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名著《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中讲到这么一个情节：
故事主角经过一个可怖的山谷，那里遍地都是血迹、骸骨和尸体。在山谷前方不远处有个山洞。
从前，在这洞里住着教皇和异教徒。因为他们的淫威和暴政，很多天路客惨死在他们手下。山谷中的血迹和尸首就是这二人的杰作。
不过，当主角经过这里时却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因为，异教徒早已死掉，至于教皇，班扬说：
他虽然还活着，由于年纪老迈，年轻时又曾遇过多次剧烈交锋，现已四肢僵硬，只能坐在洞口，向路过的天路客咬牙切齿，他已没有能力攻击他们了。
但是如今不同了。罗马天主教不仅没有衰亡，反而“如鹰返老还童”。以至于往来的天路客不仅没有倒毙教皇手下，反倒被他所俘虏，甚至主动进入他所在的山洞。
罗马天主教不再是黑暗可怖的洞穴，而是许多新教改宗者向往的“甜蜜的家”（Rome Sweet Home）。
回顾历史，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19世纪的英国国教就发生过类似的事。纽曼（John Henry Newman）所引领的“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或“礼仪派”，就曾让不少英国国教信徒归回罗马。
因此，同时代的莱尔（J. C. Ryle）主教在他的《圣洁》（Holiness）和《旧日光辉》（Light from Old Times）中向同胞大声疾呼，奉劝他们重回宗教改革所发现的福音真理。
历史总是这样：每当改教精神衰落的时候，就有罗马天主教的阴魂在新教徒心中游荡。因为，若没有福音来掌管人心，信徒就会本能地用宗教（仪式和美感）来满足自己饥渴的灵性。
所以，眼下的真正危机不在于有很多新教徒改宗天主教，而在于福音派已经失去了纯正的福音。因此，这是一场关乎福音的危机。
正如路德所告诫我们的，每个世代都会面对失去福音的危机。
我相信，那些被改教家所拒绝的罗马天主教教义和实践，可能都有某种现实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它都有一套合乎逻辑和情理的内部机制。套用一句老生常谈：“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我要强调的是，福音派信徒不能只是问这些教义和实践是否有合理性（或是否能自圆其说）——如果你有足够同理心，独裁制度都有它的某种“合理性”——而是问：这些教义是真理吗？这些实践合乎神的启示和清晰的理性吗？
位于宗教改革之核心的是一种委身真理的激情，一种敬拜的激情（这种激情也是一种受难）。这种敬拜由福音真理所唤起和点燃，在五个“唯独”中表明出来，在路德的“亲戚货财可舍，渺小浮生可丧”、在加尔文的“以诚以切，将心献主”中得以表达。
这种委身和敬拜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它不能给人的善工留有任何余地。这种敬拜让人全然成为真理的奴仆，但他同时又是如此自由，以至于整个世界都无法撼动。
宗教改革是教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先知性事件。
我在早期教父（尤其是奥古斯丁）、路德、加尔文、卡尔·巴特、史普罗（R. C. Sproul）的著作中都能感受到这种委身和敬拜的激情。
几年前的一天，当我阅读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福音神学导论》（Evangel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时，聆听巴特以交响乐般的笔调阐述宗教改革所发现的福音真理。我是如此激动，以至于内心忍不住呼喊：颂赞！颂赞！颂赞！荣耀！荣耀！荣耀！
什么是好的神学？如果一种神学能够唤起人对真理的全然委身、对上帝的全然敬拜，这就是好神学。我认为路德的“十架神学”、加尔文主义就是这样的神学。
路德说：“唯独十架是我们的神学。”
加尔文说：“当狗看见它的主人受到攻击时，它会吠叫。如果我看到上帝的真理受到攻击却保持沉默，那我就是一个胆小鬼。”
当路德开始为福音争辩之时，他在奥古斯丁修会的老师施道比茨（Stupitz）对他说：
我喜欢你这样讲，因为你所传讲的教义将荣耀唯独归给上帝，一点也不归给人。因为我们无论怎样归荣耀、良善和慈爱给上帝都不过分。
路德深情地回忆老师的这番话，补充说：“福音是真实的，因为它拿走了人一切的荣耀、智慧和自义，并且把所有的尊荣唯独归给上帝。把再多荣耀归给上帝，也要比把荣耀归给人安全。”
那些“开明的”宗教人士会说：“你们太过了，阳光太刺眼，有害身体健康。”
但是，太阳不会妥协它的亮光，上帝也不会妥协他的福音真理。
从我得救的那天起，我就确信自己是宗教改革的后裔，自此从未有动摇。
我非常确定，人若没有这种激情，就不会明白宗教改革的意义和价值。
没有这种激情的人，就无法理解当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听人宣读路德为《罗马书》所写的序言时，他的心为何“感到异常温暖”。
那一刻他被称义的恩典彻底改变，生命中迸发源源不断的力量。以至于他敢于宣告：“全世界都是我的教区！”
然而，没有这种激情的新教徒就会耳朵发痒，被异教之风摇动；他们如此轻易地改宗天主教也就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