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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句著名的话，是明朝心学家王阳明写给他学生的一句话。关于前者清朝大臣张廷玉盛赞他在明朝所取得的事功，一时无两。而对于后者，似乎也有很不少人服膺他，但其间的得失恐怕不像“破山中贼”那般容易勘察与评论。为什么呢？
所谓“心中贼”， 就是人的心怀意念、七情六欲当中那邪恶的部分，如何约束清除，这当然是个世界性的难题。许多人提出的办法，其实给人感觉到率尔操觚外，并没有实质性的成就与新意。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自力型宗教，以及世俗的修行，其实都不过是自我安慰到近乎自欺罢了，王阳明也不例外。“省察克治”的功夫，还说如猫之捕鼠，看上去很美，其实就相当于要提着自己的头发超越地球一样，完全不可能。若人能靠自己达此目的，那么你必须问谁达到了这种境界？王阳明做到了吗？恐怕他若诚实，他也不敢说自己做到了。若只有你一个人做到，怎么普及？如普及做到了，那做到的实绩在哪里？就像孙悟空在比丘国吐出的17颗心（悭贪心、嫉妒心、好胜心、侮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邪妄心等）一样，何尝能够得到真实的对付？
由于王阳明（1472—1529）与马丁.路德（1483—1546）生活在几乎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之下，又同为比较有影响的人物，故有人做起了二人的比较。有人说马丁路德与王阳明同样强调个人与神的直接联系，不需要中间人或者仪式来得到神的启示与指引。明眼人一看，这些都只是表皮的相似，骨子里面的不同，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这和康有为到了维登堡看了九十五条论纲的历史，回来搞孔教一样，画虎不成反类犬。至于王阳明关于士农工商有一些不同此前的看法，拿来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比，不只是研究的事实与方法上不匹配，其不可比性实在大到稍有常识，就不会如此类比的地步。
王阳明有几个悬的过高，也被很多人看好的提法，如“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人也把自己看得太高。若很多人能知行合一，亦能致良知，那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地上天国了。若有少数精英能够实行，至少也能引领一时之潮流，可是古今中外，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潮流。倘若有任何一个人包括王阳明，能做到“知行合一”、“致良知”，那也是令人佩服的事。可惜的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而对这句话，王阳明岂能幸免不受拷问吗？我敢说，没有人能逃脱如此的拷问，如果你诚实地面对自己也面对整人类的话。
钱穆在《中国思想史》里盛赞王阳明的“省察克治”的“捕鼠法”，“阳明此番工夫，略如横渠、伊川所谓‘变化气质’，以及朱子所谓‘静存动察’，尤其是佛家，对此种工夫，更是注意。阳明自己在龙场驿一段生活，正是这番工夫的真实践履。”且不说横渠四句的大而无当，就是王阳明这工夫，也只是一时自我点赞罢了，因为没有人能做得到，钱穆也不行。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若能自救，倒要看看中国这些盛赞的人所高估的结果到底如何？我知道不少人看眼前，谁过上了王阳明的“省察克治”生活，如果加上表演的话，我想到处都是。若是真要较真的，很抱歉，从人类有记录以来，包括孔子、苏格拉底以降各种修为工夫，都只不过是体贴和安慰人的肉体罢了。
我知道自己是个极败坏的人，无法表演“省察克治”的工夫。我也知道“治服己心，强如取城”，但靠我自己只有死路一条，若没有从上头来的生命，就永远做不到。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不行得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认为这样的话，比所有加在一起儒释道的修为说辞，都要真诚得多，有着不可辩驳的本质差异。
2024年4月24至25日小恙匆匆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