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读书笔记
地中海，文明之心。1200-1600，文明之战。领土，信仰，贸易，战争的诉求不断改变或说增加。火药的应用改变了战争面貌。
奥林匹斯山60英里之外，是为分割欧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君士坦丁堡屹立于此，基督教世界的象征与前哨，穆斯林眼中的红苹果，一如今日纽约的类似绰号。土耳其人心中红苹果的具象，或许是城中查士丁尼大帝铜像手中带着十字架的球。
围城是君士坦丁堡人的日常景况，1123年间曾被围攻至少二十三次，早已见怪不怪。
1453年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将它征服的各民族都吸纳进来，而很少考虑他们的种族身份。帝国的精锐部队是斯拉夫人，主要将领是希腊人，海军将领是保加利亚人，苏丹可能有一半塞尔维亚或者马其顿血统。另外，在中世纪复杂的附庸封建体制下，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士兵也伴随苏丹从埃迪尔内开往君士坦丁堡。
然而战争性质当然并不因此改变，一如八国联军中英军主力是印度人，并不意味着庚子战争是清印之战。
拜占庭人被认为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因此自称罗马人。统领他们的皇帝却有一半的塞尔维亚血统和四分之一的意大利血统，而且守军的很大一部分是西欧人，也就是拜占庭人所说的“法兰克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加泰罗尼亚人，还有一些土耳其人和克里特人，甚至还有一个苏格兰人。
如果说很难确定攻防战参与者的民族身份，有一个因素却是所有同时代的史学家都永远不会忘记的——信仰。
1：燃烧的海
希拉克略（629）的真十字架蒙上了穆罕默德书信的不祥阴影。“性如野驴”的应验者应验着预言的其他部分。
君士坦丁堡没有在更早的时候陷落，应归因于上帝的怜悯，与希腊火技术的暂未失窃。
人力运作的极致是717年利奥二世的天才，欺骗阿拉伯人销毁储粮好让守军投降。阿拉伯人居然上当。溃败，死伤无数。
三个世界的构想由伊斯兰神学家虽非第一个，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提出。兵败城下，对他们来说是个神学问题，一如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论让位于斯大林的民族主义是个神学问题。
君士坦丁堡恰是当时世界的中心，于此交锋的东正教与伊斯兰代表着宗教的两种错误，东正教无比精细的繁华壮美与伊斯兰教的简单质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针尖天使的意象体现帝国人民酷爱神学的固有本色。但希腊中性语态神圣意义的失落看来与他们是否使用希腊语看来无关，最终使他们的神学应用成为宿命论的变种。
二：伊斯坦布尔的梦想
突厥塞尔柱人，恰是伊斯兰的日耳曼人。曼齐刻尔特一役，是君士坦丁堡的命运节点。十字军劫掠君士坦丁堡，确是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丑闻，但细查下去，既然拜占庭率先摧毁意大利殖民地，亦难说后来威尼斯的报复毫无理由。
蒙古带给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正如当初匈奴带给日耳曼人与西方的同样影响。之后，奥斯曼人崛起。奥斯曼的御民之术，既有亚述的邪恶残忍，又有东方的阴损精密。不允许基督徒改宗是为了继续按着莎莉娅法征收有经人重税，常备军的设立更需要基督徒男童成为兵源。
这一制度即“德夫希尔梅”：
德夫希尔梅（土耳其语：Devşirme，“征募”），也被称为“血税”（blood tax），奥斯曼帝国从其基督教臣民的男孩中募集兵丁的制度，可能始于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在穆拉德二世时已趋于制度化，这一制度是奥斯曼人对传统的将战俘奴隶变为士兵的“古兰制度”的改革。德夫希尔梅被视为一种特种税，从基督徒男孩中征兵的时间和规模根据帝国政府的需要决定，即在帝国军人由于战争损失严重时，征兵的规模就更大，次数就更多。它以村庄或包括几个村庄的“税区”为征收对象，一般为每40户征收一名男孩，征募的新兵起初为8-18岁的未婚基督教男孩，17世纪后，年龄改为了15-20岁。起初，奥斯曼帝国政府仅在巴尔干地区征收德夫希尔梅，16世纪开始也征召安纳托利亚的基督教男孩。按当时的规定，独生子、从事重要经济行业的男孩、孤儿以及品行不端的人不会被征召。16世纪时，由近卫兵团“耶尼切里”的军官携带苏丹的授权前往各地征兵，他们通过地方官员和法官通知当地的基督教家庭，在对应征的男孩进行审查后登记编队，由近卫兵团的士兵护送到首都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男孩们会改宗伊斯兰教，并受到一系列的测试、筛选和训练。被选中的男孩将接受奥斯曼帝国最好的教育，学习完成后被安排到军事或民事事务职位上，尤其是被吸收到耶尼切里军团中。穆拉德一世时开始，德夫希尔梅就是一种为了遏制不断增长的土耳其贵族势力的做法，这一做法本身违背了伊斯兰法。而到了1648年，这一做法逐渐没落终止。1703年的一次重建的尝试遭到了觊觎军事、民事职务的奥斯曼人的抵制。最终，在艾哈迈德三世在位时，德夫希尔梅制度被正式废除。
君士坦丁堡灭亡的前兆恰如尼尼微，地震，瘟疫，内战连绵不断。自杀式解散帝国海军更为奥斯曼提供了现成的瓦良格号指战员。
三：苏丹和皇帝
穆二其人：
关于穆罕默德的出世，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母亲的身份扑朔迷离。虽然有些土耳其史学家声称她是个纯血统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但她很有可能其实是个来自西方的奴隶，在边疆劫掠中被俘或者被海盗绑架；她可能是个塞尔维亚人或马其顿人，极有可能生来是个基督徒，这给穆罕默德二世矛盾重重的性格带来了奇特的因素。不管穆罕默德的基因是如何混杂，他的秉性与父亲穆拉德二世迥然不同。
这个少年聪颖过人，而且具有非成功不可的钢铁意志。他精通多种语言，根据各方面的记载，他通晓土耳其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还会说希腊语、一种斯拉夫方言和一些拉丁语；他还非常热衷于历史、地理、科学、实用工程学和文学。他的独特个性使他崭露头角。
他对亚历山大大帝和尤里乌斯·恺撒的丰功伟绩无比神往。中世纪的波斯和土耳其史诗已经把亚历山大改造成伊斯兰英雄。穆罕默德二世从孩提时期就应当熟知亚历山大的业绩；在宫中，每天他都命人为他朗读罗马作家阿利安用希腊文写的世界征服者亚历山大的传记。在这些影响之下，他自视拥有两个身份：既是穆斯林的亚历山大，必将征服天下，直至世界边缘；也是征讨异教徒的圣战领袖。他决意逆转世界历史的方向：亚历山大向东征伐，他则要征服西方，给东方和伊斯兰带来荣耀。这是个醉人的梦想，受到了谋臣们的激励；这些谋臣们看到，征服的浪潮将对他们的个人晋升大有帮助。
新苏丹年仅17岁，既满怀自信，又踌躇徘徊；既野心勃勃，又生性内敛。他的幼年经历显然对他影响极大。他很可能在非常幼小的时候就与母亲分离，主要是由于好运才在奥斯曼宫廷的阴暗世界里生存下来。甚至在年轻的时候，他也深藏不露，对他人疑心很重；他独立、傲慢、缺乏人的温情，而且野心极大。他的性格充满了矛盾，错综复杂。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将他描绘为极度残忍和心理变态的怪物，他也的确是个秉性矛盾重重的人。他精明机敏，英勇无畏，感情极其冲动，诡计多端，擅长欺骗，有时是个残忍的暴君，有时却能做出令人意外的善举。他喜怒无常，无法预测；他是个双性恋，不肯与任何人结成亲密关系；他睚眦必报，但因为开创了很多虔诚的慈善事业而深受爱戴。他成熟的主要特征已经成型了：既是暴君，也是学者；既是热衷战争的军事战略家，也热爱波斯诗歌和园艺；既是后勤管理和实践筹划工作的专家，又极端迷信，需要宫廷星相家来帮他作军事上的抉择；虽然是伊斯兰的战士，但对非穆斯林臣民也慷慨仁慈；他还喜欢与外国人和离经叛道的宗教思想家做伴。
当年的西方，不是擅长游击战与兵不厌诈的奥斯曼人对手。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势如南明。
四：割断喉咙
穆二谋定而后动：
君士坦丁堡方面匆匆派出使节前往埃迪尔内，向年轻的苏丹致意并寻求安全的保障。使节们受到的接待让他们又惊又喜。穆罕默德二世非常通情达理。据说，他以先知、《古兰经》“和天使与诸大天使的名义起誓，他将与君士坦丁堡和君士坦丁十一世皇帝永结盟好”。他甚至从斯特鲁马下游河谷一些希腊城镇的税收中抽出一部分，作为年金赠给拜占庭人，尽管这些地区在法律上属于觊觎皇位的奥尔汗王子。这些金钱将用来供养仍然被扣押在君士坦丁堡的奥尔汗。纷至沓来的使节们都得到了和平的保证。
拜占庭的挑衅至少是不智：
拜占庭人派遣大使去布尔萨与哈利勒会面，提出了一个专断的要求：
罗马人的皇帝不接受30万阿斯普尔的年金。因为，与阁下的主公同为奥斯曼后裔的奥尔汗现已成年。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他身边，奉他为主公和领袖。他本人没有财力对追随者慷慨赏赐，因此他请求皇帝帮助。但皇帝也缺乏资金，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因此我们有两个请求供您选择：将年金翻倍；否则我们就将释放奥尔汗。言外之意是再清楚不过的：如果年轻的苏丹不肯掏腰包，就将有一个皇位竞争者自由活动，在奥斯曼帝国煽动内战。这是一个经典的计谋。
预感到要招致严重反击之后求助西方，却再次见证威尼斯商人的重利轻义：
1451年底，君士坦丁十一世又派遣了一名使节前往威尼斯，带去了更紧急的消息：苏丹正在集结大军，准备攻打君士坦丁堡，如果得不到援救，它必死无疑。威尼斯元老院以自己的议事速度作了斟酌，于1452年2月14日给出了答复。威尼斯人的回应是非常典型的小心谨慎；他们可不想影响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商业利益。他们建议拜占庭人去寻求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不是仅仅依赖威尼斯人；但他们的确批准向君士坦丁十一世提供他索要的火药和胸甲。
割喉堡的兴建远胜金墉城，为了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
五：黑暗的教堂
400年前的东西分裂，早已埋下今日见死不救的种子。互相绝罚不可挽回，即便和子说与罗马主教地位之争表面解决也无济于事。东罗马的合纵连横注定不能长久维持：
约翰八世的父亲曼努埃尔二世在临终前给了他的孩子们一条典型拜占庭式的建议：“土耳其人开始惹是生非的时候，就立刻派遣使臣到西方，主动提出愿意与西方联合，并尽可能地拖延谈判，拖得越久越好。土耳其人非常害怕我国与西方联合，会变得通情达理；但由于拉丁各国的敌意，这种联合是不会实现的！”
东西方于事无补的联合注定是形式主义，弊大于利。君十一的务实态度让他丢掉了合法性：
君士坦丁十一世是个军人，而不是神学家，他对东西方教会联合的态度完全是务实的。他只有一个执著的目标：挽救这座城市，因为它的古老遗产被交到了他的手中。如果与西方联合有助于这个目标，就这么办好了，尽管市民们因此对他颇为不满。他的皇权和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他在米斯特拉斯登基时并没有接受过正式加冕。加冕仪式本应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但人们强烈地感到，如果由一位主张联合的牧首为一位赞同联合的皇帝加冕，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暴乱。于是加冕仪式就被悄悄地搁置了。很多市民拒绝在祈祷时为新皇帝祈福，佛罗伦萨会议上的一名主要的反对者乔治·斯科拉里奥斯退隐到一座修道院，改名为真纳迪奥斯，开始组织反对联合的教士会议，进行抵抗。1451年，牧首格列高利厌倦了这些无休无止的敌对，前往罗马，在那里将反对联合派的活动情况全都告知教皇尼古拉五世。君士坦丁堡城内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格列高利的牧首职位。于是从此刻起，君士坦丁堡既没有完全合法的皇帝，也没有牧首。
强行联合，除了制造了永久分裂和更加刺激奥斯曼，没有其他效果。天主教对大一统的痴迷，将要被马丁路德的锤子打碎。
攻打君士坦丁堡的理由，从穆二的角度来说，“有理有据”：
大约在1453年1月前后，穆罕默德二世召集了大臣，发表了决意开战的演说。希腊史学家克利托布罗斯把这份演说记载了下来。苏丹将君士坦丁堡问题放置到了奥斯曼人崛起的整个历史背景中。他十分清楚，50年前，奥斯曼帝国羽翼未丰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煽动了帝国的灾难性内战，给帝国带来了极大损害：“君士坦丁堡从未停止敌对我们，不断地挑动和教唆我们的人民互相残杀，推动混乱和内战，损害我们的国家。”他担心，君士坦丁堡在将来仍然会成为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国家之间无休止战争的动因。一旦将其占领，它将成为帝国的中心，“但如果没有它，或者让它继续当前的状态，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随时可能丧失，也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大臣们也一定清楚地记得，就在不久前，君士坦丁十一世还企图利用奥尔汗来破坏帝国的稳定……苏丹还谈及了圣战传统——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今天的穆斯林们有义务开展圣战。穆罕默德二世还特别强调了尽快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务必迅速地集中全部可用资源，决战决胜。
务实的义士，只剩下朱斯蒂尼亚尼这样的外国人：
加拉塔的热那亚市长的呼救召唤来了具体的援助。2月26日前后，两艘大型盖伦帆船抵达君士坦丁堡，带来了“很多作战所需的精妙装备和机器，以及英勇而自信的精锐士兵”。这些船只隆隆驶入帝国港口，“甲板上站着四百名全副甲胄的士兵”，这副盛景当即对民众和皇帝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这些援兵的指挥官是一名与热那亚共和国的名门望族有联系的职业军人，名叫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隆哥。他是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兵，自愿发起这次远征，并且自己承担开支。他一共带来了7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其中400人是在热那亚招募的，另外300人来自罗得岛和热那亚控制下的希俄斯岛（那里是朱斯蒂尼亚尼家族的权力基地）。君士坦丁十一世很快认识到此人的重大价值，向他提出，如果能够击退奥斯曼人，就将利姆诺斯岛赏赐于他。在随后几周内，朱斯蒂尼亚尼将在防御战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六：城墙和大炮
千年坚城貌似固若金汤，曾经吓退阿提拉。然而真正致命的弱点却在于“拜占庭逻辑”：
城防体系的第二个异常环节位于北端。内外三层的城墙的规则体系在接近金角湾时突然发生中断。城墙的周界突然向外拐了一个直角，把一块额外的突出地域包含在内。从这里到金角湾海边的400码距离上，城墙变成了形状不一的堡垒和墙段的大杂烩，虽然是非常巩固地建在露出地表的巨岩之上的，但在大部分地段只有一道防线，而且没有挖掘壕沟。这一段城墙如此建造，是为了将布雷契耐的圣母神龛包含在城内。起初，包含神龛的教堂处于城墙之外。拜占庭人在最初认为，圣母的保佑已经足以保护教堂，这真是典型的拜占庭式的逻辑。
火药与火炮的应用，永久改变了战争态势。一乌尔班而不能用，预示君士坦丁堡的大势已去。
七：浩瀚如繁星
穆二深知，此战必须是持久战与闪电战的古怪结合。宗教狂热下的动员令极其有效。但胜利的原因或许更在于大批基督徒的助纣为虐。情有可原，罪无可恕：
奥斯曼军队从基督徒臣民、雇佣兵、叛教者和技术专家那里得到的巨大帮助成了令欧洲史学家们再三哀叹的主题。“我可以作证，”莱奥纳德大主教咆哮道，“土耳其人那边有希腊人、拉丁人、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波西米亚人和来自其他所有基督教国家的人……如此背弃基督，是多么可憎！”他的咒骂并不完全公正，因为很多基督徒士兵是作为苏丹的附庸，被强迫参战的。“我们不得不骑马前往伊斯坦布尔，去为土耳其人效力，”近卫军战士米哈依回忆道，因为如果拒绝服役，就只有死路一条。
至于兵力对比的50比1倒并非决定性因素，因为西方自古以来就必须以少胜多。
八：世界末日的恐怖号角
对当时世人来说，这号角声就是炮声。但当时的穆二玩儿大炮，恰如今天的金三玩儿核弹，如果没有“欧奸”的技术援助，断不能完成：
不久，匈牙利人匈雅提·亚诺什派来了使者，使得穆罕默德二世速战速决的需求愈显突出……不幸的是，匈牙利人的来访也让拜占庭人产生了猜疑，于是流传开了这样一条无法得到证实的谣言：到访的匈牙利人向奥斯曼帝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其中一名到访的匈牙利使者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大炮的发射。当他看见一发炮弹击中了城墙的某个地段，同时炮手们装填第二发炮弹，准备轰击同一地段时，他受到对炮兵技术兴趣的驱使，大笑炮手们的幼稚。他建议炮手们将第二发炮弹瞄准“离第一发炮弹的弹着点30-36码的地方，但高度相同”，第三发炮弹则瞄准前两发的弹着点中间的位置，以便“让三发炮弹的弹着点形成一个三角形。那段城墙就会倒塌”。这种射击策略能够加快摧毁城墙的速度。很快，“带崽子的大熊”就开始紧密协调和配合。由较小的火炮在已经削弱不少的中段城墙上打出三角形的两个底点，然后由一门乌尔班巨炮完成这个三角形：“魔鬼般的力量和不可阻挡的动力将炮弹射往城墙，造成了不可修复的破坏。”史学家们围绕匈牙利人的这条良策编织出了一个奇怪的解释：一位塞尔维亚预言家曾宣称，在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之前，基督徒的苦难不会终结。关于匈牙利人来访的故事突显了基督徒的几个固执观念：奥斯曼军队只有得到了欧洲人的优越技术知识，才能得胜；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由于基督教世界的衰败；宗教预言仍然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
东方奴隶军的确“视死如归”：
在近距离交战中，铠甲质量更好的守军比较占便宜，但就连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也对敌人在火线的英勇叹为观止。“土耳其人在近距离作战中打得非常勇敢，”莱奥纳德回忆道，“所以他们全都死了。”
九：上帝的神风
穆二不二，知道攻城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成功封锁大海。建割喉堡正是为此。双方均使用中世纪桨帆船，并且双方海军的主力均是基督徒。
穆二深知己方舰队劣势在于士气和经验不足，于是制定围点打援策略，给舰队三个任务：封锁城市，冲击金角湾，阻挡援军。
拜占庭海军与奥斯曼海军之战，恰似神族对虫族：少而精对多而贱。
君十一以中世纪宗教思维求援，意大利诸邦以现代化经济头脑观望。直到奥斯曼封锁黑海航路并且击沉威尼斯船只，他们才改变对拜占庭的冷漠。最终敌对的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派出战舰去救援，甚至教皇尼古拉五世也自费雇用了三艘商船前去助阵。
热那亚舰队在君士坦丁堡城下陷入奥斯曼车轮战。风停，风起，俱各有时。渐入绝境，化险为夷，见证如风圣灵的莫测恩典。
十：鲜血的螺旋
此战给双方均留下深刻印象。无数蚂蚁啮咬巨大甲虫的意象挥之不去。基督徒重燃盼望：若四艘战舰就足以抗衡奥斯曼海军，意大利诸共和国的十几艘桨帆船全部出动会如何？并且君十一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准备和谈。
奥斯曼方面的军心则继续动摇。君士坦丁堡不可摧毁的诅咒再次萦绕。穆二最终决定支持主战派，准备最后总攻，榨干中央集权的一切制度优势。
基督教守军派系众多，各自为战，成败都赖于此。薄弱处毁于炮火，朱斯蒂尼亚尼的任务主要变成抢修。
总攻计划只在穆二一人脑中。他曾有名言：“请君谨记，假如我的一根胡须知道了我的秘密，我就会把它拔下来，丢进火焰。”
他推断，问题的关键在于金角湾的铁链。最终不知来源的妙计终于在他的脑中形成：
莱奥纳德大主教确信，这又是背信弃义的欧洲人给苏丹出谋划策，并用他们的技术帮助苏丹；给穆罕默德二世献计的是“一个毫无信义的基督徒。我相信，那个人是从威尼斯人在加尔达湖的策略学到了这个把戏，并将它传授给土耳其人”。
后世满洲绕开关宁防线、德军绕开马其顿壕沟的策略提前却更加神奇地上演。穆二成功地从陆路将战舰运走，绕开了铁锁横江。成功者不被责备，目睹奥斯曼战舰赫然出现在铁链之内的拜占庭人，恰似看到翻越阿尔卑斯山而来的汉尼拔战象的罗马人。
君十一紧急召开闭门作战会议。会议最终决定，由贾科莫·科科船长执行奇袭火攻计划。
然而热那亚人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消息，坚决要求参战。威尼斯人只好同意。进攻被推迟，因为热那亚人的战斗准备就花了四天。
最后进攻时，科科不知为何，忽然脱离掩护船队，径自驾驶满载火药与燃料的小船冲向敌军，很快被击中沉没。事后总结，一定有内奸，但又无法确定具体是谁。各派系的争吵更加严重。
十一：恐怖的机械
加拉塔（佩拉）的热那亚人逐渐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一直以来的暧昧态度使得这些指责不能算是无的放矢。
联合的强度与韧性高度取决于效果。随着压力与日俱增，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信条和血统出身不同的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朱斯蒂尼亚尼和诺塔拉斯互相争夺军事资源。
在明显的不祥预感驱使下，有人建议君十一出奔伯罗奔尼撒，留得青山。朱斯蒂尼亚尼表示愿意提供护送船只。
君十一沉默许久，泪如雨下，然后说道：‘我赞赏和感激你们的建议，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因为这建议符合我的利益，一定是这样的。但我怎么能这么做？怎么能离开教会、上帝的教堂、帝国和所有人民？请告诉我，如果我逃走的话，全世界会怎么看我？不，众位大人，不行。我要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殒身报国。’他向他们鞠躬致敬，哭得伤心欲绝。牧首和在场的其他人都开始默默流泪。
5月6日，奥斯曼军再次发动猛攻。但再次被打退。于是他开始尝试使用中世纪攻城三艺突袭、炮击、封锁之外的第四艺：地道战。
毫不意外，执行地道战的仍是被征服的基督教附庸国的新布尔多基督教矿工。矮人只为宝石的隐喻，并非无迹可寻。
然而城中曾在德意志工作过的苏格兰人约翰·格兰特正是被上帝派到这里应付地道战的。身为武艺高强的职业军人、攻城战专家和非常熟悉坑道作业的工程师，他领导守军一次次挫败了黑暗矮人的隐秘掘进。
离开君士坦丁堡寻找援军的水手们在一无所获之后，面临是否重返危城的抉择。最终大家形成一致意见：“皇帝把这个任务托付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完成使命”。“所以我们必须返回君士坦丁堡，不管它在土耳其人还是基督徒的手中，不管我们此行是生是死，我们都必须返回。”大家进行了民主表决，决议无论如何都要返回。英风烈烈，天命昭昭，预示将来基督教世界的最终得胜。
君士坦丁十一世感谢他们义无反顾地返回城市，随后“失声痛哭起来”。他最终认识到，基督教世界连一艘救援船只都没有派出，这让得到援救的希望彻底断绝了。“有鉴于此，皇帝决定完全听从最仁慈的救主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以及帝都的保护者——圣君士坦丁的安排，但愿能够守住城市。”这是围城战的第48天。
十二：不祥之兆
一系列征兆都指向不祥的结局：
建立和丧失城市的皇帝都叫君士坦丁，他们的母亲都叫海伦娜。的确，君士坦丁一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母亲都叫做海伦娜。
5月24日，本应有的月圆之夜却发生月食。春夜的月牙与奥斯曼军旗上的月牙似在遥相呼应。此事给拜占庭的打击有多大，给奥斯曼的激励就有多大。
次日，圣徒们抬着据说由圣路加绘制，千年来一直护佑君士坦丁堡的指路圣母像全城游行。孰料圣像竟毫无理由、不受控制地脱落在地，紧紧贴在地面，半晌无法拿起。终于捡起来之后，惊恐万分的人们又被突然起来的暴风雨和洪水打散。人们不得不承认：圣母拒绝听他们的祈祷。
再次日，城市被浓雾笼罩。黄昏时，城市被黑暗笼罩。此时异象发生：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突然开始闪烁奇异光辉。涅斯托尔-伊斯坎德尔如此描绘他亲眼所见的景象：“一大团火焰从窗户顶端喷涌而出；它环绕教堂的整个颈部很长时间。火焰成了一体；它发生了变化，其光亮无法描摹。它一下子飞向天空。看见它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开始哀号，用希腊语喊道：‘上帝宽恕我们！光明飞向天堂了！’”其情其景，恰似以西结目睹舍吉那离开圣殿，飞出东门。
第三日（可能是5月26日），教士和大臣们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觐见君士坦丁十一世，表达了自己的不祥预感。他们描述了神秘的光亮，试图劝说皇帝去寻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对穆罕默德二世进行有效的抵抗：“陛下，请考虑关于这座城市的所有传言。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上帝给了我们这光亮，用来保护伟大的神圣教堂和这座城市。但在今夜，它离开了城市，飞往天堂。这表明，上帝的恩典和慷慨已经离我们而去：上帝想要将我们的城市交给敌人……我们恳请陛下离开城市，免得我们全都灭亡！”君士坦丁十一世情绪非常激动，再加上过于疲劳，昏倒在地，失去知觉很长时间。他苏醒后，仍然坚持己见：离开城市将令他的名字永远蒙羞；如果形势无望，他宁愿留下，与臣民共存亡。此外，他还命令他们不得在群众中传播沮丧的言论：“不要让他们陷入绝望、丧失斗志。”
然而这些异兆，很可能是由于太平洋的火山喷发导致：
在中世纪充满神秘主义的大环境下，天象的预兆和不合情理的天气变化沉重地打击了君士坦丁堡市民的斗志，被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清晰表现。其实，这些恐怖现象的真正原因在遥远的太平洋，能与人们对世界末日大决战的最骇人的想象匹敌。大约在1453年初，澳大利亚以东1209英里处一个叫做库威岛的火山岛发生了大爆炸。8立方英里的熔岩被射入平流层，其爆炸力是广岛原子弹的200万倍。这是中世纪的喀拉喀托，对全世界的天气造成了影响。火山灰被全球暴风裹挟到世界各地，造成气温下降，对从中国到瑞典的农业收成都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国的长江以南地区的气候原本和佛罗里达一样温和，却连续下了40天的雪。在英格兰，当时对树木年轮的记录表明它们的生长严重受挫。来自库威岛的富含硫黄的颗粒物很可能就是1453年春季困扰君士坦丁堡的不合情理的寒冷以及反复无常的大雨、冰雹、浓雾和降雪的罪魁祸首。悬浮在空气中的颗粒物还造成了耀眼的落日以及奇怪的光学现象。在5月26日笼罩圣索菲亚大教堂铜屋顶的可怖的光带很可能就是火山灰颗粒物造成的，或许还有圣艾尔摩之火（大气放电造成的闪光）的影响。就是这个奇异现象让守军以为上帝抛弃了他们（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发导致的耀眼光芒令纽约人同样惊慌失措，但他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更发达的时代，他们更容易误以为那是失火所致，所以去呼叫消防队）。
至此，双方都到达了临界点。拜占庭越来越觉得末日将至，奥斯曼也被西方援军即将到来的谣言困扰，几乎就要士气崩溃。穆二决定尽快发动最后总攻。
十三：“铭记这一天！”
决战之前，其实胜负难料。攻守双方都可能由微小扰动带来全线崩溃。
5月27日，奥斯曼发动最猛烈的一次炮击。
穆二做最后动员演说，无非恩威并施，诱之以财富，惑之以圣战。其实城中财富早被1204年的十字军抢掠一空。
微小扰动率先在城中出现：朱斯蒂尼亚尼被流弹击伤。
从1453年1月他率领700名身披闪亮铠甲的优秀士兵戏剧性地登上码头的那一天起，朱斯蒂尼亚尼就一直是防御战中的标志性人物。他是自愿且自费前来参战的，“为的是基督教信仰的利益和全世界的荣耀”。他精通守城技术，作战英勇无畏，在守卫陆墙的战斗中不知疲倦，只有他一个人同时受到希腊人和威尼斯人的忠诚爱戴，他们原先对热那亚十分仇恨，但在朱斯蒂尼亚尼身上是一个极大的例外。朱斯蒂尼亚尼指挥建造的土木壁垒是一项聪明绝顶的紧急措施，对奥斯曼军队的士气造成了很大打击。按照他的同胞——希俄斯岛的莱奥纳德的说法（尽管这说法不太可靠），穆罕默德二世把朱斯蒂尼亚尼视为主要对手，对他火冒三丈又颇为敬佩，企图用一大笔钱贿赂他。但朱斯蒂尼亚尼不为所动。在这位鼓舞人心的领袖负伤之后，守军一下子绝望起来。他们放弃了城墙的修补工作，任凭它一片狼藉。君士坦丁十一世得到消息后，“立刻丧失了决心，陷入沉思”。
5月28日，各方都竭尽所能，摒弃前嫌，巩固城防。君十一组织、恳求、鼓舞各方。威尼斯市政官恳求所有威尼斯人去城墙。就连加拉塔也最后一次召唤市民加入金角湾对面的守军。
君十一做了最后的演讲：
游行结束后，他召集了最重要的贵族和城内各个派系的指挥官，最后一次号召大家精诚团结、奋勇作战。他的演讲和穆罕默德二世的讲话很类似。莱奥纳德大主教在场聆听了皇帝的演讲，并做了记载。君士坦丁十一世轮流向每一个派别讲话，感召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信仰而战。首先他向自己的人民——城内的希腊居民讲话。他赞扬他们在此前53天内为保卫家园而做的顽强斗争，并请求他们不要害怕“邪恶的土耳其人”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发出的狂野呼喊；希腊人的力量在于“上帝的保佑”，但也在于他们优越的甲胄。他提醒他们，穆罕默德二世撕毁了先前的和约，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修建要塞，同时“侈谈和平”，实际上却挑起了战争。他号召希腊人为了家园、宗教信仰和希腊的未来而战；提醒他们，穆罕默德二世妄图占领“君士坦丁大帝的城市、你们的家园、基督教难民和所有希腊人的避难所，还要把上帝的神圣教堂改为马厩，对它们进行可耻的亵渎”。
接着，他先后向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发表演说，赞扬他们的勇气和对城市的忠诚：“你们的很多伟大和高贵的勇士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光荣，你们把它视为自己的城市。现在斗志昂扬地迎接新的斗争吧。”最后他向所有战士讲话，恳求他们坚决服从命令，最后用世俗和天堂的荣耀来鼓舞大家，几乎和穆罕默德二世做的一样：“谨记在心，今天是你们的光荣之日，如果你们在这一天哪怕只洒了一滴血，也会得到烈士的冠冕和不朽的荣耀。”这些言辞对听众产生了预料之中的效果。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演讲振奋起来，发誓坚决地抵抗即将到来的进攻，“若上帝开恩，我们或许能获胜”。
下午，被市民抛弃了五个多月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第一次挤满了参加礼拜的人群。君十一亲自参加。领取圣餐之后，跪在上帝面前请求赦免。随后和教士与群众道别，环拜致意后，返回城墙上自己的岗位。
夜幕降临。这对经历了无数磨难的君士坦丁十一世来说是个百感交集和引发内省的时刻。这位高贵的皇帝和他的忠实朋友们站在外墙塔楼上，听着敌人为最后总攻紧张忙碌，周遭的世界一片黑暗，决定命运的时刻尚未降临。这幅图景令世人难忘。一连53天，他们的微弱兵力挫败了无比强大的奥斯曼军队；他们抵挡住了史上最大的大炮在中世纪发出的最猛烈的轰击——消耗了约5000发炮弹和5.5万磅火药；他们击退了三次大规模进攻和十几次较小的突袭，杀死了成千上万名奥斯曼士兵，摧毁了敌人的许多地道和攻城塔；他们在海上与敌人激战，从城内出击，进行谈判，并不懈地消磨敌人的斗志。他们或许不知道，其实他们已经非常接近胜利。
十四：紧锁的城门
五月二十九日，总攻开始。
奥斯曼的第一次攻击由普通步兵和外籍辅助兵发动，充当炮灰。后方部署宪兵督战，最大限度发挥炮灰消耗守军体力之用。
黎明前夕，城墙被轰开一个缺口，300名奥斯曼人冲了进去。但迅速被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全数剁成肉泥。此时是早上5点30分，守军已经一刻不停地苦战了四个钟头。
海墙方面的抢滩登陆战没有果效。另一薄弱地段布雷契耐皇宫地域由武艺高强的热那亚博基亚尔多三兄弟负责防守，据莱奥纳德大主教记载，“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无论被炮火炸塌的城墙还是炮弹的爆炸，都吓不倒他们……不分昼夜，他们始终高度警惕，用弩弓和可怕的火炮杀伐敌人”。
炮灰耗尽后，穆二不得不出动最后的精锐部队，5000人的近卫军。
呐喊与炮声交响，战鼓和笛子齐鸣，近卫军发动排山倒海的进攻。抵挡住这一波攻势之后，君十一敏锐地注意到奥斯曼近卫军似乎陷入进退两难之境，于是立刻向士兵们呼喊：“勇士们，敌人的军队正在削弱，胜利的冠冕属于我们。上帝站在我们这边，继续战斗！”奥斯曼军队站不住脚，退却了。此时看来，守军胜利在望。
然而，战局被两件事情扭转，最终逆转。
在战线北面半英里处，朝向布雷契耐皇宫的阵地，博基亚尔多兄弟在此之前成功地打退了卡拉加帕夏的部队，还不时地从竞技场门（隐藏在城墙一个拐弯角落里的边门）出击。这座城门将应验古老的预言。一名意大利士兵出击归来之后，忘了把背后的边门关上。天色越来越亮，卡拉加的一些士兵看到了这座敞开的城门，蜂拥而入。50名士兵通过阶梯冲上了城墙，把那里的守军打得措手不及。有些士兵被砍死，其他人则选择跳墙自杀。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太清楚。冲进城的奥斯曼士兵似乎没有来得及造成很大破坏，就被守军成功地隔绝和包围了起来，但他们已经从一些塔楼上扯下了圣马可的旗帜和皇旗，换上了奥斯曼旗帜。
在南面的临时壁垒处，君士坦丁十一世和朱斯蒂尼亚尼不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他们仍然自信满怀地坚守战线，这时噩运带来了更严重的打击。朱斯蒂尼亚尼再次负伤。对基督徒来说，这是因为上帝拒绝听取他们的祈祷；对穆斯林来说，这是真主听到了他们的祈祷。对爱读书的希腊人来说，这个瞬间简直是从荷马史诗里照搬来的：按照克利托布罗斯的说法，“邪恶而无情的命运”导致了战局突然逆转，平静而无情的女神带着奥林匹斯诸神的冷漠与超然观战，这时决定拨动战争的天平，将英雄击倒在地，让他的心脏化为齑粉。自围城战开始以来，朱斯蒂尼亚尼就在一刻不停地奋战，无疑已经筋疲力尽。他在前一天已经负了一次伤，第二次负伤似乎让他的精神彻底垮了。他站不住脚，伤势远比旁观者能察觉的情况要严重，于是命令士兵将他抬回到船上，接受医治。他们去找皇帝，向他索要其中一座城门的钥匙。君士坦丁十一世知道他的主要指挥官撤离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危险，恳求朱斯蒂尼亚尼和他的军官们留在前线，直到危险过去，但他们不肯久留。朱斯蒂尼亚尼把指挥权交给两名军官，并许诺处理完伤口就回来。君士坦丁十一世不情愿地交出了钥匙。城门被打开了，朱斯蒂尼亚尼的卫兵们抬着他，来到他的停泊在金角湾的桨帆船上。这是个灾难性的决定。敞开的城门对其他热那亚人来说是个无法抵制的诱惑；他们看到指挥官已经撤离，潮水般涌过城门，也跟着撤退了。
奥斯曼军的巨无霸，乌鲁巴特的哈桑，高举奥斯曼大旗，在30名战友护卫下前进。他用盾牌遮住自己的脑袋，冲上了壁垒，击退动摇的守军，稳稳站立在壁垒顶端。他站在那里，高举大旗，鼓舞近卫军士兵们前进，在那里坚持了一会儿。这位近卫军的巨人终于把伊斯兰的旗帜插到了基督教城市的城墙上，这是彰显奥斯曼人勇气的激动人心的一刻，注定要成为奥斯曼帝国神话的一部分。
哈桑虽死，但拜占庭大势已去。15分钟内，就有三万人冲入了守军阵地。据不可靠目击者的描述，君十一血战到底，死于踩踏。
千年坚城至此陷落。
十五：一捧尘土
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奥斯曼人进行了无区别的恣意屠杀。据哈尔科孔蒂利斯记载，“全城各处如同屠场，大开杀戒，死尸遍地”。妇女和男童遭到强暴。
自身的不屈与敌人的贪婪，是绝地逃生的两条路径：
在其他地方，仍然有小股守军进行了英勇或者说是绝望的抵抗。在金角湾沿岸，一群克里特水手顽强地据守三座塔楼，拒不投降。整整一个上午，他们都在抵抗试图驱逐他们的奥斯曼士兵。奥斯曼人无法将死守金角湾附近塔楼的克里特人逐出。最后有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穆罕默德二世。他做出了一个典型的堂吉诃德式的侠义姿态，允许他们乘坐自己的船只离去。犹豫一番之后，他们接受了这个提议，自由地逃离了君士坦丁堡。
在逐渐展开的屠城和劫掠中，奥斯曼水手们做出了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他们看到陆军已经杀进城，害怕自己会失去抢劫的机会，于是把船开到岸边，弃船进城，“去搜寻黄金、珠宝和其他财物”。他们急着登上金角湾的海岸，对从城墙上迎面逃窜而来的意大利人完全视而不见。这对败退的意大利人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意大利船只一艘接一艘地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而海岸上的奥斯曼指挥官们只能暴跳如雷，却无计可施。意大利舰队绕过了加拉塔，在已经空荡荡的双柱港（奥斯曼海军的基地）展开了队形。他们就在那里等待更多（在岸上作战的）船员和其他幸存者前来，但到中午时分，他们已经可以确定，岸上的人已经全部被杀或被俘，他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基督教舰队再次得到了命运的眷顾。4月底曾经吹拂热那亚船只，让它们在海峡内得以快速北上的南风已经转为风速12节的强劲北风。巴尔巴罗承认，要不是幸运地刮起了北风，“我们全都会被俘虏”。
就在奥斯曼人最后砍倒圣索菲亚大教堂大门的那个瞬间，拜占庭彻底咽气了。
写给君十一的挽歌，犹如大卫写给扫罗的弓歌：
哭泣吧，东西方的基督徒们，为这可怕的毁灭流泪哭泣吧。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夏甲的子孙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当君士坦丁·德拉伽塞斯……听到这消息，他抓起长枪，佩上利剑，纵身跨上他的白蹄母马，狠狠地打击土耳其人，那些不虔诚的野狗。他一连斩杀了10名帕夏和60名近卫军，但他的利剑裂口，长枪折断，他茕茕孑立，孤立无援……一个土耳其人击中了他的头部，可怜的君士坦丁坠下马来。他躺在尘土与鲜血中。他们砍下了他的首级，将它插在一支长矛的矛尖，将他的尸体埋葬在一株月桂树下。
“伊斯坦布尔的君主英勇无畏，不肯投降”，奥斯曼史学家奥鲁奇如此宣称。奥斯曼人是很少这样尊重敌人的，看来君士坦丁十一世的确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对手。
十六：世界的梦魇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事件中也有一个瞬间蕴含着现代性的情感的话，那就是人们对君士坦丁堡陷落消息的反应。就像肯尼迪遇刺或者“9·11”事件一样，全欧洲的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在最早听到消息的时候，他们自己在什么地方。
消息传到德意志的时候，弗里德里希三世流下了眼泪。航船、快马和歌谣以最快的速度把这消息传向欧洲的各个角落。它从意大利传向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低地国家、塞尔维亚、匈牙利、波兰和更远方。在伦敦，一位史学家写道，“这一年，基督徒丢失了高贵的君士坦丁的城市，它被土耳其人的君主穆罕默德夺去了”。丹麦与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将穆罕默德二世描述为《启示录》里从大海中崛起的野兽。欧洲各国宫廷之间的外交渠道持续回荡着消息、警告和对新的十字军东征的设想。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人们写下了数量惊人的信件、史书、预言、歌曲、哀歌和布道，被翻译成基督教世界的所有语言，从塞尔维亚语到法语，从亚美尼亚语到英语。不仅宫殿和城堡内在讲述君士坦丁堡的故事，十字路口、市场和客栈里也在大谈特谈这个话题。它传到了欧洲最遥远的角落和最贫贱人们的耳边：渐渐地，甚至冰岛的路德派祈祷书里也恳求上帝救助他们，避开“教皇的奸诈和土耳其苏丹的恐怖”。新的反伊斯兰浪潮才刚刚开始。
在过去，由于有君士坦丁堡的缓冲，基督教国家自认为安全，因而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视而不见。
穆二继续西进。此后28年，近乎战无不胜。但就在即将攻克罗马的时候，上帝及时地取走了他的性命。
但伊斯兰对欧洲的攻势并未断绝，直到200年后的1683年，在维也纳城下，奥斯曼军队在欧洲的前进步伐才被彻底阻挡住。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时恰好是一场革命的巅峰时刻。其中一些力量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中表现了出来：火药的威力、帆船的优势、中世纪攻城战的寿终正寝。在之后的70年中，欧洲将会涌现出很多新发明、新事物和新人，比如：黄金补牙术、怀表、星盘、航海手册、梅毒、《新约》的翻译、哥白尼和莱奥纳多·达·芬奇、哥伦布和路德，还有活字印刷术。
通往亚洲之路被封锁，欧洲却因祸得福地发现了美洲。基督教坚城的陷落，最终促成了基督教文明的兴盛。
尾声：安息之地
身为穆斯林拿破仑的穆二，陵寝成为圣地。他本人也如丘吉尔一样，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跨界圣人。
负伤的朱斯蒂尼亚尼返回了希俄斯岛。根据他的热那亚同胞莱奥纳德大主教的说法，朱斯蒂尼亚尼不久之后就死去了，“要么是因为伤重不治，要么是因为失败的耻辱”，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责怪他造成了最后的失败。他的墓志铭（现已遗失）上写着：“乔万尼·朱斯蒂尼亚尼安息于此，他是一位伟人，热那亚与希俄斯岛的贵族。在君士坦丁堡被攻破时，拜占庭末代皇帝和东方基督徒的勇敢领袖——最尊贵的君士坦丁不幸阵亡。在此期间，朱斯蒂尼亚尼被土耳其君主穆罕默德打成重伤，于1453年8月8日逝世。”
如今的伊斯坦布尔，以浪漫土耳其的形象抹去了君士坦丁堡的回忆。为装点门面而保留的教堂与希腊社区，体现出突厥版的多元化与世界主义。
但这城市的黄金门早早就被穆二下令用砖石堵死，因为他始终对一个古老的预言耿耿于怀并惴惴不安，因为那预言说道：
君士坦丁十一世终将经由此门，重返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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