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大三年，时间飞快。似乎1994年美国世界杯刚刚结束，毕业求职就到了眼前。
找工作，首先要有一份简历，才方便推销自己。我找到在报社工作的师兄，花了大半个晚上，整理了一张纸的个人简历，介绍自己的专业和个人特长。
看着一页纸不满的个人介绍，我暗生惭愧。研究生三年，我能拿到人前宣扬的，竟然只有在校上过的几十门功课。我不是学生干部，没有文章发表，没有获过奖项，能拿得出手的社会兼职寥寥无几。一千多个日子，大把的光阴，就这样被我扔进了无声无息的万泉河。
说起我报社师兄求职，记忆中，他好像大部分时间只是呆在宿舍killing time，接收函就送上门来。原来他的导师不惧年高体弱，亲自提着书包，挨家拜访自己的同学、老友，帮我师兄打理好了一切。我师兄要做的，只是打好包裹，查清交通线路，按时到单位报到。
二
我毕业那时，在很多人看来，专业和成绩固然重要，关系似乎更为关键。有些同学看起来专业一般，但背景深厚，依然不费力气就找到了众人公认的好工作。不过像我师兄这样，师生之间情同父子，属于可遇不可求，大多师生关系都是若即若离，帮不了什么忙。
我没有艳羡的专业，没有李刚那样的爸爸可以仰赖，只好自己发动群众，各方寻找关系了。
从小我就看着我父母、亲朋到处找熟人，拉关系，为家人上学、找工作四处奔波。能够找到愿意帮忙的熟人，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我没有这样的资源。
1994年12月，我一个高中同学正在省驻京办工作。驻京办编发了一个北京老乡通讯录，上面多是在京工作，混得风生水起的人物。其中，手握资源的官员最多。我同学说，这个可能对你有用，你拿着吧。
我如获至宝，把可能有用的人员、电话、地址都做上标记，根据距离分配好时间，计划逐个登门拜访。
那时我们非常可怜，没有电话，没有手机，更没有网络。打个公用电话，常常不得不在楼道内排起长队，等上半个小时，甚至更久。前面的人一挂完电话，后面的人就赶紧拿起话筒，一个个拨打陌生的电话。
有同学介绍经验说，对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最好不要打电话，而是直接扑过去，杀他个措手不及。不然，他电话里拒绝了你，你怎么好意思再去找他？
听起来很有道理。于是我不再打电话，决定亲自上门。
三
铁道部有一个河南老乡，他老家永城，距我家虞城不远。1995年2月，我一路骑车穿过白石桥、甘家口、钓鱼台，闯进了铁道部大门，在东西朝向的三层楼上，很容易就找到了我老乡的办公室。
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抬头望着我。
“请问，XXX在么？”我开门见山，也很客气。
“你是他什么人？”年轻人满脸诧异。
“我是他老乡。”
“老乡？！他都去世十多年了，你难道不知道？”
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赤身裸体，站在大庭广众之下。我落荒而逃，几乎慌不择路。
逝去的陌生老乡让我栽了大跟头，颜面尽失。我吸取教训，决定去找活着的人，最好是见过面的人，或者别人引荐的人。
中南海里有个局长老乡，海里进不去，我就打电话。他一点不客气：你怎么找到我电话的？我不认识你。十年后，他升为西南边陲的省长。
我去找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老乡。他不说话，冷冷的眼神逼退了我。后来，他升到部级干部，成了纪检组长。
天无绝人之路，终于有人帮忙。贸促会给我打电话，通知我面试。面试完，对方通知我笔试时，却没找到我。原来我留的联系电话是我导师家里的固定电话，他家白天没人。就这样，因为我的疏忽大意，我白白浪费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我去科技日报应聘。人事处的女处长对我说，我们有一个名额，但要去西藏锻炼三年，在拉萨大学教中文。那年我26岁，单身。三年后回到北京，我将近30岁，还能否找到心仪的人？思虑再三，我还是选择了放弃。那时的我，不知道人生有多重的交响合奏。
四
我东奔西跑，在1995的春天里，我骑着自行车，顶着料峭的寒风，在车水马龙中，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四处求职。傍晚，我满身疲惫，回到宿舍，啃着一块五一张的大饼，郁郁寡欢。
最终，尽管心有不甘，我还是从西城区的一家单位领了接收函。
1995年4月，不甘心的我又去参加国展中心的人才招聘会。看到全国政协招聘要求不限专业，我漠然递了份简历试试。
政协展台上，一个周姓处长满脸惊喜地对我说，等了两天半，终于等了一个合适的，你赶紧报吧。
进政协，可以结识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名流，抬高身价。但我对政协，并没有多少好感。
政协的考试预计要等待一段时间，从考完到录用，估计要几个月之后。7月之后，我可能已经毕业离校，户口和档案必须迁走，毁约、再办工作派遣手续会非常麻烦。
虽然报了名，我还是放弃了，灰溜溜地进了西城区政研室上班。两年后，我又想方设法调到了电视台。
四十岁以后，我见识了很多不同凡响的人生故事，我才知道，当初的我多么地狭隘。
而所谓的好工作，在世人眼里，要么有钱，要么有令人敬畏的权力，要么有世人羡慕的地位，而我自己究竟喜欢它么？很多时候，我们从未认真思考过。
就这样，在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都市，我们每天都无比充实的忙碌着，累得贼死，证明自己，追逐着他人给自己描绘的理想愿景。我们又把这努力赚钱、出人头地的愿景传承给下一代，直到精疲力竭，无力动弹。
蒋：
毕业时，有人去了国家部委，有人出国镀金，我去了西城区委研究室。那时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失败者，很长时间心情没有调整过来。
如果现在让我选择，我会第一个选择科技日报。可当时，我被世俗的观念彻底捆绑，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看的都是别人眼中的好工作，不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知道工作和生命的关系。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完全成了一个乌合之众。
雅歌唐：
每个人的恩赐、能力有差异，适合我们的，在养家糊口的同时，能让我们有激情的工作就是好工作。可惜我们选择工作的时候，往往盲目攀比高薪体面的标准，选择竞争压力很大的工作，让自己不堪重负。而且，一旦轻视内心真实的感动，我们工作的热忱就会很快消退，找不到工作的价值，也自然会放弃通过工作促进社会朝好的方向变化的使命感。
最近读提摩太· 凯勒《工作的意义》，才知道“职业（vocation）”一词的拉丁文词根是“vocare”（呼召），有呼召，为了他人的益处去做，才是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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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研究生时代：我不知道风在往哪一个方向吹——《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三）
你是否还记得 当年中国的“首富村”大邱庄？——《我在北京的那些年》系列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