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姓是个小姓。如果不是因为华国锋，知道华姓的的不多。而华国锋其实并不姓华，而是姓苏。
在豫东地区，华姓也是小姓。
老华的真实名字，我至今也没记住。不记得的原因，是因为他早已离去多年。
他死在了看守所，据说是自己撞墙身亡。那时，距他第二次被拘不到半个月。
去世前一天，老华去医院看病，有人见到他，当时有两个警察押着他。老华神情悲怆，他的手上和脚上的指甲早已成了黑色，据说是在看守所受到了虐待，被打得变了颜色。
我原不认识老华，虽然他家距离我们村不过两公里。他所在的村本是个集，是个叫小集的村。北方的“赶集”，相当于南方的“赶墟”，陕西的“赶场”。老华所在的小集农历逢双赶集，农历逢单赶集的地方是镇政府所在地，如今已改为木兰镇政府。
小集说不上大，但集上的人见多识广，人员庞杂。老华是村里的支书，和大多数老成持重的乡村支部书记不同，老华不过三十多岁，年轻气盛，做事强硬，还没有修炼到圆融的智慧。
乡村社会，宗法势力依然强大，血缘关系仍是维系民众感情的纽带，强大的宗族势力可以为个人提供后盾，对外人进行威慑，家族势力常常是一个人在当地立足的根本。尽管被儒家文化侵淫两千多年，乡村日常生活习惯无处不受孔孟之道、纲常伦理的影响，但原始的丛林法则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
乡村支书算不上一级政府首脑，国家公务员队伍里并没有村支书的编制。改革开放至今，上层逐步规范政府权力，随着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改革举措的施行，村支书不再是过路的财神，手里的权力和好处大幅缩水。在偏僻的农村地区，村支书更多地成为了一种荣誉，虽然仍然有人会借机敛财。
但新中国成立后，村支书一直是国家机器在基层最直接的代表，是党和政府权力在农村的延伸，执政者权威的体现。在朴实的村民眼里，村支书就是国家机器，虽然说不上生杀予夺，村支书仍然具有很强的话语权，拥有很多可供支配的权力资源。只是支书的话语权是否强大，权力资源是否雄厚，能否说话算话，是否能掷地有声，往往取决于背后的家族势力。
老华作为一个小姓，存在一个致命的短板——家族势力单薄，出来当支书，面临巨大的挑战。家族势力上存在的短板，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处事方式的偏执，最后决定了老华悲剧性的命运。
中国人秉承“民不与官斗”的传统，一般不愿得罪做官的，也不愿与做官的家庭较劲。村支书虽然说不上是官，毕竟代表党和国家，敢于与村支书对抗的，一定经过了周密的力量权衡。
挑战老华支书权威的，是老华的邻居，村里的一个大姓，背后有强大的家族势力，而且在县里的公检法部门还有亲戚。有了这样的背景，老华的邻居没有像大多数村民一样，选择息事宁人。也许他深谙官场规矩，清楚“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道理，老华不过是个连芝麻也排不上号的村官。
照例，邻居间发生纠纷、摩擦，通常不过是吵吵嚷嚷，至多打一架，断不至于要了老华的性命。但老华生性强硬，对方也不愿示弱，双方剑拔弩张，于是矛盾愈演愈烈。后来邻居动用了县里的资源，他在检察院的亲戚把老华弄进了看守所，罪名是我们今天网民们再熟悉不过的“寻衅滋事罪”。
在看守所的时间，想必给老华留下了痛苦而屈辱的记忆。从看守所出来后，老华开始上访，到有关部门控告邻居在检察院的亲戚。我记得当时是2007年，为了奥运会能成功举办，各地政府把维稳作为重中之重，对上访人员严加防范。不幸的是，这次老华成了维稳对象。他还没有来得及到北京上访，就又一次被抓进了看守所。
在看守所，老华手上和脚上的指甲被打得变了颜色，身体也备受折磨，于是不得不到医院就诊。他托人捎话，帮他找关系出来。我记得那时已经快到春节，老华的家人托人找到了我。我刚好认识县里的公安局长，因为局长曾经在北京找人替考被抓，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我给公安局长打电话，公安局长同意放老华出来，条件是老华保证不再上访。
我将公安局长的话回复老华的家人，希望老华能早点出来，和家人一起过年。
几天后，我打电话问老华是否出来了。家里人说，老华已经去世，他是在看守所自己撞墙，气绝而亡，老华不愿意做出不再上访的承诺。也许那时他彻底绝望，选择以一种极其决绝的方式进行反抗。撞墙撞柱而亡的故事，我只在影视剧里看到过，只在文艺作品里听说过，之前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听说过。
老华是否真的是撞墙气绝自杀，我不得而知，也许真的如传说一样。老华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刚烈的人，一个视尊严和人格为天的人，他骨子里极其骄傲，他无法接受人生这样的伤害和屈辱。他生于偏僻乡野，农民地位的卑微使他格外自尊，对伤害和侮辱过于敏感。
很多人出身卑贱，或者地位卑微时，习惯了被伤害，被肆意侮辱，就像夹边沟饥肠辘辘的劳改犯。而老华无法接受，不愿妥协，他选择以死抗争，老华做出这样的选择，一定是极其悲愤。
我不清楚老华这样不明不白的离开是否有价值，是否实现了他的目的。官方对于对于他的死，给了什么样的定性，又给老华家里人什么样的承诺。我只是听说，几天后，家人安葬了老华，县里赔偿了老华家人一笔费用，具体多少，别人并不清楚。
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老华和他家人的消息。我也多次问过，为什么老华的家人没有继续誓死抗争，追究老华死亡的真相和责任，一直没有得到答案。想必，老华的死让他的家人彻底害怕了，怯懦的他们选择了逃避，再也没有了反抗的勇气。
在户籍管制严格，人口流动受限的乡村，世代累积的家族矛盾很容易发酵、激化，最后爆发，对双方造成严重伤害。儒家期望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谐的邻里关系，立足于传统的伦理道德，依靠世传的家训和乡约维持。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中国，价值观冲突激烈，传统道德日渐衰落，社会伦理的社会调适功能日益退化，使乡邻关系更多地依靠国家法律进行调整，在法律无法触及的领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似乎成了不二选择，而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往往成为恶势力的帮凶。
作为家族势力单薄的村官，老华也许本不该以这种方式与邻居结怨。他也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面对空前严格的维稳形势，像秋菊一样，他近乎顽固地寻求说法，终于撞到了红线。当他再次被抓进看守所，受尽折磨，他终于彻底绝望了。也许他活的不够圆融，也许他的生命缺乏足够的韧性，但当公义缺失，屈枉正直成为常态，那些比老华生命更圆融、更有韧性的是否一定比老华活的幸福？
圣经说，要行公义好怜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当我们还不知道公义、爱为何物，还没有学会爱时，社会中的他人往往成为我们的仇敌，而不是邻舍。于是争竞、攻击成了生活，伤害沦为常态。谁还有时间思考：哪是我的邻舍？又应当怎样行公义，如何去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