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批判》第十五讲：造经运动
这一讲我们讲汉代的经典重塑运动，也可称为造经运动。
中国的主体民族是汉族。为什么叫“汉”族？因为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是在汉代奠定的。先秦时人们的想法并不一致，秦朝的历史又太短，而汉朝是帝制中国第一个统治时间比较长的朝代，这就为民族文化心理的塑造与思维习惯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时间和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中，造经运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讲这一运动的原因。
武帝时代，董仲舒虽然论证了儒家思想的合法性，但董仲舒毕竟是“今人”，根据中国思想厚古薄今的传统，他不是圣人，他的著作不具备经书的地位，要具备充分的说服力，就必须从古代经书中找到根据。这一需求，汉初已经产生，只是到武帝时代，变得越来越迫切了。
儒家在先秦时本已形成六部经书，《乐经》失传后，只剩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于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研究、解读五经。武帝立五经博士，根本目的是为汉代政治构建意识形态，而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新时代既然已不是先秦之封建天下，而是专制王朝，如何重新解释先秦五经就成了博士们的任务。
汉皇既有极强的重塑经典的需求，文化断裂又为汉儒重塑经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会。秦皇焚书、项羽火烧秦宫之后，至汉初，用先秦蝌蚪文（古文）写成的经书已遍寻不得，朝廷只能找儒生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今文）凭记忆默写出来，由此产生了今文经学。武帝时，据说在孔子旧宅出土了一批竹简，用先秦古文写成，古文经学也由此产生。但西汉的大部分时期，今文经学的势力完全压倒古文经学，直到西汉末期，古文经学才兴盛起来。这里面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今文经学是为新王朝服务的，它给汉儒留下了巨大的创造发挥空间，而古文经学毕竟要忠于原典，发挥空间当然就有限了。
因此，汉儒之于五经，实质上是一种假借者与被借者的关系。当然，不同的经书文体、性质不同，可假借、发挥的空间还是不同，这就导致它们受重视的程度及后世流传的广度、深度不同。
比如《诗经》，无论你怎么发挥其“温柔敦厚”之教，但毕竟只是一部采集来的诗歌集，很多来自民间的诗歌，跟政治扯不上什么大关系，即便你怎么解释，它最大的作用不过是影响民风的塑造，所以《诗经》不能承担构建意识形态的主要责任。
《尚书》的情况与《诗经》类似。《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官方公文总集，其中不少是臣下记录的上古历代天子言论。既然《尚书》记录的不是某一个圣王的言论，就容易造成两方面问题：一是不同君王之间的观点未尽一致；二是君王言论多针对具体人事而发，未必都能提升到道的高度。再加之《尚书》版本、内容历来争议巨大，《今文尚书》真伪参半，今本《古文尚书》更晚至晋代才为梅赜伪造。种种原因的叠加，使得《尚书》也不能承担构建意识形态的主要责任。
其实，真正适合汉儒发挥的，是《春秋》《易》《礼》三经。
先说《春秋》。孟子夸张地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也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所以汉皇极其重视《春秋》，文景时代，就已立《诗经》博士和《春秋》博士。前面说过，董仲舒就是《春秋》博士，也是公认的今文经学大师。但《春秋》毕竟是史书，如何发挥呢？
《春秋》在战国时期已出现解经三传：《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左传》记事，《谷梁传》记制度，《公羊传》着重于政治思想，大讲拨乱反正、大一统之义，可谓为后王立法之书。事和制度都具有时效性，不便以此论证“经”之恒久性，所以汉儒更重视阐发政治思想的《公羊传》。对汉儒有利的是，《公羊传》在先秦只是口授传承，汉初才著为文字，所以也可以说，汉儒是假托古人闹革命。这种假托，有时候做得很过分，比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处处以所谓微言阐发孔子未明言之大义，过度发挥，实在近乎厚诬孔子。
汉代人之推崇《春秋》，有一个很好的例证，那就是汉末武将关羽也喜读《春秋》。大家不妨设想，如果关羽读的不是《春秋》，而是其他四部经书的任意一部，是不是非常不协调？
《易》本来只是占卜书，卦辞、爻辞都极简约，容易进行抽象理论创造而不被人批评。《易传》就是对《易》的理论创造。《礼》其实分三部书：《周礼》《仪礼》《礼记》，《周礼》记载周代的官职设置，《仪礼》记载周代的具体礼仪，都不便汉人照搬，所以汉儒重视的是论述礼制的抽象道理的《礼记》。综合历代学者考证，可以明确地说，《易传》、《礼记》虽取材于先秦，但实为汉儒编撰，绝非先秦著作。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易》之《易传》、《礼》之《礼记》，尤其《礼记》中《中庸》《大学》两篇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可谓既深且远。
《易传》《中庸》《大学》这几部书（几篇文章），大都假托了先秦圣贤的名字行世，但只要仔细考辨其思想和行文风格，即知绝非事实。在此我想提出几点大胆地猜想：一，这几部书不仅是汉儒所编撰，而且极可能就是官方的五经博士所编撰；二，因为每部书呈现的思想都略显驳杂未纯，所以每部书可能都经过多人之手；三，五经博士编撰这些书，代表的是官方意志，而不是个人著述，因此作者没有署名权：四，为了增强其作为经书的权威性，于是假托作者是孔子、曾子、子思。由此可见，经典重塑运动其实就是造经运动。
即便如此，因为思想史并不是研究具有真名实姓的思想家的历史，因此我们评述中国思想史，就不能忽视这几部书的价值。众所周知，《中庸》《大学》到南宋还入选了“四书”，可见朱熹等人也相当重视它们的价值。
下面我们就通过《易传》《中庸》《大学》来管窥一下五经所表达的思想主旨。
首先我们来看《易传》。
什么是“易”？“易”字由“上日下月”组成，日月每天都在交替运行，因此“易”的第一层意思，也是最重要的意思是“变易”。《易经》认为，宇宙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变化，就是天道，而天道本身是不变的，因此“易”的第二层意思是“不易”。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其实并不复杂，看穿了其实也很简单，因此“易”的第三层意思是“简易”。“不易”、“简易”二义均由“变易”生出，因此，《易经》又可理解为“变经”。
先秦诸子很少谈《易》，即便孔子，谈到它，态度也相当谨慎，只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们为什么态度谨慎？因为《易》本是一本占卜之书，它的预设本来是，宇宙万物都是天注定的，人所能做的不过是通过占卜的手段了解天意，因此人没有资格和能力自我立法；但先秦诸子，不论其思想主张多么不同，毕竟都是要为人间立法的。换言之，他们都强调人的主体性。即便是庄子，虽然主张逍遥，但逍遥的境界也是需要人自己去感悟、修炼的。
先秦诸子避谈《易》，但因为人们都用《易》来占卜，它的影响却越来越大。面对这个情况，汉儒的办法与先秦诸子就很不同，他们选择了通过解释《易》的办法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这就是《易传》的由来。事实上，从汉初起，各种《易传》和纬书就层出不穷。今本《易传》，指《易经》中除卦辞及爻辞外的其他解经文字。《易传》又称“十翼”，指十篇解说文字。这些解释文字，与《易》本身并无多大关系，因为它的写作目的，不过是依托《易》来打通天人关系，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汉儒的惯常做法。所以，《易传》说：“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大致是说，形而上的“道”抽象玄妙；形而下的“器”具体实在；事物交感化育，顺而应之叫做“变”；尊重规律，推而行之，叫做“通”；用规律治理天下就是“事业”。
今本《易传》，是汉儒融混道、法、阴阳诸家学说所作，他们通过这种融混，构建了儒家刚健有为的、有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所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就是说，阴阳合一就是道。但事实上，《易传》并不是平等对待阴阳的，但其实它更强调阳，这从八卦排列顺序就能清晰地看出来——第一卦就是乾卦。从对“乾”“坤”的论述来看，这种倾向更为明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一者统领天，一者顺承天，可见孰轻孰重。乾即阳，表主导性；坤即阴，表容受性。《彖卦上·否》也讲：“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可见在《易传》的价值判断上，“阳”比“阴”更可取。
《周易》八卦只做事实判断，并不包含价值判断，而在《易传》中，无论是“八卦”、“天地”还是“易”，都有了明确的人文内涵，这就是“文王演《易》”的传统，也是《易传》“有情主宰之天”构建的过程。
《易传》认为，易理源于圣人对经验世界的抽象总结，而圣人当然是爱人的。“古者疱牺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方面，圣人的这种抽象总结无所不包，即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另一方面，圣人的着眼点最后还是落在人间秩序上，“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意思是圣人作《易》，是要顺从事物的天性，所以为创立了表示天之道的概念“阴阳”，表示地之道的概念“刚柔”，表示人之道的概念“仁义”。因此，《易传》认为“仁义”即天理，是人类固有的天性。对比《周易》，这是《易传》作者塞进《易经》里极为重要的“私货”。
如果说，道家的“道”指的是规律之天，至此，儒家的有情的主宰之天就被构建起来了。也只有从这个角度看，才能理解《易传》的天人感应观念：只有天是有情的，能感知人间冷暖的，人道才能影响天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所以，《易传》才强调，君子的言行可以动天地，因此不得不谨慎。当然，人道影响天道又是以遵从天道为前提的：人道如果不遵从天道，天就会惩罚人间；君王如果悖逆天道，革命就会发生。“革”字由“上廿下十”组成，所以天道三十年有一个小轮回。《易》有革卦，彖辞对革卦的解释是：“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
总之，通过《易传》的论证，《周易》本身的天定色彩减弱了，人的主体性得到了高扬。“一阴一道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只要认识到如上阴阳和合且以阳为主导的道，坚持按道指示的方向行事，就是善，天也就会护佑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人如果一时糊涂，不按道指示的方向行事，就会穷途末路。但只要你知道变，变到道所指示的方向上来，就会命运亨通、好运长久。
《中庸》所论述的也是天人关系，与《易传》不同的是，《易传》的论述是由上而下的，而《中庸》的论述是由内而外的。
儒家是否是一种宗教？这在近代以来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因为儒家不论及人死后的彼岸世界，儒家也没有宗教场所和教会组织，因此我主张儒家并不是宗教，只是一种文教。但这并不表明儒家没有宗教性，《中庸》就是儒家典籍中宗教性最强的著作。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开篇的这句话相当重要，必须详细解释。“天命”即“来自天的命令”，“来自天的命令”就是人性。也可以说，人性是上天“注入”（即动词“命”）给人的。因此，我们会把某个人的性格称为“天性”。“率性”就是“顺着人性”。因为人性是天道赋予（“天命”）的，“顺着人性”做当然就体现了天“道”。不断体悟修炼这个天道就是教。很显然，这句话已经表明，《中庸》的目的，就是要打通天人关系。
不过我们要追问，来自天的人性，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或者说，它的主要精神是什么？如果人性并非纯净不杂，为什么顺着人性做就是道？这个道的特点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研究《中庸》所论述的两个关键词：一是“中和”；二是“诚”。
什么是“中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为天下之“大本”、“达道”是中和，而它又是上天赋予的，所以天道就是中和之道。“中”与“和”的关系，不过是“未发”与“已发”的关系，其实质是一样的。也可以说，“中”“和”关系，就是中“体”和“用”。
为什么《中庸》要高举中和之道呢？为了让天地万物各归其位，为了让万物生长发育。要言之，为了建立稳定的秩序，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人间秩序。《中庸》为什么叫“中庸”呢？“庸”既可训为“常”，也可训为“用”，“中庸”的意思就是“以中为常道”，或“用中”。所以《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但上面这段引文是从“天下”，也即人间出发论证的，它和“天命之谓性”的论证方向又是相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庸》想强调的是，天道不离人道，天道就是人道，所以它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句话暗含的意思是，中道为一应然之道，故喜怒哀乐之发可中节，事实上也可不中节。人如何才能发而皆中节，达成中和呢？这就引出了“诚”的概念。
“诚”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名词用，即心思纯净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更不欺天的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人就是“诚者”；第二层意思作动词用，即努力成为一个心思纯净不欺的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诚之”。就第二层意思而言，“诚”与“率性”、“尽性”其实是同义词。“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也就是说，诚是天道，人之所以可以做到诚，是因为天命如此。上面说，天道是中道，这里又说，天道是诚，那么诚与中道是什么关系？既可以说是异名同质的关系，也可以说诚是获致中道的途径。
《中庸》把诚说得相当神秘，当你搞懂它的时候，也就是你能“参天地”、 “赞化育”的时候。“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简言之，人只有做到至诚，才能完全体会到天赋予人和物的性，才能由此把握天道。人把握了天道，就可以预测事物发展趋势。“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中庸》的宗教意味至此达到一个高点。显然，这并不是先秦儒家所能想象的。
但诚的境界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只有圣人才能完全做到。“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苟不至德，至德不凝焉。”
由于诚就是中道，因此只有“极高明”，才能“道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时中”，就是随时守住中道，无过无不及；“无忌惮”，就是肆无忌惮。
那么，一般人如何才能趋近诚和中庸呢？这就要靠人自身的学习和实践。“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这种努力不是为了让人看见，而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因此“君子慎独”。由此看来，与《易传》一样，《中庸》高扬的仍然是人的主体性，这与道家又截然相反——老子主张的是愚民，使民不智，绝对不会鼓励人们学习、实践。
最后我们来讲《大学》。
什么叫“大学”？“大学”即可以训为“大学问”，又因为它的立论归宿不仅是成就道德，而且延伸至“治国”、“平天下”，所以也可解为“大人之学”。事实上，在汉代，有可能学习这些“大学问”的也只能是掌握有一定权力的“大人”。
《大学》与《易传》《中庸》不同，它专论人事，不涉天道。
《大学》开篇两段话非常重要：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第二段就是所谓的“八条目”，“八条目”分别说的是什么意思呢？用今天的话说，“格物”就是要能区分事物之同异及本质，“致知”就是要知道修身进德的次序，“诚意”就是要心思纯净勿欺，“正心”就是要理性高于情感，“修身”的重点在不循私，“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预演。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八条目”的枢纽在居中的“修身”一条，这是根本，“知本”才是大智慧。“修身”前诸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皆属个人私德之修炼；“修身”后诸条目（“齐家”、“治国”、“平天下”），皆属广义的公共政治治理领域；而八条目从前到后分别都是因果关系，因此其顺序是固定的，不能更改。
由此可知，《大学》所论证的核心思想是：政治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政治，政治不过是道德的延伸而已。为什么道德修身如此重要？因为只要“大人”们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切政治、社会问题就全解决了。
显然，《大学》将政治与道德混同的思想承接自孟子的仁政思想。前面我讲过，孟子的仁政，就是推广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内外打通，毫无隔离。这是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建立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之上，所以要“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这样就能“一家仁，一国兴仁”。也只有以家国同构为前提，下面这句话才能理解：“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未之有也。”《大学》对何为至善这一问题的回答也证明了这一理论预设：“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显然，对于处在政治、社会等级制上不同名分的人而言，至善的标准是不同的。
总之，《易传》《中庸》与《春秋繁露》一样，其写作目的都是为了构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以为君主专制政治提供合法性论证，让人们在这种制度下生活得心安理得，而《大学》则论证了个人修身与天下治理的关系。
我在前面讲过“抽象继承法”，那么，抛开这几部儒家经典与当时的现实政治制度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其理论呢？
我认为，《易传》有两大优点是值得继承发扬的：一是刚健有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它是中国人历经劫难生生不息的思想号角；二是一切皆变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它使中国人并非完全不能与时俱进地接受新鲜事物。历代思想异端、清末启蒙思想家其实都继承、发挥了儒家思想中的变革因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所以可能，也只能在这里找到源头。
《中庸》思想更加重要。“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根本上是因为它是信奉中道思想的国度。中道是重要的认识论，它主张不偏激，强调渐进改良，凸显的是基于现实的妥协智慧。某种程度上说，它可通约英美的经验主义。中道不是无原则的折中，不是抹稀泥，它的理论预设可以被解释为否定人性完美，否认人间可以建成天堂，反对“理性的自负”，承认相对性，反对绝对主义。 中处即是其和处，因此，儒家绝对反对残酷的斗争哲学。当然，把握中庸的智慧，是一门实践的艺术，能把握好是需要天赋的，因此“极高明而道中庸”。
三部经典中，《大学》的地位最低。它谈道德，但不涉及德性根源问题；它谈政治，但不涉及权利及制度问题，也不能称为政治学；更要命的是，它明确主张政教合一。政教合一的坏处，我在前面多次论及，此处就不再赘述了。我只想提醒一点，《大学》的理论预设——一个好人一定能成为一个好政治家根本不能成立，这方面的反例大家不妨自己去找找。
所谓经，就是恒久不变的意思，但正如《易传》所言，天下哪有恒久不变的事物。这，是我在结束本讲时最想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