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怜恤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 ——诗篇72:13
今天，如果我们身边还有人因为贫困而离世，将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和耻辱。
从破旧的南苑机场搭上飞机，几个小时后在库尔勒落地，再换乘长途汽车。魁梧的汉族司机站在汽车门口，用浓郁的新疆口音高声叫喊：“阿克苏！阿克苏！”
晚上七点，我们坐上长途大巴。窗外一片漆黑，汽车在单调乏味的戈壁滩上一路向西。
我躺在卧铺上，听着旁边此起彼伏的鼾声，时梦时醒。黎明时分，终于到了阿克苏。
天空灰暗，空气中时时飘着尘土，呼吸总是有些异样。马路上，环卫工人不时从热水桶里拉出墩布，一丝不苟地擦洗着路肩。那时，我才知道，阿克苏还是全国卫生文明城市。
几天后，我来到附近的马扎。市场内，少数民族的各色衣物鲜艳夺目。
马扎外面，三三两两的乡下农民赶着马车，怯生生地来到城里购物。他们尘土扑面，衣服破旧，和天空一样灰暗的衣服，有的还打着补丁。
在上午灰蒙蒙的阳光下，那破旧的补丁，像一个个高高挂在树枝上的风筝，迎风飞舞，格外刺眼，令人无法躲避。
二十年来，想起阿克苏，我总是会想起那些尘土扑面的老乡们，想起他们破旧衣服上的那些补丁。
2001年，说起农民，单位的一个大姐激动地说：现在的农民都有钱了，家里都盖楼了！
上世纪90年代，刚修好的京九铁路穿村而过，从早到晚，常有火车呼啸而去。村边不远处的高速公路正在规划，不久就要开工建设。
可回家的土路依然坑洼不平。雨雪来临，积水遍地。道路泥泞不堪，崎岖难行。
为了增加收入，越来越多的村民把自留地的沃土卖给了砖窑场。几年间，十几个砖窑场拔地而起。砖窑场，成了当地政府引以为傲的支柱产业。
他们没有卖血，幸运地躲过了令人恐惧的艾滋病。他们只是卖掉了赖以为生的肥沃地土，将平坦的农田变成了沟沟坎坎的洼地。
年轻的，很多跑到张家港、昆山打工。年龄大的，有的去了当地砖窑场，有的去了外地建筑工地。
我的堂哥，2000年之后来到北京，在地铁工地开起了吊车。春节回家，他去市场买了几斤猪肉肥油。
城里人担心的是肥胖，不爱吃肥肉，猪油更是无人问津，几块钱一斤也是门可罗雀。
堂哥有一个梦想，“我再干几年，等到我挣够十万块钱，我就可以回家吃利息养老了”。
他不知道，在北京城区，十万元还买不了一平米的房子。
201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见过她一次，不久她就病倒了。先是说糖尿病，腿上一按就是一个小坑。后来只好回到老家，很快便卧床不起，吃不下东西。
大医院看不起，家人只能到医院给她抓些药，给她看看中医。
无力医治，回家等死。很多年来，这一直是很多农民的命运和归宿。
请人帮忙，首要条件就是管饭。管人吃饭，是最大的福利。
村里有人外出打工回来，邻居们常常会问：“在外面能吃饱吗？”
1988年我读大学，放假回家，村民们照例要问：“学校能吃饱吗？”
后来，我到了北京，毕业工作，老家来的人不再问我能否吃饱，而是诉说自己遭遇的公权伤害和司法不公，找我帮忙上访、维权。
我从来没想到，进入新时代，还有人把丰衣足食当成梦想。
直到2020年，贵州大学生吴花燕那首叫《远方》的诗，我又想起了当年乡亲们问过我的话：在学校能吃饱吗？
最后，我将回到云贵高原，
在贵州最高的屋脊，
种上一片深蓝色的海洋；
在那里，
会有一艘丰衣足食的小船，
带我驶向远方。
在这个很多人担心营养过剩的时代，吴花燕无疑是一个另类般的存在。
十余年来，她一直靠低保生活。大学尚未毕业，就开始承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但相对于她的不幸身世和悲惨离世，当下大家更关心的，是几个募捐平台借助公众的同情和眼泪，募而不捐的公开欺诈。舆论潮头几经转向，最后聚焦于9958和某视频捐款平台。
而吴花燕事件，有关吴花燕自己的身世信息，在各方质疑声中，似乎慢慢偏离了焦点。
吴花燕去世后，贵州医科大学发布信息，确诊她是死于老年综合症（HGPS），一种先天遗传性疾病，目前并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
贵州有关政府部门和吴花燕所在的贵州盛华职业学院也发布信息，公布了多年来对吴花燕的经济支持和帮助数额。
多方汇聚的信息正在形成这样一个错误的印象：吴花燕似乎并不缺乏。
一个不缺乏的吴花燕，一个死于不治之症的吴花燕，让很多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轻而易举地解除了有些机构和人员的罪责。他们终于逃脱了公众的讨伐。
当贫困和死亡一步步逼近吴花燕时，他们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一直向吴花燕伸张着热切的援助之手。
也许，吴花燕确实并非一些报道所说的那么缺乏，她在成长过程中的确接收到了各方很多帮助。
当她从小身体发育迟缓，高中身高仅有1.35米，高三头发狂掉时，是否有人关注过她身体的异常，对她施以援手？
当她住院前脚部已经浮肿，走路几十米已经非常吃力，身边是否有人觉察到了她的异样，感受到了她的艰难，帮她寻求医疗救助？
同样是吴花燕，在医院里，她面对镜头，流着眼泪说：“别人没钱了，可以向父母要；我没有父母，不知找谁要”。
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公布的吴花燕的校园卡消费记录显示，她在学校食堂吃饭的平均花费为早餐2.82元、中餐6.19元、晚餐6.24元，偶尔会吃一顿夜宵。
吴花燕每天的餐饮消费总额为15.25元。我不知道贵州盛华职业学院的饭菜价格，吴花燕的消费标准属于什么水平。
也许贵州的物价水平比很多大城市低一点，但也不会低太多。
因为就在2019年10月，习水县早餐店曾经因为牛肉粉从8元涨价到10元，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盛华职业学院位于惠水县，距离省会贵阳市不足100公里，物价水平应该不会低于远在遵义北部的习水县。
习水县一碗牛肉粉尚且需要8元，吴花燕每天15.25元的餐饮标准，能吃到什么样的饭菜，可想而知。是否能够满足她身体的营养需要？
如果她经济上不贫困，她不会在镜头前说出这样凄苦，让人心碎的话语：“别人没钱了，可以向父母要；我没有父母，不知找谁要”。
更何况，为了完成大学学业，大学期间，她还申请了助学贷款，这需要她毕业后挣钱偿还。
如果她经济上宽裕，高中期间当发现自己身体变差，“头发狂掉”，吴花燕就会警觉，及时就医诊治，而不是拖到大学三年级。
当同学看到她身体极差，走路已经困难，强行把她背到医院，医院告知她心脏需要手术，手术费用高达20多万时，吴花燕的第一反应是放弃治疗回家。因为她根本无力承担这么高昂的治疗费用。
夺去吴花燕的生命的，不仅仅是罕见的疾病，同时还有可怕的贫困。
正像中国青年报文章所言，对于最后日子的吴花燕来说，最困难的还是钱。
她并非不缺乏，只是自尊的她不想自己形象变得“如此不堪”。
因为吴花燕是一个父母双亡、身体残疾的特殊病人。她不想自己因为残疾，因为贫穷受人歧视。
在病人眼里，这等同于对自己的羞辱。相对于贫穷，他们格外珍视尊严。
对很多来自底层的病人而言，寻求募捐，常常需要格外的勇气。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要面对社会的歧视。
我们认识的一个癌症病友，家在安徽农村，几年治疗下来，已是贫困交加。有人劝她到募款平台寻求支持，她拒绝了。
她说，我不想到网上筹钱，不好意思，我不想让孩子看到了觉得丢脸。
同样贫困，同样被疾病折磨的吴花燕，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她非常担心的是，如果公开自己的贫困状况，会不会伤害到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
有人伤心的说，吴花燕的离世，让他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
卖火柴的小女孩是童话故事中的人物，而吴花燕却是生活在我们身边，一个活生生的人。
今天，国家有关部门说，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这几天，各地贫困人口相继脱贫的新闻也接踵而至。
就在这几天，我看到一个朋友的朋友圈，又看到了身穿补丁衣服的老人。那些衣服上的补丁，在耀眼的阳光下，格外刺眼。
看到很多富豪令人瞠目结舌的奢华生活，有些人常常会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看到吴花燕的悲惨遭遇，不知道有些人会不会说，“富裕和冷漠像脂油一样蒙住了我的心灵”。
今天的世代，我们缺乏的不仅是金钱，还有爱与怜悯。很多人面临的，不仅是物质的贫困，更是灵里的匮乏。
吴花燕的悲剧，不仅是吴花燕个人的悲剧，也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耻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