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与保罗·海姆（Paul Helm）共同编辑一本有关圣经教义的论文集。在即将截稿之际，有人在某场重要的福音派神学会议上点名批评这本论文集，说它企图在当代恢复华菲德（B. B. Warfield）的圣经教义。
没过几天，论文集的一个投稿人就给我发来邮件，表示不想参与这个项目了。我向他保证，这部论文集并非要捍卫华菲德的立场，而是探讨圣经的“可信性”（trustworthiness）概念，因为它与上帝和圣经都有关联。
这位先生放心了，最终放弃撤稿。这件事证实了我心中一个长久以来的猜测：很多福音派学者想要“鱼和熊掌兼得”。他们想要敬虔或福音派可以提供的平台，同时也希望自己被那些有头有脸的大学教授所接纳。
然而，问题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正如某人（耶稣）说过的，“他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奇怪的时代和圆滑的神学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几乎每年都会举办多场探讨福音派教会未来的会议，这些会议至少有一位演讲者，有时甚至有一大群演讲者。而这些演讲者所代表的神学，可以说，恰恰就是那种使教堂变空、讲道缩水和瓦解福音信仰的神学。
我最近看到一场此类会议的宣传单，会议旨在纪念一位福音派思想家和批评家，他终生致力于揭露这种圆滑的神学，但会上一位主讲人却正是那种圆滑神学的代表人物。真是一个奇怪的时代。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福音派学者如此怯懦地渴望被更多人接纳？
为什么福音派学者如此渴望属世的接纳？
首先，福音派的身份界定不清，导致它陷入这样的混乱。甚至福音派自己都不知道究竟何为福音派。它是一场基于（重生）经历、神学立场，还是跨教会机构的运动？那么，问题来了：
第一种观点（重生经历说）如果不和第二种观点（神学立场说）相联系，难免沦为主观的神秘主义。
第二种观点（神学立场说）在福音派成员中分歧甚大，他们甚至就彼拉多“真理是什么”的问题都无法达成共识。
第三种观点（跨教会机构说）常常要么给界定第二种观点（神学立场说）带来麻烦，要么（尤其在美国）已经变得更像是个人崇拜的工具而不是教会事工。正如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所说的，每一项伟大的事业都始于运动，随后变成生意，最终沦为骗局。关于福音派的第三种观点很容易成为这种批判的对象。
其次，如果一场运动不明白自己是什么，它就不能清楚判定谁是同路人、谁是局外人。而一场运动的边限，终究是在最归属这场运动之人和最排斥这场运动之人身上得以彰显。初期教会史上有个例子，尽管亚流（Arius）他把基督看得很高，却只把基督看为受造物而不是全然的上帝。如此一来界限就清楚了：亚流主义不属于大公教会运动。
如果把福音派身份界定的问题与当下迎合大众的文化倾向结合起来，一场大灾难便酝酿而成。只要说说关于耶稣的好话，烛光点亮时心里感到温暖，对长辈和和气气——嘿，这就够了——你就是基督徒了，还可以说是福音派呢！
于是，即便我们当中有人否认替代受罚说（penal substitution），否认任何有意义的圣经权威概念，否认基督救赎的独特性，否认“称义本乎恩因着信”（justification by grace through faith），否认救恩的特殊性。但是，没关系：只要强调耶稣是个非常好的家伙，喊几句正统的口号，讲话时带点激情，你就可以成为福音派成员，并在会议上发言。前文提到的那些会议之所以方兴未艾，就是因为我们总是听信这种花言巧语。
第三，福音派当中似乎盛行一种自卑情结。这里指的是：虽然我们不想排斥任何人，却总是担心被人排斥。的确，对于福音派学者来说，在如今这个暧昧不清的时代，他们很容易为了在外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更大的平台，而被引诱去走一些捷径，或是对那几个令人尴尬的正统教义保持沉默。
这对福音派圣经学者和系统神学家来说尤其具有诱惑力，因为与他们的专业相关的学术界往往对超自然主义和传统的真理宣称完全不感兴趣，可这些恰恰是他们所在的教会群体得以建立的基础。
我们会自欺地说自己在为主做工，只是因为我们在某个重要期刊或出版社发表了论文。其实，我们是在助长神学院里的不信文化。并非这些事本身不好、不值得做——我自己也发表论文——而是我们实在不能把专业上的学术成就与圣徒建造或拓展神国混为一谈。
的确，正如詹姆斯·巴尔（James Barr）多年前指出的，福音派学者往往只有在最罔顾福音的时候才获得学术界的尊敬。学术上的体面（academic or scholarly respectability）和智识上的诚实（intellectual integrity）是不同的。对于基督徒学者来说，后者取决于得神的称赞和对神的话语忠心；这跟学术界的游戏规则并不一样。
福音派学者要有宏图大志
最后，福音派学者几乎没有什么宏图大志（ambition）。也许这听起来很奇怪：渴望获得大学终身教职、在著名出版社发表学术专著、在知名学术会议上发言，以及与学术界的风云人物交谈——这些不正是很多福音派学者的宏图大志吗？
然而，真正的宏图大志、基督徒的宏图大志，以教会建造、服侍上帝百姓为根基和目的，而这正是福音派学者明显失败之处。福音派学者在学术界的影响充其量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他们的学术贡献通常（如前所述）局限在那些对福音无足轻重的领域。设若将这些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圣徒建造上，教会面貌该有多大改观啊！
当然，尖端学问并非因此成为福音派学者的禁区，信众的即时需要也不是评判福音派学术的标准。只是，所有的神学研究工作都应该以建造圣徒、反驳福音的敌人和劝勉弟兄为终极目标。福音派神学研究者所能获得的最高成就不是顶级学术圈的身份资格，而是在通过地方教会拓展神国和坚固教会时所获得的真知灼见。
日子将到，福音派中的文化知识精英——机构也好，个人也罢——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我看到危机降临在两个紧密相联却截然不同的阵营之间。
日子将到，或许已经到了，那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由圣灵所默示、有最高权威、真实无误的观点或立场，将会被视为学术自杀（intellectual suicide）甚至心理疾病。很快，任何反对同性恋的言论都将会被视为与“白人至上论”或虐待儿童一样大逆不道。
到时候，这种抉择就会泾渭分明。那些选择基督教阵线的人将会显而易见，而那些试图侍奉正统教义和学术名望两个主人的福音派学者，终将发现任何智力柔术（intellectual contortionism）都无法拯救他们。与华菲德扯上关系反倒是他们最不足挂虑的事了。
多年前，马可·诺尔（Mark Noll）写过一本《福音派心智的丑闻》（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他在这本书中表明，福音派心智的丑闻是福音派根本没有心智可言。就福音派学者和福音派学术而言，我不同意他的观点：真正的丑闻并不是没有心智可言，而是现如今几乎没有福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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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卡尔·楚门（Carl Trueman）是格罗夫城市学院圣经和宗教研究教授，著有《路德的人生智慧》。本文转自九标志事工中文网站（cn.9marks.org），邢凌翻译，转发略有编辑。原文标题：The Real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