“志”乃广义之志，非狭义之志也。所谓广义之志，乃个人之性情所尚，非纯指事业抱负也。又，彦和论诗本自然之旨，此自属平常，然其不平常处，在论五言时之一句话：“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直”指旨归，“婉转”、“切情”指技法。中国诗之妙处，全在婉转、切情。非婉转不能切情，旨归直，情则曲，曲则必以婉转之法才能写其真。
12.《乐府》：“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乐府与诗，异名而同质，能被乐则为乐府，不能则单称诗。中国诗为何讲究平仄、韵律？被乐之需也。在儒家观念里，诗歌、音乐皆统治之工具，故二者皆强调其“正”。中国文化被李泽厚先生概括为“乐感文化”，故中国无伟大之悲剧。因此种文化与政治教化密不可分，故虽乐，又必然强调适度，不以极乐为上。中国之乐师，非西方之酒神也。此乃中庸思想在音乐上之体现。
13.《铨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彩摛文，体物写志也。”《毛诗正义》：“赋者，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美刺。”《毛诗正义》解义更确。惜专制君主，喜词臣夸饰阿谀，厌诤臣直言进谏，故赋之一体，渐失讽谏之旨，而趋于声色犬马之张扬，难怪扬雄自悔词赋为雕虫之技也。彦和言：“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仪，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技，膏腴害骨，无实风轨，莫益劝戒。”词赋，汉代之八股文也，词赋家之奴才嘴脸，又过于科举之士子也。
14.《颂赞》：“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雅容告神谓之颂。风雅序人，故事兼变正；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通俗言之，赋还需暗含讽谏，颂则连讽谏都不被允许。颂与赋不同之处还在于，前者铺排，后者“词必清铄”。之所以如此，乃因颂是写给神的，上位者虽作威福，犹不敢放肆于神明，故必“敬慎”。赞与颂雷同，“容德底颂，勋曲垂赞”。赞颂与赋的流变命运亦雷同，“降及品物，炫辞作玩。”我以为，以赋、颂、赞为文学，乃文学之耻辱，作此类文章者，与倡优何异？要之，有专制，则有此种文章泛滥，其名或异于古，其实则全同。此种文体，实开颂圣文化之恶端，凡真文人，当不屑为也。
15.《祝盟》：祝者，祭神之文也；盟者，盟誓以告天之文也。此两类文章，“凡群言务毕，而降神务实，修辞主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文章既为人与天地同参之载体，必以诚为宗旨。今祝盟之文已为陈迹，然“修辞立诚”之宗旨不可废。不诚，则欺、伪、骗、媚，严格论之，亦属犯罪之举。
16、《铭箴》：“铭者，名也。观器必名焉，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用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铭箴之作，因于儒家“慎独”传统，后世虽少作，然其变种存于今，“座右铭”、书法条幅是也。祝、盟、铭、箴之文，即人与神之契约也。
17.《诔碑》：“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暖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叙则传，其文则铭。标叙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盖诔碑与颂、铭同体，与前篇合论可也，何必单独成篇？
18.《哀吊》：“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未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剖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盖哀吊与诔碑又雷同，与前篇合论可也。中国人尚中和，故既不主张极乐，也反对极哀，此又中国不能产生悲剧之根由也。上述几篇，皆悼念之文，彦和将其置于文体论之中间部分，盖因其重视儒家“慎终追远”之旨也。
19.《杂文》：杂文者，多种“发愤表志”之文的统称。“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田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虽始之以淫秽，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骋郑声，曲终奏雅’者也。”由此可知，杂文乃赋之变体，单列论述，诚无必要。
20.《谐讔》：“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后世所谓幽默、诙谐之文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鲁迅也谓：幽默不易得，易变为油滑也。今人以为纪昀乃诙谐、滑稽之人，岂知纪氏亦不喜此类文章：“文家有必不可作之题，自有必不可作之体格，虽高手无所施其巧，抑或愈工而愈入恶趣，皆所谓本体不雅者也。”现代作家，真通幽默之道者，惟钱鍾书、刘震云二氏，若林语堂、老舍，亦有油滑之病，盖真幽默本不易也。“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盖专制越深重，谐讔之文越勃兴。其意在讽诫，而其效也甚微。作谐、讔者，终非无畏勇士，因顾忌过多，修饰过甚，读者或不识其反讽，反显其滑稽。用谐者，受之者需有雅量。使讔者，受之者必然刚愎。中国文章，向以大义处隐显之间为高，实乃专制压迫，不得不然也。赋、谐、讔何曾有多少规劝警诫之效，徒增笑耳。我向喜长枪大戟、昌言无忌之文，因其意思显豁，不用读者猜谜也。当然，不能苛责文人隐讳，正如不宜谬赞狂士风骨。世若有狂士，必为—相对自由之世，此非狂士之功，又何必赠其不实之誉?
21.《史传》：“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然后世史家，更重《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诫。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此所谓“春秋笔法”也。因史书有“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之用，固为中国人之宪章。史传为中国叙事散文之典范，诸子为中国论说散文之标杆。彦和深恶南朝文风浮华，然未将批评矛头直指骈文本身，而囿于习见，先论有韵之文，至第十六篇始论史传体散文，此为其思想之局限。事实上，韩愈之所以能“文起八代之衰”，根本上还是力倡散文之结果。彦和论史传文章，主“依经”、“附圣”、“求信”，并无卓见。当知文章形式对内容之反作用。设若以骈文写史传，何能做到一个“信”字？
22.《诸子》：“诸子者，述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事，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明焉。”诸子“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此论不确，五经为儒家经典，未可言诸子皆“枝条五经”也。观此篇所论，可知彦和虽尊儒，然亦主百家争鸣、思想自由也。彦和亦论及诸子消隐之由：“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门牗。两汉以后，体势漫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此论未见道。“体势漫弱”、“声销”之原由，要在秦以后钳制思想，专制尤烈也。有专制，则无自由之思考与表达，千古如是。
23.《论说》：论说出于诸子。《诸子》：“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故诸子均自成思想体系，而论家仅以“述经叙理”为则。“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持论不易，千古而然，论者浅薄，论文无不浮浅。彦和论持论之精要，诚探本之言：“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彦和重直、重密，然何以能密，终未透辟。论文之要，在逻辑严密，环环相扣，惜中国文化不重逻辑，此为中国文章之大弊，亦为中国人思维之大弊也。若无逻辑，但知情理交织，实则常以情代理，以情害理，情难免泛滥、浮夸，理也未尝真明了。彦和生于中国文化之中，未能见及此，实为一大遗憾。“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如此，“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说之一体，后有演化，针对对象，也不限于君主，然作此体之文，作者考虑太多现实利益，很难畅快痛陈，故韩非“孤愤”，且著《说难》也。作者若无媚上、媚众之心，持道而师心，可以解此体之大病也。
24.《诏策》：诏、策、诰、命、制、戒敕、教等文，君王布告天下之政令也，犹今之文告、报告、政策、条例、律令也。依古人观念，“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要言之，此类文章，当精确、敬慎、典雅也，而尤以精确为基础，魏武云“勿得依违”矣。此类文章，当力避官话、套话、含糊话，使受众了知其意，惜此基本要求，执政者已难做到，文风折射政风矣。
25.《移檄》：“古‘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曝彼昏乱，刘献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檄之为文，当“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搀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征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摇奸宄之胆，订信顺之心。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飏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上述论断，已极精辟到位，然彦和强调檄文当勿失度，此实难做到，盖因扬已善、斥人过，均难免夸张。今之“宣战书”，即古之檄文也。“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移文本可附上篇《诏策》论之，然上篇所论文体，发自君王，移文非是，故置于此篇论列也。
26.《封禅》：封禅之文，皇帝专利。其大体曰：“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中国文章，从不离政治，草丕云：文章者，经国之大事也。封禅之作，必夸饰文治武功，与其说是写给天帝看的，不如说是写给人民看的。其目的，在慑服人心而已。文章能服人心，何用威慑？以威压服，岂能长久？故秦皇封禅，无改其短祚之命也。
27.《章表》：章、表、奏、议，臣下上书君主言事之文，以典雅、显豁、词浅为旨，不宜过事铺陈，以文害事，故彦和言：“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唇吻不滞，言其明白如话也。今日报告、申请书等文类乎此。
28.《奏启》《议对》，皆上书之体，宜入《章表》篇论，不必分别单列。现抄此两章名句如下：《奏启》：“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近世为文，竟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巧哉！”《议对》：“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议忌失当，“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驳议之文，“酌三五以镕世，而非迂缓之高谈；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要言之，彦和论文，常申理事相符、文质相符之旨。然弹劾、驳议文章，为政治斗争之工具，殊难平实，也可知矣。
29.《书记》：书记者，今之应用文也。本篇综述二十四种应用文，不能不有所敷衍。此种文章，“随事主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并有司之实务，而浮藻之所忽也。”此类文章，以书、状、列、辞稍能显作者才情志趣，其余诸体，概难发挥也。
30.通览《文心雕龙》文体论二十五篇，可知彦和之分类未必确当。然自古文体繁多，殊难得一世所公认之分类，此又不得不察也。在我看来，文体之分非一重要问题，分类之得失，不论亦可。
31.《文心雕龙》上篇（文体论）以理入，下篇（创作论）以悟入。评论家可写出上篇，作家方能写出下篇。释上篇需熟稔典故，解下篇重在默会。上篇刚健，下篇绵柔；上篇似山之巍峨，下篇似水之汪洋。
32.《神思》一篇，精辟绝伦。“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清焉动容，视通万里。”“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神思即今之所谓构思。以神构思，故曰“神思”。神思确乎神秘：“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神思虽神，非不可解，今试解之。神思者，以理为主，以情为铺，以辞为具也。虚静乃运思之必要条件，所谓唯宁静足以致远也。儒、道、佛皆言静：儒之《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道之《老子》：“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佛氏亦有“定生慧”之旨也。写作者皆知构思之苦乐：苦，百思不得通解也；乐，既通即无上欢喜也。此关若过，写作不过完成其构思，往往神速。彦和又言，神思既成，“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此即意到而笔不到。然亦有意未到而笔到者，此所谓逸笔也。又，阻碍神思之因素有二：“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何以校正之？“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纯一，亦有助乎心力矣。”如上言，构思贵在能通，由博返一，致通之道也。
33.《体性》：彦和将文章风格分为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此种分类，实挂一漏万，如沉雄、老辣、幽默、空灵、颓废等皆可独自成体，而彦和未论。虽如此，彦和之论皆在“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并主“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此论尤为切实不虚。盖人之性情殊异，故文风亦因之不同，学文者虽可博览众家，然在此基础上尚需选择与一己之才性、口味相似者学习，如此方能快速提高。若只慕名家影响力而择师法对象，非同气，实难有所助益。更进而论之，又不能将人之才性理理解得过于偏狭、单一，因个性虽有偏向，但人性却也复杂，故好文章当能体现一己之性的复杂性。文学巨匠虽有统一风格，但在此统一风格之下，每篇文章又呈现出不同风貌。如鲁迅，文风以沉郁老辣为主，然其《故乡》也悲悯，《伤逝》也温柔。与鲁迅相比，冰心未免单薄，盖因其千篇一律也。再进而言之，单篇佳作亦多于一体之中寓其反意，由此形成必要的张力，如雅中寓奇，显中藏奥，简中偶繁，轻中含壮皆可，反是亦可，否则单调死滞，未免让人生厌。文贵能自变，变则摇曳多姿，不能变，终致审美疲劳可知也。
35.《风骨》：“《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风骨也者，一字概括之，气也。故曹丕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文心雕龙》第四十二篇又专言养气。气从性出，故此篇紧接体性篇。性者，天自生之，教以成之，教又以家教为主。如郭沫若，幼时家教即本攀龙附凤之旨，故成年后作文，无风骨可言也。风骨主正，所谓气正方能风清，养气之效，重于练辞也。气正者，理正、情真也。理何以正？“镕冶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也。情何以真？“洞晓情变，曲昭文体”也。又，风骨内摄，而以风貌表出之，何以能风貌一新？“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鹜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轻矣！《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若作者本自新不止之人，为文也必新；若作者本陈腐庸陋之人，求新而不能致新，只能致怪也。又，风骨为文章动力之源，刘成炘言：“骨尚简峻，风取繁畅，一凝立，一摇曳，两相兼取，乃无偏弊。”“‘捶字’乃树骨之功，‘结响’则行风之用。二句惊心动魄，惟汉、魏能之。”
35.《通变》：“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天下万物，以变为常，至若文章，“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此虽能变，但属由淳厚变浅薄也。彦和痛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何以能变而不失质？彦和开出的药方为“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故知虽“变文之数无方”，然变文之道有常：返古开新也。为何返古？因古有道，质胜于文。故文艺复古，实为开新。古与滥对，非与新对，返古之意在原道、征圣、宗经，本书已首揭此义。若能悟道，一通百通，自能通变。故纪昀谓：“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刘咸炘云：“物不过三，三变复初。”然彦和虽倡“参古定法”，非排斥作者之主观能动性，故称“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此论可谓切中肯綮。
36.《定势》：力现于形而蓄于势，势即力之蓄发状态。《孙子兵法》：“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文武之势，理一也。势由气生，气贵流转不滞，势亦贵流转也。定势，目的在于使文章流动。文势何以立？“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故立势乃审势、顺势之举，非能生造。审者为何？顺者为何？文章体裁也。彦和云：“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虽如此，又不可拘泥陈范。“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正所谓，势无定格，各因其宜，要在自然，不可强立，高妙者以正驭奇，浅陋者炫奇以失正。擅用势者，“辞尽而势有余”，此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留白美学之高明处也。留白之所以高明，在于作者将受众视为作品之共同创造者，以助共鸣之效也。
37.《情采》：彦和论文，主文质相符，以质驭文，前已屡述，此乃辟专篇以论之。本篇之旨，一言以道尽：“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彦和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此论本属当然，然则纯理论文章，又当尽量杜绝感情。中国人之纯理论文章之所以理不精粹，盖以情掩理之不足也，梁任公即常犯此病。除理论文章以外，其它种类文章，多需情理交融。然人之性格不同，有人天生多情，如徐志摩，若作抒情文章，不宜以滥情视之也。要之，比情之多寡更重要的，在真伪；情若真，虽多，非滥；情若伪，虽寡，亦滥也。
38.《镕裁》：“规范本体谓之镕，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镕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镕者，炼意；裁者，炼词。编辑文章，首在镕裁。镕裁之目的，在于表达精确。裁以镕为前提，镕后之主题为裁之准绳，无主题，无以为裁。擅裁者，能化神奇为腐朽。擅裁者，知曲致之妙；不擅裁者，死水无澜。然“谓繁与略，适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字删而意阙，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由此可知，剪裁非越简略越好，好文不厌长，虽长犹宜，文之优劣，不在长短，要在适度。另，剪裁并非要尽删闲笔，闲笔能增韵致。闲笔不可多，以至喧宾夺主，亦不可无，以至面目枯槁。
39.《声律》：“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彦和论声律，重双音叠韵：“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其必睽；沉则响发如断，飞则声飏不还。”不通声律，行文如同口吃。“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则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尾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毫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韵文必讲声律，其实散文亦然。何谓声律和谐？要在自然顺美。今人为文，不必尽依古人声律法度，然文毕当诵之以校正声律，拗口则违声律，需改。今人文章声律之病，大率由西化而来，如复句套层层单句，不仅声律荡然，主谓宾之搭配亦往往失当。古人为文，句式多简短，今人文章，有一句逾二百字者，口诵则不能一气卒章，又何谈声律？故今人若求文章声律，必自少用长句始。文句简短，则声律易求。断句乃标点符号之责，阿城用标点调节文句节奏，可谓通声律者也。返本归源，声律实文气之表征，文气又由作者个性决定，终非单从技巧处着手可以调匀也。
40.《文心雕龙》下篇首重谋篇，自《神思》至《声律》，八篇皆论谋篇。自《章句》始，《丽辞》《比兴》《夸饰》《事类》，五篇皆论章句。后紧随《练字》一篇，论用字之法。由此可见，彦和论文，先立其大，既立其大，则小者不能夺也。此种用意，于《章句》一篇陈之甚明：“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此种重视宏观、重视整体的思维方式，实由“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决定。其表现，不独在文章，举凡政治、社会、文化，莫不如此。故国人重等差，轻并列。今察《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诸篇之关系，《章句》篇实为其它四篇之总纲，有如《神思》为谋篇诸篇之总纲。然章句一事，宜并列论述，不宜设为等差关系。《章句》既为其他诸篇之总纲，其他诸篇详论之问题，总纲遂不便先论，故留给《章句》篇可论的问题实在有限。由是之故，《章句》一篇，颇为平庸，而殊少发明。此篇所言，唯此句较佳：“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此句论章法，至于句法，本篇只论字数、韵调、虚字，未免头重脚轻、舍重就轻也。字为诗之眼，句为文之眼，章句亦非不能总括论列。章句之大要，在一个“活”字，使动则活，勿使呆滞也。如何能使章句活转？其法多端，如字数参差，如笔法变幻，不一而足。
41.《丽辞》《比兴》《夸饰》皆为句法之修辞手法，即今之对偶、比喻、夸张也。《丽辞》一篇单论骈文，实论对偶之法。骈文虽为陈迹，对偶常见于散文，故此篇亦未过时。《丽辞》：“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以足，‘趻踔而行’也。”普天之下，并非任何事物皆有可匹配的对偶对象，故事对难免失当，此为对偶一体之天然硬伤。中国人喜对偶，至今对联仍有生命力，盖因“中和”思想深入骨髓，若自由、独立思想昌盛，何须对偶？对偶者，求同也；独立者，求异也。
42.《比兴》：“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比兴旨在讽刺，汉代“《诗》刺道衰，故‘兴’义销亡”，盖大一统专制所致也。后世专制日盛，至明清达致顶峰，故比喻存留，兴味不再。比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有其作用，但作用也有限，盖因天下事物，各不相同，强以为喻，未免不伦。彦和言：“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切至难矣，故引喻失义者多。钱锺书之著《围城》，连篇比喻，虽有妙喻，然亦多轻薄浮夸。著文当以准确为第一义，比喻泛滥，难免失真。
43.《夸饰》：俗云“文喜看山不喜平”，故点染在所难免，若字字平实，亦索然无味，失之苍白也。故彦和论文，不避夸辞：“故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格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孓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然夸饰一术，又当慎用，过则“以文害辞，以辞害意”也。如何避免夸饰过甚之弊？“若能酌《诗》《书》之旷旨，剪扬、马之甚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然此标准仍嫌模糊。何为“节”？保为“不诬”？在我看来，《诗》《书》之旷旨，不过一颗仁心。仁心者，同理心、同情心也，此处宜点明。
44.《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事类即今之引证。文章自古有引证：“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然则“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引证之大要在精当，而不是炫耀博学。引证过繁，说明作者无自信，且使文章枯涩，乏婉转之致也。不独引古如此，引今人言、事亦如此。今之学者，引述过多过繁，实为通病：但知别人所说，不知作者主张，亦可谓被文章所写也。要而言之，直接引语当少用，其用法有三：一，被引证人为此句话负责，作者未必需负责；二，体现被引证之人独特个性；三，引文表述精当，远超转述效果。引文之所以不宜多，盖破坏文气，即节奏也。通才自信，驾驭材料，“六经注我”；腐儒自卑，难免被材料纠缠而不得脱身。又，此处所谓引证，亦可扩大至论据之运用也。论据无定数，以读者已知为考量标准，读者所知多，则可少引，读者所知少，则可多引，然论证一论点，论据当以不过三为佳。此即彦和“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是也。为何为文以力学博闻为前提？因文贵乎新也。若不知前人论述，何以知新旧？故欲开新，又必知古也。从前人所失之处运思，自能开新也。但知古又不能泥古，用古、化古者智，泥古者愚。真知古，必通，通则不泥。用古、化古，方能实现“创造性转化”或“转化性创造”也。今有才子，行文西化，凡作文，必遍引西人成文、格言之类，人讥其为“移动的书柜”也。此君文章，若尽删引文，剩下者，不过“的、地、得”与苍白之感喟也。今下一重言：炫渊博者实陋，渊博乃创见之大敌也。
45.《练字》：彦和论练字，首重小学。至于练择之忌，列为四端：“一避诡异（字体瑰怪）；二省联边（半字同文）；三权重出（同字相犯），四调单复（字形肥瘠）。”此未免挂一漏万，终属小技。今人不通小学，固然遗憾，但岂可谓擅文者必以通小学为前提？通之固然增雅，不通亦未必不佳。盖文字流变，出于自然，何必拘泥古义。练字之要，重在精确，惜彦和未明白揭示此义。彦和所言之避，主要从文章的建筑美处着眼，于今大多不再适用，惟适用于书法。然作文当力避生僻字，并词句重复。章太炎固一代小学大师也，为文多用生僻字，而读者多不识，此举陋矣。能将常用字用出新意，如同陈寅恪在寻常史料中见历史转捩之大关节，方为高人。盖精于小学者，常犯自矜之病，不独太炎为然。遣词用字，贵在自然贴切，“文之工拙，原不在字之奇否”（纪昀）也。
46.《隐秀》：“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隐者，留白而待读者默会玩味也。隐秀皆从意上着眼，非从字句施法。隐之道也奥，要之，当半隐，即为读者留下诱导线索也。如反讽，若不留线索，直如谀辞也。秀者，木秀于林，以使全篇摇曳之法也。刘咸炘云：“隐而不秀则晦塞，秀而不隐则浅露。不但言秀而必言隐，言秀又不主于矜张，是八代诀。”又，彦和言秀：“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此即“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不可力求也。作文高手，莫不遗憾于旧作，盖深谙此理也。今有文人，洋洋洒洒，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且以汪洋恣肆自矜，可谓未入文道之门内也。（本篇有窜文，然不可解者为，删窜文则本篇篇幅少于他篇。古人著书，尤重各篇篇幅相当，此又难解也，存疑以待高明见教。）
47.《指瑕》：指瑕即指弊。文弊不可胜数，此篇单论，不得不列举数弊，然读者当知，此难免挂一漏万，会心者当暗自警策，举一反三。此篇似亦可列入练字一篇论之。
48.《养气》：“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至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气论为中国哲学之本体论，彦和之气论，要为道家清和之气。此篇当与《神思》篇互参。以彦和之论评路遥，路遥可谓不知养气之道也。路遥若果因写作累死，“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今闻路遥之死，非劳累所致，实家族遗传病史所致。若如此，当初宣扬其劳累致死，可谓谰言，此种文章，传播甚广，遗毒匪浅。又，彦和主清和之气，自有其理，盖此能使文章自然无滞也。气郁、混杂，则文章缠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然人之气分多种，非清和二字可以囊括，如英气、雄气、霸气、逸气、幽气等，不一而足，要之，气若正而勿邪，中而勿偏可也。彦和论气，远不如思想家论气为精，亦可知也。
49.《附会》：“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此篇论谋篇，所处位置甚怪，宜置于《鎔裁》之后，《声律》之前。“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故宜屈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此命篇之经略也。”此篇力陈统贯之要，其实含糊，未点出谋篇之大要在逻辑严密，否则以何统贯？
50.《总术》：此篇汗漫，颠三倒四。首论文、笔，次论文术，术究何义？颇不明了。若依刘咸炘言，此章重在辨体，然何不明标辨体为篇目？
51.《时序》：“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文章必与时俱进，亦当与时俱进。另有一层，文章亦应引领风潮矣。政治、经济、思想皆为影响一代文风之主要因素。此篇但述文风变迁之事实，未深论所以变迁之故也。至于宋、齐之文，彦和在他篇多有批评，此篇专论时序，不得不有所顾忌，虚美过甚。纪昀以为此书成于齐代，署“梁通事舍人刘勰撰”，乃后人之追题。此篇不论梁代，可为证据。
52.《物色》：此篇妙语如珠，精辟幽妙：“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本篇之“赞”尤字字珠玑：“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此章所论为感受力。作文者，上感天地万物，下感人间百态。故文者，传也，传真道于人也。今论文学，首重小说，除感受力之外，尤重想象力，古人不重小说，以为体式卑下，故不言想象力也。
53.《才略》：人各有才性，扬长避短可也。通才如苏东坡，各体皆能，无文不会，千年难遇，造化之功也。为文最忌取长以补短，短能变长乎？笨伯才做此无用之功。
54.《知音》：“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此亦彦和亲身感受。《梁书·刘勰传》谓：勰撰《文心雕龙》成，而“未为时流所称，勰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着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彦和一生，并不得志，当时君主，不过以词臣畜之，后竟乞求出家，燔发变服，未期而卒。又，《文心雕龙》问世而至有清一代，注释本颇为稀少，至清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出，此巨著乃有一较完备的校注本，亦可见知音难遇也。然于作者而言，手写其心，不必侈望知音也。“文人相轻”固是常态，然不必责之太过，盖此举反能繁荣文艺。另，真聪明者，即便口头轻视，心实谦逊而暗学之也。谦逊与否，不在其表，而在其里。另，此篇紧接《才略》篇，另有深意。盖《才略》历数数代文人之得失，彦和恐读者讥之以严刻，故本章论知音，取意宽和也。再，知音虽难，亦非不可能：“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55.《程器》：此篇论士之道德人格。彦和云：“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可知彦和宽厚，不苛责于人。知世论人，当从大节处着眼，若大节不亏，则当宽以衡人。
56.《序志》：此为全书之序言。古人作序，皆置之书尾。此《序言》一篇，乃彦和言志篇也。此篇首段，解释书名：“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彦和幼时，既追慕孔子，本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彦和之人生观本为“君子处世，树德建言。”注经不成，故论文也。促使彦和著书论文之直接原因有二：一，“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 ‘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二，彦和对自魏晋以来之文论不满，自负己作若出，可超迈前人，所谓“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文心雕龙》之立言宗旨，在自序中明揭无隐：“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因此之故，上篇明纲领，而下篇显毛目矣。全书最后一句话为：“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其情殷殷。心有何寄？寄之于转移一世文风，书传久远矣。其雄心可敌万夫，壮哉！此篇可与《知音》篇合参。
57.西人论文学，主艺术性；中土论文学，重思想性。中土之文学，实为文章，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西人所谓文学者。此中有利有弊：利者，敬畏文字也；弊者，文章成为载道之工具，而乏独立之价值。然于今而言，中国作家仍不能弃中国文章传统而单崇西人之论，理由已如前述。
58. 西洋文论，逻辑严整，表述精确，言尽意尽；中国文论，散点透视，直观证悟，言尽而意无穷。中国文章，固当力求逻辑（此论前文已屡屡申说），然不宜弃直观证悟之法如敝履，盖因直观证悟亦为认识事物之有效方法也。
59.仅从文章技法处立论，我以为：明定主题为第一，搭建结构为第二，剪裁篇章为第三，摇曳姿态为第四。余不一一。好文章的标准有二：有创见，有趣味。达致其一，已佳；二者兼备，谓妙。此皆可勤学苦练求得，至于逸品，天赐而己矣。中人之资，可以语常；至于非常，存而不论可也。
60.当今文章，病入膏肓：虚伪、浮嚣、势利、恶俗、浅薄、残破……在在与南朝仿佛，糜烂甚或过之。在理论上，谁为当今之刘彦和？在实践上，谁为当今之韩退之？草此札记，“余心有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