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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祷告中角力
何斯德到山西后，和中国人席胜魔同工，而且受席胜魔的领导。他发现和席牧师相处很不容易。席胜魔性格强烈专横、又固执又易怒，是典型的中国家长式领导。何斯德感觉很委屈。一开始，斯米德做席胜魔的助手、何斯德帮助，1887年，司米德调往他处，何斯德做了席的助手。当时席胜魔牧师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因为不少他所信任的同工起而反对他，分裂教会，并且几乎毁掉他戒烟局（天招局）的工作。在此关头，何斯德知道他必须要赢得这位中国同工的信任。席胜魔也发现这位年轻、经验不多的英国人是一位大有信心、从不想指使人，而且随时乐意提供帮助的人。
慢慢地，何斯德发现席牧师的祷告很值得自己学习。有一次，席牧师带领的两个中国传道人起了冲突，席牧师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祷告，两天没有进食。第二天，他在灵里确信神已赐下恩赐，才出来见那两个起冲突的弟兄。一见面，他就对那两个弟兄道歉，承认神让他看到自己的疏糊，没有充分等候神便差派他两人一起工作。面对他的谦卑，两个弟兄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一下子冰释前嫌。席牧师还告诫何斯德说：“若神的时间没有到，你就过早采取行动，只会令问题加剧。”
多年后，何斯德劝告新宣教士说：“在脓疮成熟之前，千万别刺穿它。”乐意在祷告中等候神，耐心地修补与人的关系、对人不妄下判断——这些都成为何斯德事奉的重要原则。
一位跟随何斯德多年的美国宣教士这样写道：
吃过早饭，我们一起研读圣经与灵修，之后何斯德先生会退到在天井对面的寓所，做长时间的祷告。通常他会关上大门，花几个小时代祷和研读圣经。他常常开声祷告，不过声调极低，还会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从不忌讳谈论祷告，于是我问他，为什么他和父神相交的时候要来回走动。他的回答是，走动让他更自由地祷告，祷告起来更加无拘无束。多少时候，他走过郊野，到远近的村庄和城镇，旅途中时常让佣人和驮着行李的驴走在前面，自己跟在后面走，边走边祷告。
我们不要以为何斯德祷告大有能力，毫无挣扎，实情差远了。早先，何斯德在祷告的时候，时常不能集中思想，他为此苦恼而向戴德生求助，1896年2月4日，他给戴德生写信说：
我真的切望更加敬虔，奈何我的心思总是游离、想到其他的事，这既然是封私人密函，我想请您为我代祷，并且在这件令我内心极其懊恼沮丧的事上指教我。我发现祷告中，常有一些闲思杂绪闯入，我为这些认罪，结果却带来更多杂念。最后总要花相当时间，拼命挣扎才能清除各种思绪，坚持心灵和思想专一向神。
你能体会这是多么费神，等到我满有信心地为这一一祷告时，通常已经弄得头晕脑胀，无比倦怠。当我看到许多人坦诚忽视私祷，变得粗暴、难与相与、失去洞察力，我就不敢懈怠。
戴德生回信建议他：
我不认为思想不集中就意味着属灵生命的软弱，反而是神经衰弱的症状，表示需要休养生息……
对于祷告时杂念丛生的问题，我发觉开声祷告和边走边祷告——像与主面对面——比其他方法都来得有效。
在祷告生活中，何斯德培养出一种特别的习惯。以克服他分心的困难。当他做了内地会主任之后，差不多每天都邀请一位同工，和他一起在办公室祷告。他发现与人一起祷告，能帮助他集中思想。有宣教士经过上海，他格外高兴，因为可以一起祷告。《山雨·富能仁》“上海治病”一节提到,富能仁1916年左右在上海看病时，何斯德对他很照顾。书中说：
在上海期间，富能仁和“剑桥七杰”之一，当时中国内地会的总干事何斯德建立起无比珍贵的友谊。在很多人眼中，何斯德很严肃、令人难以接近，他颇具军人气质：身材魁梧，着装整洁。和他谈话，哪怕不惧怕，也得带着敬意。
他们两人在很多方面恰好相反，但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何斯德第一次收到这位委身于偏远山区福音事工的年轻人的信，就对他很有好感。及至见面，发现富能仁灵命深，有洞见，更加赏识。
何斯德要督导、安排差不多1000名宣教士的工作，再加上中国20世纪初的混乱局势，可想而知，他的工作何等复杂艰难。但他每天花很长时间祷告，这对富能仁触动很大。何斯德告诉他多祷告可以帮助自己节约时间、精力，不祷告就会浪费时间、精力，祷告是神在中国一切工作的根本。富能仁深受这位长者的影响，每天和他一起祷告，往往长达数小时，为福音事工的方方面面代祷。
本文参考资料：
1. 蒲乐高，《剑桥七杰》，蒲乐克著， 饶孝榛译，台湾校园书坊；
2. 《隐藏在基督里—何斯德小传》，冯浩鎏著，海外基督使团出版；
3. 《山雨·富能仁传》，艾琳·克雷斯曼著，阿信、陈萍译，团结出版社。
4. 百度搜索。
阿信，2021年9月11日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