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峰 ｜ 日本巴特神学受容史漫谈

编者按

巴特神学基本在同一个时期被引进日本和中国。如果笔者没有记错的话，赵紫宸的“巴德的宗教思想”是华语神学界第一篇介绍巴特神学思想的文章。卡尔•巴特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日本是1926年，熊野義孝在《福音新报》上刊登的一篇名为“上帝与世界的界限：关于卡尔•巴特的神学”（「神と世界との限界—カール・バルトの神学に就て」，《福音新報》，1926．2）。之后，巴特神学以“辩证法神学”一名根植于日本是在1930年前后。今天日本的巴特神学研究史习惯将1945年作为巴特神学受容的分水岭，分为战前和战后。这两个时期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巴特神学，特别是战前的巴特受容深受军国主义的影响。笔者结合日本学术界的习惯，先从明治时代巴特神学被引进日本的历史背景谈起，为什么当时的日本基督教会急于引进巴特神学，或者也可以说巴特神学能够为当时的教会带来什么？然后，在战争时期，日本的巴特神学研究所显示的偏差在哪里？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巴特神学进入日本之前的日本基督教。基督教第一次进入日本是在16世纪中叶，当时主要以耶稣会的圣方济・沙勿略为中心在日本展开宣教。受到沙勿略的影响很多宣教士相继来到日本，基督教（天主教）在日本一时兴盛，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很多基督徒武士和基督徒大名。然而，好景不长。在德川掌权的幕府时代，基督教受到了全面的镇压和禁止。基督教禁教在日本长达两百余年。后来，基督教新教随着贝里将军的“大黑船”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同进入日本。最初的基督教新教在日本的传道，以美国的福音派为主，特别是以拥有清教徒背景的宣教士为中心。除了美国差会派来的宣教士之外，明治政府急于近代化转型也从美国邀请了很多优秀人材。当时最为有名的一位就是在札幌农学校任教的克拉克博士。日本明治时代的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鑑三就是受到克拉克的影响而归信基督教的。因此，这个时代的日本基督教新教并不具有欧洲的神学传统。欧洲的自由主义神学是经由德国普及福音宣教会（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 AEPM）进入日本的。德国福音宣教会与美国福音派的宣教会不同，不以该宗为其宗旨，而是将精力放在了基督教文化的传播上。常年受到儒家文化熏陶的士族们，与宗教仪式相比，可能更加青睐欧美先进的基督教文化。因此，德国普及福音宣教会对于当时的知识层基督徒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对当时的教会而言，德国福音宣教会所带来的不啻为是一种冲击。因为，自由主义神学与他们从美国宣教士那里所接受的信仰，几乎完全不同。这时，日本基督教新教的牧师和信徒开始认真思考神学正统性的问题，到底哪一个福音才是正确的？就在日本基督教新教面临一场信仰上的危机之时，巴特神学，特别是巴特神学以“上帝之道”为立场的“基督中心论”以及“辩证神学”（“新正统主义神学”）及时阻止了自由主义神学在日本的泛滥。当巴特神学被引进日本之后，立刻引起了共鸣。日本神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将巴特的辩证神学视为“宗教改革家的基督教，并使基督教重新恢复为圣经的宗教，同时可以将被拖进现代文明里的新教主义重新带入正轨”（《高仓德太郎著作集2》，日本新教出版社，1964，431页）的神学思想。显然，日本基督教新教会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教会正在偏离正统，逐步地倾向自由主义神学。自由主义神学，特别是高等圣经批判的引入，一度动摇了日本基督教新教会从美国宣教士那里传承而来的保守的基督教信仰根基。一些年轻人甚至因着高等圣经批判开始离开教会。同样，也有一批人脱离美国的宣教会，独立开拓“日本基督教“之路。巴特神学的出现正好可以帮助在教义上面临危机的日本基督教会，使教会可以重新面对上帝之道与耶稣基督的福音。

沙勿略像

另外，日本基督教新教会还面临一个来自当时日本社会的挑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清战争）爆发之时，日本社会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资关系等矛盾与对立不断地被激化。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改良思潮陆续被引进日本。这些思想同样也受到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注意与重视。他们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视角，开始思考因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当时，日本基督教新教会的社会运动，主要以贺川丰彦为领袖的日本生活组合运动、以及学生基督教运动（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SCM）为中心。这两种基督教运动所提倡的基本上都是“社会性基督教”，其本质也是以基督教思想为中心的社会性改革（巴特神学   受容史研究会编，《日本卡尔巴特神学受容史－战前巴特受容史诸断面》（『日本におけるカール・バルトー敗戦までの受容史の諸断面』），新教出版社，2009，426页）。为了打破日本教会教派主义的封闭性，日本学生基督教运动逐渐转向管円吉与中岛重指导的“社会性基督教运动”（武邦保“学生基督教运动（S・C・M）的思想与行动” 《基督教社会问题研究》（『キリスト教社会問題研究』），同志社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7年12月第26号，45页）。而贺川丰彦又深受托尔斯泰反战论的影响，在日本社会引发了军事教练（从1925年开始日本为了提高军事后备力量，在一部分官立学校中配属陆军军官以便培养军事人才）罢工事件。面对不断激进的左倾现象、以及逐步抬头的军国主义，日本基督教会感到自身正在面临一场危机。教会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一种非常“圆滑”的出路。而巴特的神学思想正好符合教会此时的需要，一方面巴特在担任神学教授之前所参与的社会运动可以满足日本教会中社会运动家们的需要，同时也可以使教会坚持走一条看似中立的路线。在“左倾”与“右倾”的张力之中，日本基督教会聪明地选择了巴特神学来平衡这两种张力。然而，日本的巴特神学研究是有选择性的研究，即，剥离了巴特神学中的社会性、政治性要素，单纯地选择了抽象性的教义性要素。

第三，除了教义方面的冲突与社会性危机之外，日本基督教会同时还面临着来自无神论的挑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基督教宣教成为可能，然而和福音一同进入日本的还有各种不同的新思潮，新知识。前文提及的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念便是其中之一。同时，这些新思潮还包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文思想。同清朝时的中国社会一样，面对西方世界的强大，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日本民众憧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对自然科学的向往也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一个主流。达尔文的进化论便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进入日本的。因为日本社会与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的欧美社会不同，在日本并没有悠久的基督教传统。所以，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内的自然科学与基督教在日本社会所处的地位几乎是一样的。日本的基督教会若要在日本社会站稳脚跟，就要从正面地去面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来自自然科学的冲击。巴特神学可以给日本基督教会提供更为稳定的思想素材，那便是更为纯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的圣言。教会只有在福音上立稳脚跟，才会更加有力地去抵抗流行于日本社会的无神论思潮。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笔者分析了为何在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不断高扬的日本社会，教会急于引进巴特神学的原因。然而，人们可能会常常忽略一点。日本与纳粹德国本是同盟国，而巴特因为反对纳粹在德国遭到排斥，甚至被驱逐出德国。这样的巴特为何在日本又可以受到拥戴呢？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而言，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日本的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希望得到包括基督教会在内的全日本国民的拥戴与支持。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只要得到教会的支持，对基督教教义而言，军国主义并不是特别关心。同时，对日本基督教会而言，只要不去刻意碰触巴特神学的抵抗层次，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内还是可以成为可能的。

巴特神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中进入日本的。开篇时，笔者曾经讲到，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的巴特神学研究发生了严重的偏差。这样的偏差究竟出现在哪里。

巴特神学进入日本的初期，接受巴特神学的两个主要窗口是关西的同志社大学神学部、关东的以高仓德太郎（高仓德太郎，1885-1934，日本基督教会牧师、神学家。笔者透过这篇漫谈介绍两位日本比较有代表性的巴特研究者，一位是直接师事于巴特的竜沢克己（1909-1984），另一位是巴特研究史上比较有争议性的人物，也是战争时期日本巴特神学产生偏差之时的一个焦点人物，山本和（1909-1995）。

竜沢克己1931年毕业于九洲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哲学科。1933年，在杂志《思想》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一般概念与个体：西田哲学发展之一瞥”。日本哲学的代表人物西田幾多郎在阅读完这篇论文后，对于竜沢精致的理解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立刻通过书简致信竜沢。是年年末，竜沢在西田的推荐之下远赴德国学习。来到德国后的第二年夏季学期，竜沢就转到波恩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onn），在巴特门下学习基督教神学。一年半以后，竜沢就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提交给巴特。这篇论文就是之后（1935）竜沢在杂志《福音主义神学》（Evangelische Theologie）上发表的“有关信仰之可能性”（Über die Möglichkeit des Glaubens）。在归国前，竜沢阅读了巴特于1935年在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University Utrecht）的讲义錄（Credo）之后，用日文撰写了一篇批判性的论文“有关耶稣基督位格的统一”。与之前的一篇论文相比，这篇文章明显具有对巴特神学的批判性。无论对西田的哲学，亦或是对巴特的神学，竜沢哲学的风格没有任何的让步与阿谀奉承的痕迹。竜沢哲学思想的形成同时受到西田幾多郎与巴特的影响。西田的哲学可以称之为日本哲学的出发点，是根植于日本本土的“和魂哲学”。前文笔者提及巴特神学在十分“适宜”的时期被介绍到日本。这一时期日本的基督教会同样面临着作为西洋文化之根本的基督教思想与日本本土思想的结合这一关键问题。笔者认为，竜沢哲学思想的形成正是日本本土思想与西洋文化的巧妙结合。在日本的学术界，竜沢克己的哲学思想被定位于日本基督教的宗教哲学之创始人。透过西田和巴特的影响，竜沢在很早的时期便进入了“哲学与神学”的领域，从广义上来理解基督教思想。

竜沢克己

竜沢哲学思想的中心是“以马内利哲学（神学）”，我们试着来描述一下竜沢哲学思想形成的轨迹。将年轻的竜沢带入哲学之门的是西田幾多郎，西田从佛教禅宗的角度来分析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正确理解了西田哲学之后，竜沢又开始接触巴特神学。佛教与基督教，看似彼此矛盾、相互对立的两种不同宗教。然而，竜沢在二者之间寻找到了一种根本且普遍的共同性。竜沢从西田那里学到了“不可分”与“不可同”两个概念。这是西田对“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这一概念的具体解释。这一概念是横跨于人间的生（存）与历史与世界的、根本的原事实的理论性之判明。在与巴特接触之后，竜沢在西田的基础上进而加入了巴特思想的“不可逆”。竜沢理解的巴特神学亦是“神人学性的”（theanthropologisch）。特别是巴特的“不可逆”，贯穿了巴特神学的“基督论”。“不可分”、“不可同”与“不可逆”这三个概念同时也形成了竜沢“以马内利哲学（神学）”的核心。这一概念描述了神与人与世界的关系，即，绝对不可分离、不可混同、也不可逆转的关系。竜沢的“以马内利哲学（神学）”论述到，人，无论开悟与否，无论是否拥有信仰，与这样的资质、资格或条件没有任何的关联，从永恒之太初到永恒之终末，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存在着以马内利，或者说神人、佛凡的“原关系”，且这种“原关系”无时无刻地存在。对竜沢而言，这种神人同在的“原事实”属于“第一义之接触”。“第二义之接触”是人对于这种“原事实”的领悟或是接受。“以马内利”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然而只有人在“第二义之接触”发生之后才能产生具体的宗教生活。然而，无论是第一义还是第二义的关系，神与世界“不可分”、“不可同”、“不可逆”的关系都无法改变。

山本和1933年从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进入高仓任教的日本神学校学习基督教神学。1935年以“第一巴尔门宣言”为题撰写了毕业论文。山本不仅师事于高仓，并且也是信浓町教会的成员。其所撰写的毕业论文也是信浓町教会首篇有关德国告白教会与教会斗争的文章。日本神学校毕业后山本被派遣到松山城东教会，在那里认识了支持告白教会的德国东亚传道会宣教士。对告白教会、以及德国教会斗争的了解和认识，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山本有意结集一些沿着巴特神学路线的有志之士，然而，后来由于战争的原因此事就没有下文了 。1941年6月，山本翻译了巴特的著作《教会与诸教会》，并附上了长文的解说。1941年，对日本基督教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一年。二战时期日本唯一存在的新教教会日本基督教团便是在这一年成立的。而山本的翻译刚好是在教团成立之前。巴特的这本著作的中心之一就是：信奉福音主义传统信仰的诸教会，从教会性、传统性、以及本质来讲是合而为一的。早于1940年，日本基督教团的设立就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山本的翻译又是在教团正式成立的前夜，对即将“合而为一”的日本基督教团而言可谓是“恰到好处”。

1944年4月9日（复活节）这一天，日本基督教团统理者（主席）富田满以教团的名义发表一封题为《日本基督教团致大东亚共荣圈基督徒书简》（以下简称《书简》）。这封《书简》的收信人是当时被日本占领的亚洲各国基督徒，其目的是为了使亚洲的基督徒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天皇的世界救赎事业（也就是“大东亚战争”），并且可以得到被占领国基督徒们从信仰上的支持。《书简》从撰写到发表大概的经纬是这样的。1943年5月，富田满以“日本基督教团致大东亚共荣圈基督徒书简”为题，发出有奖论文征集。根据日本基督教团的资料，在有奖征集的公示中对这篇论文是如此说明的，“首先要说明我日本国无比尊严之原因，并明确有关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抱负，其次报告日本基督教的确立、以及日本基督教团的成立，同时要吐露出作为同样拥有信望爱的基督徒，对共荣圈内的基督徒致以安慰、奖励提携的衷情”。是次有奖论文征集活动一共收集到75篇论文，然而却没有一篇可以获得一等奖。但却有两篇二等奖论文，一篇是关西学院大学宗教主事鲛岛盛隆的论文，另一篇则是日本女子神学校山本和的论文。1944年复活节的时候，日本基督教团公布了这封写给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弟兄姊妹们”的《书简》，同时附上了教团主席富田满撰写的序言。在序言中，富田称这是一封具有“使徒性质的书信”。这封《书简》一部分邮寄给了被日本占领的亚洲国家的基督教会 。因为在战时期发表的这封《书简》使日本基督教团陷入了异端的危机，所以，在战后的1967年，教团发表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下日本基督教团的战争责任的告白”（“战责告白”），这份告白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取消战时期公布的《书简》。因着基督教团的这份“战责告白”，日本各地基督教会逐渐知道了《书简》的存在，也开始追究《书简》的作者问题。山本和与鲛岛盛隆是1943年有奖征文的获奖者这一件事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无论是山本、还是鲛岛，都异口同声的否认《书简》是自己的作品。关于《书简》的执笔者，2005年一条英俊发表了论文“大东亚书简与‘巴特神学’”（《福音与世界》，2005年5月，6月号）。文中针对《书简》的执笔者提出了三种假设，其中一种便是“山本完成说”。

按照一条的说法，《书简》在修辞学和构造这两个层次上受到巴特的影响，也可以看出《书简》的真正作者就是山本和 。《书简》中大量借用巴特的语句。一直强调上帝的主权性的巴特神学，在德国纳粹时期就如同牧羊人在分别山羊与绵羊一般，将“告白教会”从德国福音教会中分离出来。在这样的教会斗争中巴特神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巴特神学被引入到日本以后，本应该也起到同样的效果，然而，在日本巴特神学发生的效果与德国是完全相反的。起草了《巴尔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并参与组建告白教会的巴特，在日本却被与写有天皇才正是“真正的世界指导者和拯救者”这样的《书简》联系在一起。

从修辞学的层次看，《书简》中很多的语句都是和巴特的《腓立比书注释》的原文是相同的。《腓立比书注释》的痕迹一直贯穿于整篇《书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书简》一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或者是由同一个人最终编辑完成的。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巴特《腓立比书注释》的日文版是在1981年出版发行的，然而在1944年发行的「书简」中就可以找到《腓立比书注释》的痕迹，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就是「书简」的作者与《腓立比书注释》的译者是同一人，即山本和。

今天的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日常聚会

巴特对日本基督教界的影响是十分强大的，早在上个世纪末，包括巴特《教会教义学》和《巴特说教集》在内的几乎所有巴特的著作就已经翻译成了日语。无论是战前，亦或是战后，日本都有大批的巴特研究者。然而，我们透过日本巴特神学的接受可以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样是巴特神学，在其研究者却出现了两个完全对立的派别。同一个反对纳粹、反对集权主义的巴特，他的神学思想却出现在纳粹同盟国的日本，且成为了纳粹主义的“帮凶”。为何出现这样的现象，或者战前的巴特神学为何会出现偏差？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战前日本神学界所接受的巴特，并非全部的接受，而是有选择性的接受。巴特的神与世界的“不可逆”的关系，或是巴特神学中的对抗性要素被巧妙地排除掉了，过滤下来的只有抽象的教义学。这一点，对今天华语界的巴特研究，或许是一个借鉴吧。

李剑峰，2001年旅日留学，经过日本语的学习后，考入圣和大学人文学系基督教学科学习神学。2008年考入同志社大学神学系攻读神学硕士。2010年继续在同志社大学神学系攻读神学博士。主攻：一神教学际研究。研究方向：一神教研究，汉语神学，日本神学（无教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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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然而

校订：巴特研究、语石、Shooki、Lea等。

注：感谢作者提供竜沢克己人像图片和图书书影，其他图片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