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函两通
《益世报》（昆明）
1939年5月15日第四版
（即《边疆》第二十一期）
一
编者先生：
近来有人大倡苗夷汉同源论，我是苗夷之一，我对此问题不赞囗也不反对。不过据我观察所得，今日要团结苗夷共赴国难，并无须学究们来大唱特唱同源论，我们不必忌讳，苗夷历史虽无专书记载，但夷苗自己决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同源不同源，夷苗族不管，只希望政府当局能给以实际的平等权利。
即颂撰安
鲁格夫尔启
四月廿九日
二
值此全面抗战之时，宣传固应以认清国家提高民族意识为主，然负责宣传的人不甚注意及“民族”之宣传，凡有关国内民族团结之言论应慎重从事，不能随便抬出来乱喊一阵。近来很多的书刊言论及要人名流演讲，都说“我们是黄帝子孙”。有些人家门对上也写着是：“黄帝子孙不当汉奸”。表面上似乎不错，详细地考虑一下实在大不对？因为一如此宣传，即表明抗战目的不是为国，乃是为汉族；所谓建国亦是建汉族之国。使蒙、藏、回、夷苗同胞听了必然反对，他们也不会盲目的跟汉人乱喊的，认黄帝为祖宗的。所以要想团结各民族一致抗日，对变相的大汉族主义之宣传须绝对禁止，以免引起民族间之摩擦，予敌人以分化之口实。
编者先生，在所谓“国族”口号之下而又大倡“黄帝子孙”政策，我不知我等非黄帝子孙是否应该再出力出钱？请你将我这点意思登载贵报，我不要什么稿费，只希望能登出！
蛮夷之民鲁格夫尔启
三苗子孙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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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
顾颉刚对王宏道的这两封信给予回复并刊载在《益世报·边疆》第二十一期上，不过笔者在这里就不再刊出顾颉刚一文，感兴趣者，可在马戎主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和王嘉淳、颜克成编校的《昆明<益世报>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两书中翻阅。
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只是正值抗战建国之期，这种讨论很快就沉淀下来，以顾颉刚为首的一派获得讨论的“胜利”！
云南阿卯王宏道写信给《益世报·边疆》编辑部，其实就是反应了西南少数民族内部（至少也是他个人）对顾颉刚所提出的这一观点的不同看法，更具体的说，是针对当时中国所谓“炎黄子孙论”和“苗汉同源论”的反驳。
王宏道更多的是期望当局给予少数民族以平等权利。直到1946年11-12月召开的“制宪国大”的第一次预备会议上，因为主席团代表上竟然没有西南土著代表的一人当选，彝族杨砥中愤而起之，在大会上大声地指责这一不公的事实，强烈要求主席团上要增补西南土著的代表。石启贵等川、湘、黔、滇的土著代表皆起来纷纷响应，致使会议乱成一团（不过请诸位注意，作为贵州土著代表之一的阿卯朱焕章先生，这时还没有到达南京），最终，主席团代表以张道藩的让步，杨砥中进入主席团代表为结果而终止了西南土著代表的愤怒。这其实也是一次西南少数民族争取平等权利的过程。
王宏道先生泾渭分明的阐述自己不是“黄帝子孙”，而是“三苗子孙”，这一“我者”与“他者”之间的清晰的划线，彰显了一个来自贫苦乡村地域的苗族“自我认同”的倔强。相比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后苗族内部涌现出来的尊蚩尤为共同的苗族祖先的这一“苗族主义”浪潮来说，王宏道在一些方面的观念和认同上，都要早上几十年。
民国时期，在苗族内部，也并不是全都反对“苗汉同源论”。湘西的石启贵就曾写过《苗汉同源论》的文章，阐述了个人的观点；同理，汉族学者也并不全都赞同“苗汉同源论”。
王宏道争取对自身民族认同，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也必然不会受到顾颉刚的赞同。作为古史辨运动的领导者，顾对古史所阐发的“层累说”，也在其回复王宏道的小文中清晰的显现出来。无论怎样，这都是基于当时环境和站在不同立场所引起的交流，并不涉及“正不正确”的问题。王宏道在抗战建国时所涌现出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情感，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
就像阿卯王正科在《希望月刊》上所发表的《苗族同胞爱国乐捐》一文讲到川部和石部为抗战建国捐献钱财一样，他们的信仰，并不妨碍自身的爱国情怀。反而是因为相信，即使处在贫困之下，他们还甘心乐意捐输钱财出来，为抗战建国尽自己的心意。
今日的阿卯，同样如此！在疫情期间，那身处山区的众多弟兄姊妹，不也甘心奉献了许多？只是不愿提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