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篇文章及提纲，是专为今晚分享的内容所写。文章读完，大约需要二十分钟；若你无时间，可以直接拉到文章底部看提纲，只要一分钟。今晚7:30—9:30分享，号码812 329 982，密码20050401。由于写得匆忙，未及细改，待有时间再说。

截至目前为止，我这大半生都生活与浸淫在母语——汉语之中，且算得上是学习和研究母语方面懂那么一点专业的人。但要将汉语掌握到精深细致的程度，真是谈何容易！我时常碰着将常用字读错，将其意义理解错且有一定影响力知识分子。至于教会的传道者，其出错的频率，也不遑多让，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就天然熟悉汉语，即便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也似乎不需要太多了解。

学一门新的语言是很难的，尤其是汉语。而对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周遭的环境并不友善，其学习汉语就更是难上加难。别说找有经验有水平的老师困难，就是在一般意义上找个老师，都是难乎其难。因为清朝政府禁教政策，使得任何有敢教外国人学汉语者，那都是要掉脑袋的事情。据说给马礼逊教中文的老师，随时揣着毒药，谨妨被有司抓住时，随时可以仰药而亡。

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下，我特别注意那些跟随中国人学习汉语的传教士是如何学习汉语的。近来由王澧华等学者主编的《近代中国海关洋员汉语学习要籍简编》（6册）、《近代来华外交官汉语教材研究》、《近代来华传教士汉语教材研究》、《近代来华海官洋员汉语教材研究》、《拾级而上：早期汉语国际教育史论稿》（上下）等，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对外国人如何学习汉语的了解。外国人来学习汉语者，几乎都是成年人，且作为二外来学的。其汉语习得的过程，对于帮助我们如何教自己的孩子们学习汉语，也是有一定帮助的，虽然有很大的不同。

读了不少天主教的书籍，他们很少写到跟着学习汉语的中文老师或者说中文助手。当然中文老师与中文助手是两个概念，因为中文老师不一定对福音有兴趣，他只是帮助传教士学习汉语的老师而已。而中文助手也不一定就是中文老师，可能是在中文上帮助其译书、写书，或者帮助其布道。不过，二者之间的转换与协调所在多有，就我所读几十种关于传教士的传记来看，当然多是由老师转成助手，鲜有从助手转成老师的。这方面有一个特别个案，就是倪维思的中文老师孙先生，其归信基督教的五大难点（其实这五点在今天依旧是很多人中国信仰上的阻碍），也不难可以从中看到老师与助手之间的一些差异（见海伦.倪维思《在华岁月》P65、230—231，倪维思《中国和中国人》P355，中华书局2011年10月版）。

虽然天主教传教士似乎很少提及中文助手的名字，但没有中文助手，他们的布道、译书，日常与中国人的交往，其难处都是不言自明的。而且有一个中文翻译助手，对天主教保存下来的第一部圣经翻译《四史攸编耶稣基利斯督福音之合编》（新约从马太福音至希伯来书第一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书正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白日昇1702—1706年在成都与受洗的乐山徐（许）姓秀才合译完成的，故这个译本也常被学界称之为“白徐译本”（也作巴色译本，因为白日昇原名Basset）。这个译本对新教圣经翻译中的最早祖本“二马译本”——马士曼译本、马礼逊译本，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虽然“二马”有生之年，都不知道他们参考的“无名译本”，译者是谁？直到1944年白日昇的中国学生李安德的拉丁文日记被发现，才知道这个译本的来龙去脉。

对新教传教士的助手，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成系统的研究。少数提到的文章中，多是零散的，或者说只是偶尔齿及某位传教士的助手某某而已。这方面提及最多的是研究圣经中文译本的学者尤思德所著《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4月版），如马礼逊的助手容三德、云官明（袁光明、殷坤明）、桂有霓、陈老宜、李一公、葛茂和（亦译葛谋和）、葛亚才（P28—29）。至于那位为钱舍命教汉语的中文老师是谁，似乎没有任何史料可供查证。同样是该书中尤思德还记载了麦都思的助手朱德郎（P58）、王昌桂王韬父子（P83），高德的助手缪正道、丘汉青（P108—109），施约瑟的助手金世和、叶善宕、俞宝生、张介芝、连英煌（P150—152）。另外学者程小娟在《圣经汉译中的翻译主体研究》一文中，也记载了麦都思的中文助手有蒋用智、柳自存，同时还提及了杨格非的中文助手沈子星（见游斌主编《中国意识的圣经学》P154，宗教文化出版社2020年7月版）。

若说对新教传教士的研究，一点都没有，也不是事实。如学者段怀情曾将新教传教士的中文助手分为三个时期，一为离岸时期（1807—1842）、二为到岸时期（1842—1860）、三为内地时期（1860年之后）来考察。虽然很少具体的史料，更没有提及中文助手具体在做些什么，但得出的结论是中文助手的水平水涨传高。即内地时期最高，到岸时期次之，离岸时期比较差（见段怀清《西学东渐与晚清语言文学》P78—96，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这当然是和常理的判断，马礼逊和米怜如梁发只读过几年乡村私塾，而其他助手的情形也不可能比这好得更多。到岸时期就出现了王韬这样虽少，但有一定学问和文采的人了。至于内地时期，我们可以从《万国公报》上关于圣号的争论中的中国本土牧师的增多，及其写文章的水平就不难看出。

早期的中文助手所做的诸种事工，只有少量的如梁发、屈昂、蔡高的事，被记载下来，而且多是与印刷有关。我们都知道，传教士有非常敏锐的传福音的视角，那就是对流传在民间影响广泛的小册子的重视，从《三字经》到《圣谕广训》（从十九世纪早期的马礼逊、米怜到十九世纪晚期乃至二十世纪初的鲍康宁等），自然也非常重视不入中国知识分子法眼的小说、戏曲、说唱、评书、谚语、歇后语等，而且可以这样说，凡是注重如上语料的搜集与研究的人，对中国的认知明显就高于其他传教士。如因写《中国人的气质》而被鲁迅盛赞的传教士明恩溥，就曾编纂过《汉语谚语熟语集》，而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自然也远高于走高层路的传教士。

马礼逊为编撰《英华字典》和《华英字典》，大量阅读中国作品，其所用的语料，不少即便是后来的《辞源》、《汉语大词典》都不曾搜罗的。其原因在于后者注重所谓的经典语料而忽略民间。包括马礼逊在内的不少传教士非常重视民间语料，以及狄考文翻译圣经官话和合本时，即要求译者所译不仅要符合原文意思，而且还要达到，其所用的汉语，读出来听众就能够明白的地步，这与广传福音是一脉相承的。因此马礼逊在广泛阅读“四大名著”的同时，还请其助手葛茂和帮助他收集各种谚语、熟语、歇后语等，以便他在编纂字典时尽量的采择。“其中一位姓葛的教师跟了马礼逊近九年的时间，一边教他中文，一边为他的《华英字典》做校对工作。不难想像，从这些普通的中国人那里，马礼逊一定收集到了许多民间俗语，葛先生也一定为他的收集工作助了一臂之力。”（朱凤《马礼逊<华英字典>中的成语和谚语》，https://www.docin.com/p-22553153.html）

在一个多世纪的传教历史进程当中，到底有多少人当过传教士的中文助手，这当然是个很难统计的数计。同时由于传教士对自己的中文助手与教师的重视程度不一，因此在他们的书籍、文章或者报告留下来的记录并不多。比如影响非常大的和合本译经中文助手的名字，现综合各方面的记载，也仅有如下名字：刘大成、张洗心、王德元（王宣忱）、李春藩、林辅华、安德文等名字，而就整个中文助手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曾任过麦都思、理雅各助手的王韬，他对理雅各译成多部“中国经典”甚有帮助，当然其中最值得我们记念的却是他们父子参与圣经委办本的翻译。而王韬也是这些人中被研究得最为充分的人，如张海林《王韬评传》、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等，从各个方面对王韬做了较多的研究。

而对王韬译经及作为其他书籍翻译方面的助手，所面临的身分问题及纠结，姚达兑《晚清传教士中国助手的身份认同问题——以王韬、管嗣复、蒋敦复为中心》，最有发见。当然作者并没有从更深的角度，来讨论作为基督徒的王韬，为何有这样的张力，是否与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有偏差等问题来思考，当然就不可能像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那么有深度。当然，这对一篇文章来说要求过高。

狄考文作为十九世纪影响较大的传教士，其早期跟着基督徒张赣臣学汉语。曾作过他助手的邹立文，协助他完成《官话类编》，作为影响传教士学习汉语重要的教材，其中协助得最多的是，是帮助狄考文对语音、词汇与语法进行把关整理。另外，邹立文还与刘永锡一起，协助狄考文，翻译了美国罗密士的几何学著作《形学备旨》于1885年出版。但在狄考文众多助手中，王宣忱无疑具有特殊的地位，其特殊地位由以下几方面组成：

首先是作为狄考文的助手翻译圣经官话和合本之新约，有五年之久。其次是他在狄考文去世后，与其前届校友刘玉峰合写了《文会馆志》，将学校的来龙去脉，特别是狄考文诸方面的成就均有彰明，其中单独所写的《狄考文先生传》，虽然在深度与广度无法像郭显德的学生连警斋《郭显德牧师行传全集》那样全面深广，但作为一篇文章来说，堪称声情并茂，缕述清晰。再者他编辑《颂赞诗歌》，的确是赞美诗编纂中的用心之作，虽然他所写的赞美诗流传并不广，但其心血却不能低估。再者就是他在1930—1933年重新译的《新约全书》，的确有一定的过人之外，可惜并未引起教内外的太大反响，目前对其全书进行整体评估的研究，似乎未有。

在我眼界所及，只有高玉霞、任东升的少数研究，有一定的深度，《王宣忱及其<新约全书>翻译》（《东方翻译》2015第一期），但他们在文中对王宣忱神学的理解未必恰如译者所言。另外，作者将马礼逊到官话和合本的传教士为主体的译经一百年，与严复译《马太福音》到冯象译《摩西五经》中国人译经的一百年，进行一种概念性的对比，以彰显所谓译经的本土化，以及译经策略等方面中国人的自主权，这其实是放大了民族主义的译经中的权重。其实最要考量的不管是中国人译的人，还是外国人译的，最重要是不是忠于原文，能准确抵达汉语，又不歪曲《圣经》作为绝对真理的信仰目的。否则，再有什么译者的主权，也只不过人为的自我夸饰。另外还有青岛本土学者孙基亮编著的《王宣忱诗文选》，也将王宣忱《颂赞诗歌》里所写、所改、所译的作品做了收集，惜乎未能与乐谱一并纳入，另外还收入了少量的文章，其中最花编著心血的是《王宣忱暨狄考文年表评传》。但令人遗憾的是，《王宣忱诗文选》，在录入时未经仔细校订，错讹较多。只用期待以后有更为完备的选本出现，以便对狄考文和王宣忱有更为精审的研究。在我个人看来，作为超自然存在者“祂”的创制者，是独立译毕《新约全书》的王宣忱的一项独特贡献，与那个时代刘半农创制不久的“她”，应该作为一种很有影响的思想与信仰传播来研究。

美国著名学者韩南谓：“十九世纪外国人著译的汉语作品，几乎都需要华人助手联袂协作，才得以完成。”这就是为什么研究传教士的中文助手，对于我们理解福音的汉语表达，有着相当的现实作用的原因。同时又正如倪维思所言：“多数传教站所吸收的首批皈依者以及所授立的首批牧师大部分都来自于我们传教士的家庭的雇工。”（《中国和中国人》P272，中华书局2011年10月版）因此，研究传教士的中文助手，不仅有利于研究传教进程及历史，更有利于我们反思信仰的成色，如何在新的一片疆土里生根结果。

2022年12月30日于成都匆匆草就

下面是今晚分享《传教士中文助手的初步研究：以王宣忱为中心》的提纲

一：中文助手的诞生背景

1：文化接触与交流的需要

2：源语言与目标语言的传达

3：信仰传达的需要

二：中文助手的分类

1：教师

2：同工

三：中文助手的时段分析

1：离岸时期（1807—1842）

2：到岸时期（1842—1860）

3：内地时期（1860年以后）

四：一位游弋与纠结的助手：王韬

1：协助麦都思译委办本

2：协助理雅各译“中国经典”

3：王韬的基督徒身份及其张力：以其日记与《循环日报》言论为例

五：一位尽心的助手：王宣忱

1：狄考文的助手及官话和合本

2：与刘玉峰合编《文会馆志》

3：独立译《新约全书》

4：编纂《颂赞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