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的图书日，这里还飘着鹅毛雪。想起那张暴雪中橡树的照片，那句暴雪帮助橡树扎根的诗，还有橡树本身。
橡树在中国的存在及生长，如以诺、陶土、因信、报佳音、找到啦，是促使我研究美国大激流城的原因之一。
成立于八年前这个月的橡树，已经有些像成立于1911年的俄尔德曼。相当程度上，没有俄尔德曼及其后来兴起的同行们，也就没有今天的大激流城，整个英语世界跟基督信仰有关的神学及各学科书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丰富。
从研究角度，橡树的书这句给我印象最深：“我把自己视为边学边写、边写边学之人中的一个。” 印在《基督教要义》上册第79页。是加尔文引奥古斯丁，作为他对自己的勉励。（两个多月前，这个版本的《基督教要义》被加尔文学院和神学院图书馆的加尔文研究中心收藏。）
读这句，会想到《圣经》上的一句：“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如今读书的人可能不算太少，当然也不会太多，但“边学边写、边写边学”，或者边翻译的，以及各样的支持，却依然很缺乏，就像转的和说的多，译的和写的少。
大激流城的鹅毛雪，让我想起几月前在中国美术馆看到美国摄影家亚当斯（Ansel Adams）的照片：橡树和暴雪。也想起英国诗人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一句话：Storms make oaks takedeeper root（暴雪让橡树扎根更深）。
记于2015年4月23号，世界图书日，联合国英语日；1616年今天，莎士比亚离世。
不仅是这个世界的硅谷
大激流城及其他
研究大激流城，部分跟近几年看到的书有关。
在遇到的与基督信仰相关的神学及各学科的英文书中，“Grand Rapids”这个名字常常出现在版权页或封底上。也就常常好奇为什么是这个地方，这究竟是怎样的城市。但那几年，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去大激流城。无论在中文世界，还是在华人比较熟悉的英语世界，大激流城显然都远没有纽约、伦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那样出名。
第一次到大激流城是在2013年9月。这个城市位于美国中北部的密歇根州，接近加拿大边境。当时是访问在加尔文神学院（Calvin Theological Seminary）读书的两位朋友。他们是李晋马丽夫妇。他们像是开了一个小作坊。近几年，他们在研究之余，合作翻译出版了好几本书，比如《思想的境界》、《宽容的不宽容》、《致年轻加尔文主义者的信》，还有《自然正义》、《托克维尔的政治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基础》。认识他们，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徐志跃先生。
即使在美国和西方世界，大激流城也不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对我来说，大激流城是基督信仰世界的一处硅谷，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和神学院是这处硅谷的斯坦福大学。当然，这样的硅谷并非仅仅地理意义上的，可能包括任何类似大激流城却各具特色的生长群落。比如大激流城西南的南本德（South Bend），再向西的芝加哥地区，那里分别有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及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还有东南的希尔斯代尔学院（Hillsdale College），被称为美国“保守派的哈佛”。这些都是各领域基督徒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地方。在更长远的历史上，大激流城可能会让人想起曾经的日内瓦、罗马、安提阿、耶路撒冷。
这里想考察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大激流城的基督徒群落为何以及如何在近来一个多世纪不仅为这个地区也为整个英语世界帮助培育了不同领域的基督徒思想者。这里被誉为“教会之城”（a city of churches）。大激流城所在的肯特郡（Kent County）面积两千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大县，居住着六十多万人，有上百宗派的七百多间教会，逾半数的居民每周或经常去教会。
这里大约是英语世界出版跟基督信仰相关的神学及各学科书籍最集中的地方。有超过百年历史的俄尔德曼出版公司（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还有后来出现的荣德绾（Zondervan）、贝克（Baker）、克礼格尔（Kregel）。这些依然不是全部。
这里的视角不仅会从这个堕落和暂时的世界看大激流城及其类似的群落，也试着从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对人在历史中的拯救以及永恒之城的应许那里去看。在这次抵达大激流城几周之后，我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基于之前研究形成的印象正在得到更多的印证。我的印象是，大激流城这样的硅谷本身是一个悖论（paradox），这个悖论在相当程度上是《圣经》中神给人应许的历史及以后基督教会历史中一个持续存在的现象。这个悖论在西方基督教会及相应的西方世界更为明显。这个悖论是，既保守又开放。这个悖论与我在相对更加熟悉的现当代中国以及也许更广阔非西方世界看到的一个悖论形成反差。这个悖论是，寻求进步却又趋于封闭。
当然，任何的概括之下，其实都可能存在复杂和差别。迄今为止，我看到关于大激流城或相关现象的评述基本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人自己。比如，现任戈登学院（Gordon College）院长的社会学家米迦勒·林孜（D. Michael Lindsay）在2007年出版的一本著述里指出：“在二战后出生的那一代美国人当中，福音派（evangelical，看重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跟个人得救重生的关系）的各领域学者大多没有现成的榜样可以效法。这类虔诚的基督徒之中，极少有思想上的巨人。” 然而，林孜教授在这句话的注释中却补充说，一个显著的例外是“那些深受荷兰归正神学影响而进行学术探究的福音派学者”。在此，他专门举出加尔文学院和神学院作为范例。
类似的说法也见于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政治学家阿兰·伍尔夫（Alan Wolfe）的评价。他说，某种意义上，加尔文学院和神学院在“（美国）基督新教（Protestant，抗议宗，相对于Roman Catholic，罗马公教会，或天主教）保守派高等教育界是与众不同的”。伍尔夫教授这样解释他的观点：“那些对其发展产生影响的荷兰思想者们，尤其是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对待思想生活非常重视，这些方面让他们跟（美国）宗教右翼长期生长的反智主义特点区分开来”。
比林孜和伍尔夫更早指出这个不同之处的是圣母大学历史学家雅各·特纳（James Turner）。他在1990年代末就说：“惠顿学院，以及特别是加尔文学院，一直是（近来）美国福音派之中思想复兴的苗床⋯⋯这个复兴已经远远不限于神学，而是在文学、心理学、历史、哲学及其他领域建立起显著的福音派阵地⋯⋯对此复兴起到决定影响的仍然是新加尔文主义”。多年后的2012年，密苏里州立大学（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社会学家约翰·史玛兹鲍尔（John Schmalzbauer）作出类似的总结：“相比任何其他群体，大激流城的知识分子们在复兴北美基督新教保守派思想上发挥了核心作用”。
来自大激流城内部的反思似乎也显明，在信仰跟思想的关系上，这座城市和附近一些地方的荷兰裔基督徒并非整个美国基督徒世界的典型。加尔文学院的历史学家雅各·布拉特（James Bratt）认为：“对荷兰裔美国人来说，神学提供了思想交流的专门语言，教会及其附属提供了论坛。然而，他们的文化记录并没有就此缩减。这是因为，如果有一件事是他们坚持的话，就是信仰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信仰是人一切其他活动的泉源和坐标。所以，这群人几十年如一日地透过信仰的镜头观察美国社会和文化，关注政治事件和社会理论，以及艺术、科学和学术本身”。
进一步，加尔文神学院的神学家约翰·博尔特（John Bolt）将大激流城与荷兰历史上的两座城市做比较。他说，大激流城的“基督教归正教会可以说是站在坎彭（Kampen）跟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之间 —— 跟前者那样保持着有力的福音认信以及限定在教会内的神学教育，但是同时认同普遍恩典，没有在相关更广阔的科学和文化问题上关闭凯波尔式的门”。作为北美基督教归正教会（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in North America）的主要高等教育机构，加尔文神学院和学院在自从1876年建立以来的历史上大致体现了布拉特和博尔特两位教授的概括。
这些大激流城外在和内在观察者的描述的确是帮助我决定对这座城市及周边地区进行研究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对于一个既是西方世界的外在观察者也是正在这个世界内部开始访问研究的学习者来说，我感到要更充分地理解大激流城的特别之处，不能忽视这座城市所处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对大激流城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很多居民可能太过熟悉，他们也许早已不太在意。对于来自中国或西方世界以外的人，这个大环境本身就可能是西方的某种特点。对我而言，大激流城在基督信仰与思想的关联上所表现的在本质上跟我在西方其他一些地方看到的并非完全不同。大激流城其实在这方面更集中体现了西方跟西方以外世界的某种不同。在西方的有些地方或西方历史上的一些时段，这种不同可能表现得比较弱。但总体来说，近一千多年的西方历史表现了这个不同。这个不同就是上面说到的那个悖论：既保守又开放。当然，西方也存在——追求进步却趋于封闭——的悖论，以及并非悖论的既保守又封闭。
借用博尔特教授评价荷兰神学家赫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的话，这个悖论是一个“两者共生”（duality）的现象，既“正统”（ orthodox）又“当代”（contemporary）。两者之间的拉力更多的不是对某种具体处境的回应，比如现代性，而是“归正大公”（Reformed catholicity）传统的体现。博尔特教授称巴文克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人”。用巴文克自己的话说是：“保守主义向社会的变化闭目不看，激进主义在事件的流动中缺乏坚实的立足点，而源自基督启示真理的归正状态包含两者：所是和所在形成的，绝对的和相对的，神的意志和他护理的奇妙引导”。
进一步，这样的悖论也许是永恒与暂时之间张力的反映。还在这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世界的人既不是完全的暂时也不是完全的永恒。对基督徒来说，使得在这样的张力中生活成为可能的是耶稣基督。他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将堕落但属他的人与创造人和世界的神连结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也许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基督徒群体不仅在近两千年历史中的全球各地生长，而且他们在生活各方面的创造力也为世界所知。在这个张力与创造力上，西方世界的基督徒群体表现得似乎更加显著。在西方，人们对这个张力的反应看起来得到了更多的表达和倾听，似乎没有哪一种人的声音一直是占据主导位置的。在西方，这个张力看来更加展现出活力，当然也不乏破坏力。在西方，基督教会的各种宗派似乎有更多的生长空间。
仅仅在大激流城所在的肯特郡，北美基督教归正教会不过是至少70个有正式名称的基督新教宗派之一。1857年从美洲归正教会（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分出来之后，北美基督教归正教会已经生长将近160年。美洲归正教会也在继续。这个宗派原本是成立于1628年荷兰归正教会的北美分部。它也有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希望学院（Hope College）及西部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位于肯特郡西边的荷兰市（Holland），也是荷兰移民集中的地方。
尽管这两个宗派由于神学和教会论上的分歧已经分开很长时间，它们之间的某些关系依然紧密。二月中旬的一个大雪天晚上，朋友送我去大激流城东南的贝克书店参加一个新书访谈会。采访者是加尔文神学院前院长小哥尼流·普兰丁格（Cornelius Plantinga, Jr.）教授，被采访者是西部神学院神学教授托德·比林斯（J. Todd Billings）。比林斯教授基于近几年患病的经历刚出版了新书《在哀歌中欢欣：跟不可治愈的癌症摔跤与在基督里的生命》（Rejoicing in Lament: Wrestling with Incurable Cancer and Life inChrist）。普兰丁格教授的推荐语印在书的背面。他说，“这本书提醒我们，哀歌是一种信仰的行动，而信仰是公共的财富。比林斯的见证是，爱比死更强壮。难忘！”
除了这两家归正教会宗派，大激流城所在的肯特郡还有至少八个不同的归正宗派。加起来，这个地区有130多间归正教会。在北美，肯特郡的确以荷兰归正宗派的基督徒群体著称。然而，这里还有30多间罗马公教会（即天主教会）以及几家东正教会。
我曾经访问过的阿克顿研究所是天主教背景的。这个研究机构的创立者罗伯特·思睿克（Robert Sirico）神父是大激流城耶稣圣心牧区（Sacred Heart of Jesus parish）的牧师。另一外创建者克里斯·莫伦（Kris Mauren）总干事是当地使徒圣多马教会（St. Thomas the Apostle Church）的成员。然而，跟加尔文学院和神学院类似，成立于1990年的阿克顿研究所也受到荷兰加尔文主义的影响。2011年，阿克顿研究所与加尔文及大激流城的另一所大学——凯波尔学院（Kuyper College）——合作，成立了亚伯拉罕·凯波尔翻译学会。
基督教会的这种多样状态早已写在代代相传的城市记忆当中。当我在2015年2月27号下午第一次访问大激流城公共图书馆总部的时候，我看到一本当地的教育委员会写给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城市读本。这本书叫做《我们的城市，密歇根大激流城》（Our City, Grand Rapids, Michigan），出版于1952年。在这本书的第75页上有这样一段话：“你是否好奇过，在我们的城市为何有如此之多的教会？当初来到这片河谷的那些家庭建立了他们认信的不同教会。如果你看看你家附近的教会，你会发现它们有不同的名字。今天，大激流城常常被称为教会之城⋯⋯我们城市中的人知道，他们可以在他们选择的地方敬拜神。不论你的教会大小，这都是你的教会。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他最喜爱的教会。”
在这里，人可以看到一座这样的大激流城：社会的参与基于自愿，个人的意愿和权利得到尊重。显然，这样的开放社会并不限于大激流城。这在西方的很多地方以及西方以外的一些地方都不是罕见的现象。但是，在大激流城以及这座城市背后更长时间的西方历史上，开放社会并不仅仅停留在人际关系上，开放社会的基础也不仅仅是人的自由和权利。人的尊严跟人的罪性都需要关注。人之所以有尊严，是基于《圣经》记载的事实：人是创造人的神按照神的形像造的。人的罪性，也基于《圣经》记录的事实：人靠自己活不出创造主的形像，人需要人的创造主自己来拯救和完成这个创造。这意味着，开放不仅是向着人的不同观点开放，而是向着人的创造者开放。在这个传统中，一方面，人对于人在这个世界的真实本性倾向于接受这个罪性事实，也就是持保守的态度，而不是认为人性是可以实现进步的；另一方面，人倾向于向着人的创造者开放，接受神以神自己的生命在人的生命中富于创造性的拯救工作。
相对于北美及更广阔西方世界的许多地方，大激流城的基督徒群落看起来保存了更多这样既保守又开放的传统。他们并不只关注一面，而是过着这两者之间形成张力之下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态度似乎也不限于保守与开放这一组悖论。他们面对生活中其他看起来矛盾的事情时，好像也有类似的姿态。另一组重要的悖论是一与多。而且，在大激流城的基督徒群落及其背后更长远的西方历史中，一与多的问题同样不仅限于人跟人的关系。
在《我们的城市，密歇根大激流城》出版前一年，一家对这座城市新一代基督徒知识分子产生持续影响的媒体问世。当然，它的作者群体并非仅仅是大激流城人。自从1951年3月1号，这份名叫《归正杂志》（The Reformed Journal）的月刊连续出版了40年，内容涉及各种学科领域。事实上，这不是一本严格的学术刊物，也不是人们想像的那样听到“归正”这个词而可能仅仅产生敬而远之的印象。就像“The Economist”这样更古老的杂志，其实并非人们感觉上的《经济学家》或它当初的本意《求真者》所意味的那样严肃。它的文章有些像“The Economist”中的那些散文式的时事评论，它也有类似《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中的诗歌、小说。
多年之后，更年轻一代的人翻开这本杂志会发现，如今在英语世界的基督信仰与思想领域有重要贡献的学者有不少都是在成长期为它撰写文章的人。比如中文世界近几年开始熟知的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乔治·马兹登（George Marsden），以及可能还没那么熟悉的阿尔文·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尼古拉斯·沃尔特斯多夫（Nicholas Wolterstorff）、马可·诺尔（Mark Noll）、约珥·卡彭特（Joel Carpenter）。他们的领域主要是神学、哲学、历史。他们大多跟大激流城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或者在加尔文读过书，或者教过书，或者跟这样的撰稿人共事过，或者退休之后又回到加尔文帮助年轻一代的人做研究。
在创办《归正杂志》的五位编辑中，雅各·丹恩（James Daane）牧师是当初唯一没有在加尔文学院或神学院担任教职的。他也做过《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的编辑。他在第二期《归正杂志》上专门谈论过一与多的问题：“人是以神的形像被造的，这决定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神的本质的反映。神既是三位又是一体。神既是一也是多。因此，神的本质不能以一或多来定义，而只能是一和多⋯⋯关于人的定义，任何没有在一与多之间保持平衡的，都扭曲了人的本质⋯⋯《圣经》显示，人，从本质也在神向人立的约中看，都既是一也是多。‘多’并非“一的复数”相加起来的结果。基督信仰的思想始于两者——既一又多。两者都是神在人的本质和神向人立约这个事实中给予的。由于这个原因，关于个体还是群体居首位的问题在归正思想看来并不合适。优先属于两者，因为它们实质上是同时的”。
然而，丹恩牧师没有到此为止。他紧接着将群体和国家区分开来：“为了避免误解，必须说的是，个体，的确是，优先于国家的。政治国家是为了公义和秩序而存在的工具；它是东西。个人总是优先于东西的。但是，说个体优先于社会群体——社群并非东西，而是诸个体的聚集——就肯定是一个错误⋯⋯《圣经》教导，人既是一又是多。声称一优先于多——个体优先于群体——跟声称在神的里面一体优先于三位一样错误”。
丹恩牧师看待一与多问题的方式可能对中文世界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即使在当今西方，这个视角对任何讨论政治和社会的人而言似乎也没有那么常见。当然，这样的立足点跟《归正杂志》以及很多大激流城基督徒知识分子继承的传统大约一致。 3月17号，我在加尔文神学院公寓从雅各·布拉特与他的同事罗纳德·威尔斯（Ronald Wells）编辑的《<归正杂志>佳选》（The Best of The Reformed Journal）中读到丹恩牧师的这篇文章。第二天，我去加尔文图书馆找到了文章所在的杂志原件。
回到住处，我想把这一段记下的时候，想起大概一年前看到的文字。作者是《归正杂志》后来的编辑。他回忆自己在这个群落的大半生中获得过怎样的恩典。他这样理解他所在的传统：“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是在《圣经》的光线中解释世界、文化和社会——描绘在基督信仰的视角中万物看起来怎样，述说当福音之光照在它们上面时它们是怎样”。他是尼古拉斯·沃尔特斯多夫，他既在加尔文学院读过书，也在加尔文教过书。他跟同学也是同事阿尔文·普兰丁格都当选过美国哲学学会会长（分别是中区和西区）。
某种程度上，丹恩牧师关于一与多的看法是沃尔特斯多夫教授所总结思路的具体应用。丹恩牧师试图通过道成肉身而展现的上帝三位一体的秩序来思想符合上帝心意的人的秩序。他对于个人与群体及国家三者秩序的描述，在大激流城的社会生活中似乎可以体会到。个人常常是跟群体同时出现的。最直接的群体是家庭。在教会中，常常不是个人单独去参加，甚至不光是夫妻二人，而是父母带着孩子，带着几个小孩的并不少见。无论是近来常去的传统尼德兰归正教会（Heritage Netherlands Reformed Congregation），还是3月22号访问的圣尼古拉斯安提阿东正教会（St. Nicholas Antiochian Orthodox Church），许多都是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参加聚会，除了大概三岁以下的小孩在另外房间的主日学。现场一般都很安静。［以及2015年4月3号晚上在谢尔曼街道（Sherman Street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四间基督教归正教会的联合受难日记念，还有4月12号上午在枝子教会（Branch Church），距离我所在神学院公寓步行大约半小时。］
我在3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去市政厅访问大激流城市长乔治·哈特维尔（George Heartwell）时，他也谈到家庭在这个城市当中的重要位置。哈特维尔将在2015年底告别十二年的市长生涯。他说，让他在这些年印象最深刻的是大激流城许多家庭的韧性，特别是在近些年面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哈特维尔曾在临近城市荷兰的西部神学院读书，后在大激流城一家专门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教会机构做牧师和总干事。根据这家叫做心边传道会（Heartside Ministry）的组织估计，大激流城在2012年还有大约五千人因各种问题没有稳定的家庭生活，尤其是身体或精神的因素。
个人与国家或政府的关系同样可以感受的到。我是在2月底一次加尔文学院参与组织的演讲活动中认识哈特维尔市长。我后来跟他以及他的秘书通过电子邮件约好见面的时间，主要想听听他对这座城市的看法。我在3月24号去他的办公室，从进入办公楼，乘电梯，到第六层楼跟他见面，没有见到门卫，没有工作人员要求出示身份证件，也没有安全检查。市政厅一层大厅，在我进去的时候，有几个人在排队交水费。哈特维尔说这在大激流城是很正常的事。（不仅在这里。2008年2月，我在纽约和里士满报道约翰·麦凯恩竞选总统集会，也是如此，像竞选镇长。巴拉克·奥巴马的有安检，可能因为人比较多。）他说，市长这个职位是兼职工作；而且，在大激流城，竞选市长或政府其他公职不以党派身份，这跟一般竞选州长或总统不同。
根据大激流城市政府网站提供的信息，这个地区的公民在1916年投票通过了城市自治宪章，实行城市委员会与城市经理并行的治理模式。这取代了之前的长老会或市议会。在美国历史上，大激流城是最早采纳城市委员会与城市经理并行方式的城市之一。每四年，市长由全市公民选举产生。作为市政府首脑，市长担任七人组成的城市委员会主席。其他六位成员分别来自大激流城的三个选区，也都是兼职。这个由市长主持的城市委员会任命全职的城市经理，也就是这个城市的首席行政官，负责协调各行政部门的工作并执行城市委员会通过的政策和方案。在各行政部门中，只有负责监督市政府财政状况的审计官跟市长一样，每四年一次由全市公民选举产生。
在这样的政治秩序中，似乎也有着类似保守与开放、一与多之间的张力。市长跟其他六位城市委员会委员经选举产生，却是兼职。城市经理是全职，却需要城市委员会任命。城市经理是城市的首席行政官，却无权任命作为部门职位的审计官。作为美国密歇根州仅次于底特律的第二大城市，大激流城是个自治市，有着自己的宪章，它的治理模式跟临近的荷兰市类似，却跟另外一个临近的城市兰辛（Lansing，密歇根首府）不同，后者是以党派区分的市长与市议会并行的政府形式。
这里有让人可能比较熟悉的权力制衡机制。比较集权制，在这种权力分立体制下，官员腐败的机会看起来相应减少。如果把大激流城放在更长远的西方历史中看，类似的权力分立并非到了近代才有，只是近代以来的权力分立似乎比之前更细。在对西方历史有深入影响的《圣经》中，旧约里以色列人的王已经不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样身兼君主与祭司两种身份；在新约时代，基督教会与国家的分立更加明显。
在大激流城俄尔德曼出版公司出版的一本基督政治思想史读本中，权力分立是贯穿前后的一条重要线索。比如，杰拉休斯一世（Gelasius I）的言论就是一个显著例证。杰拉休斯在公元五世纪末担任罗马主教。在他看来，只有基督才是真正的君主兼祭司。他说，鉴于人的骄傲与软弱，基督在这世界上把君主跟祭司的角色分开，这既有利于各自秩序的谦卑，也使得各自领域有专门的、受到训练的从业者。在中文世界，不论是这位公元五世纪末罗马人的著述还是公元二十世纪末这本大激流城出版的史书，看起来都还没怎么引起关注。
如此的权力分立，在如此的意义上，是既尊重人，却不崇拜人。在日常生活中，既尊重人却不崇拜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如果容易，人的历史也许就不是人如今所熟悉的这样了。对于来自中国和中文世界的人，在近几百年的中西交流及碰撞冲突中，权力分立大概是西方世界表现出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然而，如果更多地认为权力分立是西方人在制度上精心设计出来的，这可能很难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制度没有那么形同虚设。在大激流城及西方其他一些地方的日常生活中，我大约可以感受到，同时对人的尊严和人的罪性都关注也许已经成为当地不少人的某种习惯或潜意识。这可能是比制度上的权力分立更根本的制衡。
这样的制衡看起来也出现在加尔文神学院的校园里。在一次关于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神学的课上，约翰·博尔特教授对亚伯拉罕·凯波尔及其追随者的反思让我印象深刻。作为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的重要人物，凯波尔对荷兰裔美国基督徒群落有着广泛的影响。
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凯波尔在荷兰创办自己的报纸，带领部分会众从荷兰国家归正教会分离出去，成立荷兰第一个有全国范围组织的政党，建立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受普林斯顿神学院邀请发表关于加尔文主义的讲座，访问大激流城在内的荷兰裔美国基督徒社区，当选荷兰首相。
博尔特教授是当今为数不多对凯波尔和巴文克都有深入研究的学者。他关于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神学的课程主要对这两位神学家的思想进行梳理和评价。不论在课堂上，还是在著述中，他都提醒读者或学生注意那些批评凯波尔的人。他特别指出这些人批评的要点，比如凯波尔对普遍恩典的过分重视使他轻视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而凯波尔的追随者容易过分强调世界观而忽视了生命本身。
在加尔文神学院和学院的历史上，早就有对于凯波尔神学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因此离开这里，建立新的宗派和学校。这就像当初创办加尔文神学院和学院的那些人也是从原来的教会分离出来的。当然，也有人留在或加入这里。像保守与开放，在《圣经》记载的历史及之后，分离与委身似乎是另外一个持续而显著的现象。加尔文学院的雅各·布拉特教授对这段荷兰裔美国基督徒群落的历史有专门的回顾，书名叫做《现代美国的荷兰加尔文主义：一段保守的亚文化历史》（Dutch Calvinism in Modern America: A History of a ConservativeSubculture）。跟博尔特教授类似，他也是凯波尔专家，他在2013年出版的凯波尔传记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全面评价这位荷兰人的作品。书中，布拉特教授回忆在研究凯波尔的早期，曾经遇到一位前辈给他这样的建议：“起先，你会爱上这个人，然后你会厌恶这个人，最后你会理解他。那时你就可以准备写了。”
关于大激流城及其他，这一切才刚开始。这不仅跟大激流城有关。
［写到这里，在2015年3月28号的晚些时候，我意外遇到一段历史。1874年的4月3号，一位中国人在大激流城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同一天，他的申请获得批准。他成为最早的美籍华人之一。迄今所知，他最先正式使用“美国华人”（Chinese American）这个说法。这成为他九年后在纽约创办美国中东部第一家中文报纸的英文名字。他叫王清福（Wong Chin Foo）。1867年，他随美国传教士离开登州（如今山东烟台的蓬莱）前往美国学习。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登州及其周围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像大激流城。那里是我在2011年开始的考察中最先去的地方。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在那里建立了大约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1882年），他们当中有些人跟他们的中国学生，是中文白话文和合本《圣经》的主要译者和编辑，他们当中有人向清朝政府建议实行星期天休假制度，建立当地最早的报纸以及中国最大的保守派神学院——华北神学院。在他们被迫离开中国大陆几十年之后，有些地方，比如在北京、成都、上海、温州、广州，类似这样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群落看起来又在开始生长了。］
—转自网络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84aa780102vk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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