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的前设
前设（Postulate)在中文语境中，一般翻译成假设，但我准备稍有分说。并不是假设这个译法是错的，而是说假设蕴含了某种意义上的不真，而对其它语境下的适切度不够，容易引起误会。所以也有人译作公设、前设，公设就是公众都同意的一种假设，而前设更在意指出一个人说话与著述里面所蕴含的思想或言说前提。
认识一个人的思想或言说前提，是阅读和理解一个人的文章或著述最便捷的办法。这就好比你要了解其逻辑论证，与其着力其关注其论证过程，不如看其前提为何，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观察其结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前提大有问题，无论其论证过程多么复杂，看上去还能吸引人，那么其结论的可信度，就一定会有其相应的欠奉之处。当然，对于一个人的思想认识，特别是摸清其思想前提，所费工夫，不像一个简明扼要的三段论大小前提一样那么容易。
所以，当我们去观察别人的思想前设时，就要总体地把握他于本书中在各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思维过程、学术理路及逻辑推断。具体说来，我们看牟复礼这本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他谈了儒、道、墨、法诸家上面，因为如此看问题，容易遮蔽他何以将诸家贯穿起来谈背后的思想前设。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牟复礼名字很中式， 学的也是汉学，谈的也是中国思想，但他的知识体系和言说对象都奠基于西方知识谱系，尽管他在言说的时候好像尽量展示宽阔的视野和“客观”。他的问题意识其实被他所受的西方知识架构所引领，第一个问题就与中国人看待思想的角度不同，即以世界观作为观察其思想渊源的切入口。他看到了中国在上古根本没有真正创世神话与造物主的记载，盘古开天地之类，那只是后来受到某种刺激后（有人甚至认为是佛教传入后的刺激），于国人的存在于想像上的补漏行为。从世界观特别是宇宙观来切入对中国文化的观察角度，无论是胡适还是冯友兰这样较早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先驱，都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因为他们的知识底盘与牟复礼不相同。
牟复礼大约也注意到中国有没有古希腊以降的西方哲学，那样以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三大板块所组成的哲学构架，所以避免将其书称作“中国哲学的渊源”，因为这会直接将自己栽入那个中国有无哲学的争论大坑中，他有效而聪明地避开了这看不到尽头的扯皮中。事实也正是如此，我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中国有哲思（思想），但并没有范畴化与体系化的哲学。当然你若说中国有哲学，那么除非你重新下自己的哲学定义。但若有自己的哲学定义，与寻常所说的西方哲学不同，那么应当说自己所定义的哲学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或者另换名称，否则就会出现枘凿不接的鸡同鸭讲的局面。牟复礼用本然自生的宇宙论，来回应创世及造物主观念在中国的缺乏，其实这也就意味着他认为中国思想的唯物论与无神论的气质，是中国思想来渊之所在，虽然他并没有使用唯物与无神这样的词汇。
事实上，牟复礼不只是在用世界观、宇宙论这样中国人不常使用，却被西人常使用的观察角度来审视中国思想的渊源，而且还用知识论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上古的思想。冯友兰早就说过，从知识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也是中国人比较缺乏的。就像有机世界观，往往是直觉、经验、混沌的代名词。按理讲，从知识论的角度观察中国上古思想，中国知识界的接纳程度，应该不会太高。但为什么像张祥龙这样虽然懂得一定的西方知识，却很高看中国学问的人的表扬呢？其实质在于牟复礼看上去的“客观”与“宽容”，以及在求真上的相对主义，让中国的研究者感觉到在知识上被接纳，甚至引为同调的舒服。
除了这个因素外，牟复礼还认为中国文化是理性和人本主义的，这大约也是很多中国人能够接受的地方，包括译者王重阳那些有时难免是在显摆自己知识，却对读者的思考多有干扰的旁注。事实上中国人没有哲学和逻辑系统化的知识训练，其知识里面的理性与西方寻常所说的理性大有不同。国人的理性常是实用，而非经过逻辑和哲学缜密思索下的理性，否则你就很难想像中国人知识论的缺乏，而思索方式，多是直觉和经验式的。换言之，我认为即便到今天，中国也缺少理性的训练，那些看上去的理性大多是实践上的实用，而非真正的理性。也就意味着若说国人有理性，那也是实践和效用意义上的有用，而非哲学和逻辑上的抽象理性之思考。
为何牟复礼会获得像张祥龙这样的学者的称道，其实也就是他谈论中国思想，或者说谈论真理时的相对主义，令他们感到相见眼晚。张祥龙说与基督教统治时期的历史，与儒家统治中国的历史相比，“中国比欧洲更‘理性’，更宽容”（P17），张这种看法几乎在中国学者的思考中，有着一种不证知明的普遍共识。其实这说法不仅与事实不符（中国人几千年来，为权力为肚腹而战的朝代更迭，所产生的死亡人数，当然远远大于十字军东征或者三十年的宗教战争，这是个铁打的基本事实），而且他所谓的理性其实就是“实用”的代名词，至于所说的“宽容”再值得多说几句。
什么叫真正的宽容？一句话，没有绝对真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宽容。为什么如此说呢，如果真理恒为相对，你就应该无条件接纳我，而不存在宽不宽容的问题（这方面请参看卡森《宽容的不宽容》一书）。因为你也不绝对对，我也不绝对对，所以只是接纳问题，若不接纳，由于没有绝对标准（真理），就只有诉诸拳头，让拳头所代表的“真理”，暂时“绝对化”来代真正的绝对真理。若没有真正的绝对真理，没有客观判别标准在那里，那么人们所说的宽容其实只是一种假相。在有绝对真理（这当然不谁人说的）的情形下，接纳不同或者反对的立场有权利存在，并不等于接纳这个立场本身，因为如此你就在此与它“合一”，而无需反对了。很不幸，中国由于至古及今没有启示性的绝对真理（今天有传入却不被接受），故以拳头大小作为真理判别标准的时代，在中国实在太久远了。以至于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时候，多从有用与否，而不是从真假角度来看待。
换言之，中国的思想渊源其实从起源上看，就在某种意义直接进入十六世纪以降的欧洲启蒙运动状态，即多神及万物有灵、相对主义、混合主义的状态。但即便如此，二者依旧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源头不一样。无论是古希腊的人造本体论（柏拉图的理念等）还是希伯来的神启本体论（“我是我所是”——出3:14），都依旧在源头上影响着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根本没受这样的影响，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牟复礼这样的汉学家，他所接受的知识架构完全是启蒙运动以后的，目前在学术界大行其道的相对主义、混合主义的学术判别标准，而这一点在中国受到追捧与喜爱，自是必然的。
下面是此次关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的分享提纲
一：牟复礼对中国思想的看法是在何种意义上被接纳的？
二：牟复礼对儒、道、墨、法的看法，有何长处与短板？
三：中国思想渊源中的诸种崇拜：权力、祖先、历史，如何被包括牟复礼在内的学者赞扬？
四：从牟复礼中国知识论的探索中看国人求真能力为何欠奉？
2024年7月29日草就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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