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所谓极权社会，就是政治权力掌控社会每一个角落的社会。极权社会与专制社会不同。要言之，它比专制社会还专制。很多人混淆“极权”和“集权”的概念，前者是一种社会运行方式，后者是权力运行的手段、途径。当然，在极权社会，政治权力的运行必然是集权的。
22。极权社会体制要维持，只能更加极权，这就注定它必然崩溃。原因很简单，掌握权力的人在任何社会都是极少数，而被统治者永远是绝大多数，当这绝大多数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决定不再沉默时，极权就会逐渐衰亡。这种衰亡越到后来越提高加速度，因此极权社会的崩溃往往比较迅速，中东、北非事件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23。但极权在其存续期内，尤其是在其中期，其对社会的控制是有力的，因为掌权者不惜动用一切资源加强控制。这样的社会的确容易让人绝望，因为任何试图改变的人都很难在整个社会找到借力的抓手。统治者因此洋洋自得，且容易产生万世一统的自信。
24。推动极权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是两种力量：改良派与激进派。这两派原本都属于改良派，但随着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日趋严酷，改良派必然分裂为两派。分裂是源于推动者对社会现实的判断不同，这是相当正常的事情。
25。鉴于对过往惨痛历史的反思和对历史悲剧重演的戒备，改良派反对激进革命。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革命不是激进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往往是被逼的结果，因此在一定历史阶段，不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是否可以避免的问题。因此，简单地反对革命是无意义的，就如一味地坚持改良但结果往往让人绝望一样。改良与革命都是变革的方式，在现实面前，无所谓绝对的对错。而且，在变革力量还相当弱小的时候，放弃革命选项只会让暴君耻笑。
26。革命意味着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极权社会的革命结束后可能迎来的是新的极权。如何打破历史的魔咒，才是思想家应该深入考虑的问题。我仅提出一个角度供推动者思考：如何保证革命仅仅局限于政治革命的范畴而非扩大为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何保证革命的有限性而非陷入不断革命的泥淖？我可以想到的是，革命队伍中需要反革命人物，比如民初之宋教仁、黄兴，就与孙文截然不同，其于中国的价值更大。
27。基于此，改良派与革命派不应该水火不容，而应该和衷共济。在深度极权社会，改良派与革命派都相当无力，要获得力量，只能源自实践，推动者的内讧与分裂只能让统治者高兴，甚至鄙视，让同情者齿冷。推动者产生无力感是因为没有走向民间，他们在理论上高唱民间壮大的重要性，但既无兴趣，也无能力走向民间。当理念不能转化为行动，它不仅让人痛苦，甚至让人厌恶。
28。即便改良派与革命派不能携手行动，至少应该分头行动，而非相互攻击。从长远来说，随着历史的推进，两派最终走到一起乃社会之福，改良派完全可以转换成变革运动中的“反革命”。辛亥革命的经验在于它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立宪派）共同完成的光荣革命，民初政治的乱象并不源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而源于各派都过于性急，缺乏必要的容忍。当然，这也是王朝解体、共和初造的必然现象，尤其在帝制时期如此漫长的中国更是如此。
29。当社会是一盘散沙时毫无力量，力量既来自多数人的觉醒，更来自组织化。先行者若真有道德担当，应介入社会，成为其重要的结点。所以，比说重要的是做，大而化之地呼唤社会的自我演化，不是食洋不化，就是不愿负责任的托词。
30。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说，本身就是做。但是，对于整个推动者群体来说，不能仅仅只局限于以说的方式做。更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整个社会的观念不能得到根本改变，就是做，也是瞎做。这是一种观念万能主义。持这种主张的朋友没有看到的是社会实践对观念的反作用，社会实践本身就是观念的播种机，同时能校正知识分子的观念。这种主张发展到极致，其实就是取消任何形式的变革，因为你不能指望任何社会的任何人（或大多数人）关于现代社会的观念都达到较高的水准，若有此期望，只能无限期推迟社会进化，客观上同构了极权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