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似乎是个怀旧年，又以回家过年为甚。春节期间，在微信上看到很多怀念故乡的笔记，表达流露的都是久未归家的游子对家乡变化的痛惜。大家哀叹农村世风日下，和年轻一代一起生活的老人年近古稀，却老无所养，备受虐待和羞辱。乡村人口日渐稀少，搬到城里居住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庭院破败，房屋倒塌，乡村日渐凋敝。村官寡廉鲜耻，劫掠资源，鱼肉百姓。面对外来的冲击和诱惑，离婚不再羞于启齿，离婚率逐年增高。河水不再清澈，天空不再湛蓝，繁茂的农田长满了荒草，飘满了塑料垃圾。总之，乡村成了一个负面的话题，变成了苦涩的回忆，人人充满了失望、沮丧和惋惜。
我的老家在豫东农村，我在那里出生、成长，一直到上大学离开家乡，中间假期经常回去，算起来，我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工作至今，我已十多年未曾回去，现在的老家是什么样子，想象中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还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但每年我都会见到不少从老家来的人，和他们的交流使我对老家的情况多了一些具体了解，对曾经熟悉的一些人和事的变化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也对近几十年乡村演变的脉略多了一些自己的看见。
在很多人的笔记里，乡村是一个回忆，夹杂了太多的童年记忆，空气、河水、高粱地、火烧云、村中玩耍的空地，充满了长辈的温情关怀，田园般的自由美好，似乎记忆中的乡村就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人人和睦，事事和谐。即使不是世外桃源，也有很多可资回忆的东西。
也许每个人的经历不同，环境相异，但我对今天乡村的变化并不觉得诧异，也不觉得惋惜，更不觉得痛心疾首。在我看来，今天乡村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乡村的破败和没落也有其必然。在表达意见之前，不妨先说一下我小时候的生活感受。
小时候的衣、食、住、行
先说吃饭——我们村叫蒋庄，解放前，蒋庄只有几十户人家，绝大多数以种地为生，记忆中没有人从事商业，只是偶尔有人利用农闲时间从事酿醋、做豆腐这样的小本买卖。70年代末有人陆续出去打工，基本上是去山西修路。到上世纪70年代，蒋庄有近300人，分为东西两个生产队，东队的社员素质低，干活偷奸耍滑的多。与之相反，西队的社员素质较高，生产积极性高，每年分到公社社员（那时还在人民公社）的粮食都比东队要多不少。很不幸，我们家就在东队，每年分到手的粮食都不够吃，于是，我们家每年都不得不依靠我父亲每月几十元的退休工资买粮度日。我父亲年轻时去煤矿当工人，30多岁时在煤矿下井发生事故，导致身体残疾，不得不提前退休。在我记忆中，我们家虽然没有经历过痛苦的忍饥挨饿，但一年四季，似乎很多时间都靠红薯填报肚子，以致我小学早上上学常常胃酸泛滥。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看见红薯都不愿意碰。这是童年、中学吃红薯留下的后遗症，也是痛苦的回忆，以致长大后回忆童年时，我只记得饥饿，其他所有美好的记忆都忘记了。在老家，八零年以前，每年年关，都会见到很多来自安徽蒙城、太和、周口逃荒要饭的乞丐，有时一天都会见到好几个上门讨饭的。他们衣衫褴褛，有些蓬头垢面，甚至拖家带口，他们只要吃的喝的，不像今天的乞丐只要钱。
后来看到刘恒的小说《狗日的粮食》，我才明白很多人的记忆同样被深深的饥饿感所占据。
管虎的电影《斗牛》，冯小刚的电影《1942》都有乞丐、饥民集体讨饭的画面，一群被饥饿控制的饥民像蝗灾过境的蝗虫，不顾一切，使人极端惊恐！
当一个人的生活只剩下饥饿——吃饭这个基本的生存需要时，生活还有什么美好可言？
再说穿衣——温饱尚且没有着落，穿衣、时尚更谈不上。我记得，那时村里很多人到了适婚年龄，就要相亲说媒，相亲就要穿着体面，但很多人都没有像样的衣服，衣服上常常还有补丁，更不要说新衣服了，于是只好四处找人去借，穿上借来的衣服去相亲。至于自行车、收音机、手表，那时绝对是奢侈品，比今天农村买汽车还要稀罕。
住房是不是会好点？
对不起，直至80年代前，农村很多房子还是土墙茅草房。
交通工具又有哪些？
那时自行车比现在的汽车还要稀罕，一个村没有几辆。很多时候想办事方便，只能找人去借。如果借不到，只好像崔健歌曲所唱的，“我脚踏着大地，头顶着太阳”，靠着双脚和双腿，丈量地球了，即是上百里路途，也是走着去，走着回。当然，更多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自行车，更不要说会骑了。很多时候，遇到家里结婚、走亲戚人多时，就去借生产队的马车、牛车。我小时候，也还有很多人在用独轮车作为运输工具。
可以说，贫穷是老百姓的一种日常生活状态。
小时候的环境美好么？
再说小时候乡村的自然环境、精神生活，那时候的确天空湛蓝，河水清澈，夏天晚上可以看到满天璀璨的群星，天空有变幻的火烧云，晚上炊烟袅袅。在西瓜地，也许还会想起少年时的闰土。与这些美好的记忆相伴的则是落后的农业生产水平，和贫乏的物质、文化生活。那时除了几本孩子们相传的连环画，基本找不到书可以读，精神生活极度贫乏。说起买书，我还闹了一个笑话，小学五年级时，有一次我送我哥去高中上学，正好路过乡里新华书店，我很想买本书看，就站在柜台外，让售货员挑了一本封面有大红花的书。等回到家一看，原来书名叫《新婚必读》，随手一翻，怎么都是宣传计划生育啊！我大叫不好，赶紧去村里代销店让人卖掉了。好在那时公社、乡里还有到各村轮流放映的电影队，还有农闲时节走街串巷在乡村说评书、唱大鼓的乡村文艺人士，在我成长的记忆中，精神生活还不至憋闷到要死。
那时的乡村是否知书达理？
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比之物质极大丰富的现在，那时的乡村是否礼貌有加？
传统的乡村是宗法社会，解放前乡村基本自治，靠宗族势力、宗法秩序维持乡村生活的运转，族长对乡村事务有很大的权威。对传统道德的敬畏，对乡村宗法惩戒的惧怕压制了很多乡村不良行为的发生。即便这样，乡村依然会有一些刁民悍妇、泼皮无赖，杀人越货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在清朝灭亡后的民国时期，在特别是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社会，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老照片》里曾经写过民国时期横行中原的土匪的故事。据我了解，这一时期仅我们村就发生过多起兄弟仇杀、强占民妇、故意杀人的事件，不需要承担法律后果，因为那时根本没有政府。其中一起是几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枪杀与其有隙的本村村民，而且这几个人还号称是参加抗战的八路军。
真实的乡村究竟是什么样子？
旧社会——苟且偷生
我们老家地处中原，清朝时太平天国北伐、捻军起义都曾在此经过、停留。清廷解体到1949年建国期间，经历了中原大战、日军入侵、淮海战役等大的战事，而且是中原大战、淮海战役的主战场，有一段时间是国共两军拉锯的地区，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你来我往，百姓苦不堪言。可以说大多时间是战事连绵不断，如经常性的黄河决口。没有战事时也常常盗匪横行，百姓生命没有保障，财产常被洗劫。所以，在豫东平原乡村，很难看到存留上百年的老房子，老房子要么毁于战事，要么毁于劫掠。如果百姓朝不保夕，时时陷在在恐惧中，个人生命、物质财产尚且不保，文化传统岂能保全？
“过一天少三晌”，这是我们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说的一句话，对未来没有预期，对将来没有盼望，大家得过且过，苟且偷生，做事虽不会不计后果，但的确不会有长远打算，自然很多人对个人信用也就不大计较，这是很多人对河南人诟病的主要原因。
新社会——传统道德逐渐衰亡
解放后，随着传统乡村宗族、宗法势力的逐渐衰落，代之以基层政权，负责维护乡村基层秩序的运转，在旧时代遭受巨大冲击的传统道德，在新社会同样很难担当维护乡村道德的重任。就拿传统家庭最为重视的美德——孝顺来说，我就没有看到过几个孝顺的家庭，不少儿子儿媳常常和父母大吵大闹，虐待父母的也有不少，更多的是对父母若即若离，不管不问。即使现在，法制调解类节目中也有不少子女因为强占父母房产而把老人赶出家门的案例。在农村，这个问题更为普遍。儿女结婚后，儿子占据了住房，不少父母无处可住，要么出去单盖一间简陋的土房子，要么住在厨房，或者和牛马住在一起。当只剩一个老人时，子女多的，会要老人到各个儿子家轮流吃住，但老人常常只能享受到一些残羹冷炙。电视剧里父母和子女和谐相处的温馨场景，在现实中几乎很难看到。更多的时候，会看到风烛残年的老人，还要步履蹒跚地下地干活，自己做饭。闲暇时，坐在村里，孤独地看着人来人往。
普遍性的家庭暴力
70、80年代之前，乡村离婚率确实低，很少听到有人离婚。离婚率低是否说明婚姻一定比现在幸福？我觉得未必。虽然那时乡村很少有人离婚，但家庭暴力现象严重，夫妻打架几乎是家常便饭。家里打、外面打，白天打、晚上打。男人打妻子，大人打孩子，几乎日日有哭声。妻子不堪虐待，有的人离家出走，甚至上吊、喝农药，自寻短见。那时人们受旧时观念影响，把离婚视为耻辱，一般人不愿、不敢离婚，很多婚姻即便名存实亡，也要维持一个名分。
村官是良民还是刁民？
农业税没有取消之前，农业税由村里负责征收，计划生育罚款收缴也由村里负责，村官对其他一些费用的收缴也有很大的自主权。村里过手的资金虽说不上惊人，也是数目可观。这些资金基本来自村民，因此常常导致村民和村官的紧张关系。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一些地方政府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极其野蛮，街上看见孕妇即拉去引产，对超生家庭要么牵牛，要么拉粮，拆房子在农村也司空见惯，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标语，如“喝药不夺瓶，上吊不夺绳”、"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可见当初计划生育工作的血腥和残酷。村官处于与村民接触的第一线，是乡村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村官与村民产生矛盾有其必然，有时这种矛盾会非常尖锐。《中国农民调查》里面几个典型的凶杀案件说明了这种关系的紧张程度。
农村是农民世代生活的地方，尤其是建国后实行户籍制度以后，农民迁徙权受到限制，在半自治的乡村，自我保护基本仰赖于宗族、家族势力，甚至直接诉诸武力。宗族、家族势力的强大与否，家族门丁是否兴旺，往往决定个人在乡村的话语权，村官也多从势力强大的家族中产生。因此很多家族势力庞大的家族成员会活得相对自由舒展，而家族弱小的常受欺辱，只能忍气吞声，痛苦不堪，从而想办法生男孩。这是传统农村倡导“多子多福”的一个理由，也是农村计划生育阻力重重的关键原因。对于鳏寡孤独人员来讲，在农村生活是痛苦的，不仅没有政府为城市居民提供的社会保障，而且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幸福更是无从谈及。
自从胡温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村人口的迁移相对自由，农村家庭结构越来越趋向小型化，计划生育面临的压力逐步减轻。近年来，国家医疗保障、社会保障逐步覆盖农村，农村基层政府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逐步弱化，相应地，村官能捞取的油水越来越少，除了个别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因为土地开发、企业发展导致的村民和村官的矛盾依然尖锐，在乡村大多数地区，村官和村民的矛盾已经有了很大的缓解。
留守儿童是乡村真正危机，也是全社会的梦魇
农村打工者在农村留下5800万的留守儿童群体，也制造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家庭分裂群体，留守儿童的爱与恨，痛苦与欢乐，孤独与无奈，希望与绝望，这个在将来可能会随时引爆的定时炸弹，他们的境况和命运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他们被父母遗留在乡村，大多由爷爷奶奶照管，缺少父母的关爱和照顾，缺少与父母的感情交流，被家庭和社会遗忘、漠视，缺乏家庭保护和自我保护能力，很多人被不法分子伤害。教育的缺失、社会的歧视又导致很多留守儿童性格扭曲和人格缺失，以致很多人走上了犯罪道路，这个数量极其庞大的群体的未来人生走向才是乡村面临的真正危机。
房子倒了，可以再建；环境污染了，可以想办法治理；5800万的一代人如果毁掉了，我们怎么办？
城市也是他们的家，城市也有他们的梦想
可以想见，中国城市化进程会逐步加快，走出人口过度拥挤的农村，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几亿人迁徙到城市，在城市生活不可避免。走进城市，必然要成为城市的一员，越来越多的村庄会从地图上消失。那曾经的一抹乡愁，只需怀念，只需回忆，不需要惋惜。因为消失的，只是破败的、落后的乡村。只是我们的各级政府，我们的社会还没做好准备，还缺乏宽大的胸怀和气度，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宽容和接纳，不敢正视留守儿童带来的巨大挑战，也许还缺乏接纳庞大的外来人口的勇气和能力。很多时候他们被视为一个外来户，是寄居的客旅，与这个自己工作、生活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城市无法彻底相融，甚至格格不入。这些人不仅包括农民，也包括很多受过良好教育，到异地打工的大学毕业生。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地方利益，甚至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户籍、医保、社保等各项制度上，对他们进行种种限制，剥夺了宪法赋予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使他们备受歧视，无法享受到与所在城市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和社会福利。他们无法在异地买房购车，子女无法在异地上学，更不用说在异地落户、子女在异地参加中考和高考了。于是，他们每年只好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老家迁徙。但他们终于走出来了乡村，无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他们一定会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我们与其悲叹乡村的没落和破败，不如张开双臂，拥抱在城市工作、生活的他们，用爱接纳他们，使他们尽快融入我们生活的城市。毕竟城市留下了他们太多的汗水和泪水，这里也有他们的梦想，这里也是他们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