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了。（图片来自网络）
1.
穿皮鞋的自由
1996年夏天大学毕业，我在厦门一个政府部门找到了工作，有了城市户口和正式编制，终于成了城里人。
工作第一个月，我拿到了此生第一笔工资——770元人民币。工资是现金，装在一个信封里。我激动地打开，里面躺着几张薄薄的人民币。钱不多，但在当时的我看来，这笔钱宣告了我经济地位的独立，意义非同小可。
我想起了11岁那年在县城街道上看到的那些穿着皮鞋的女孩，那个穿着黑皮鞋的傲慢的医生伯伯，于是到街上恶狠狠买了两双皮鞋，一双高跟，一双中跟，轮着穿。
一个小镇姑娘，经过苦苦挣扎，终于拥有了穿皮鞋的自由。
我当时在政治处工作，基本没什么事干。如果单位办什么活动，我就负责联络地方媒体，并提供通稿。有时给领导写写讲话稿，编辑工作简报。除此之外，每天和办公室快退休的老谢一样，喝茶，看报。
一年过去了，我的心田长满了杂草，感觉特别苦闷——大道如青天，为何我独不得出？
单位的背后是万石植物园，步行几分钟就到了。每天中午吃完饭，我喜欢一个人去园中溜达，认真观察每株不同的植物，并记下它们的名字。当时最喜欢的是厦门的市花——三角梅，因为它摇曳多姿，自由自在。离开厦门到北方后，再也没见过三角梅，特别怀念。
2018年春节，我们一家去佛罗里达旅游，居然在海明威故居的外面看到了一株小小的三角梅，当时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眼眶瞬间发热。
植物园中间有个明净的湖，每天中午，我就坐在湖边问自己：这真的是你想要的生活吗？你甘心在这里终老吗？
心底有一个声音在轰鸣：NO！NO!我在一棵棕榈树的身上刻下了两个字：离开。
那时经常想到作家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他每天坐着轮椅，一个人去地坛，隐没在杂草丛中思考人生的意义。傍晚时分，他的母亲在园中呼唤他的名字，他没有答应。他苦闷于上帝给他飞翔的灵魂，却给他残缺的身体，身体和灵魂产生的张力撕扯着他。
当我在植物园里晃悠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史铁生的苦闷——我们精神自由，肉体受困，试图突围，却发现障碍重重。
我与植物园。（图片来自网络）
2.
现实版《廊桥遗梦》
有段时间，单位一个关系不错的姐姐经常带我去厦门市政府的食堂“蹭饭”。因为她先生在市政府工作，经常出差，饭卡里的钱花不完。
一天，我认识了一个也是来吃“免费午餐”的姐姐。她是杭州人，身材娇小，面容清秀。那时她刚从杭州过来，在推广一份内部刊物，里面是吴敬琏、茅于轼等经济学家的文章。我们一见如故，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她比我大五岁，那时已经结婚了，还有一个女儿。先生和女儿都留在杭州。
有一天，我路过她租住的房子，直接过去敲她的房门。门开了，只见一个男人坐在屋里。他见了我，尴尬地退了出去。杭州姐姐坐在床上，脸色很不好，似乎刚刚哭过。我问她怎么了，她立刻放声大哭。
“我怀孕了。”
“怀孕”这个词，在当时21岁的我听来，简直石破天惊。
她告诉我，她爱上了刚才那个男人，可是他们都有家室。她扬起梨花带雨的脸，问我：“我该怎么办？”
当时我连一场像样的恋爱都没谈过，如何知道已婚男女之间的枝枝蔓蔓？
我茫然地摇摇头。她一直在哭泣，说自己对丈夫很有感情，但也爱这个男人，不知如何选择。
我不知如何劝慰她，只是静静听她诉说。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现实版《廊桥遗梦》，不免惊心动魄。之前看过电影，被弗兰西斯卡和情人罗伯特短暂热烈的爱情感动得无以复加，但是我知道，那只是电影，随着罗伯特的离开就剧终了。可是，现实生活中，情人离开之后，弗兰西斯卡如何保守这个巨大的秘密，继续回到原来的婚姻生活中，波澜不惊地度过余生？
这是一个好大的现实难题。
廊桥遗梦。（图片来自网络）
几天后，她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过了一段日子，回杭州了。
走之前，我们在厦门市政府对面的音乐喷泉旁坐了许久。她告诉我，胎儿打下来后，她和那个男人把Ta装在一个瓶子里，埋在了房子后面的一棵树下。
“毕竟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我看着喷泉的水柱忽高忽低，背上起了阵阵凉意。
二十多年过去，这位杭州姐姐不知所如。不知道她在午夜梦回时，是否会想起那段在厦门的短暂爱情，以及他们亲手埋葬的“爱情的结晶”。
我当时对于婚姻以外的感情无法理解，也无法原谅，人到中年方才明白，爱情有它自己的生命，如果要野蛮生长，婚姻、战争、律法都是无法阻拦的。我并不赞成，但是可以理解，因为它是人性真实的一部分。
3.
最后一根稻草
办公室的老谢看我形只影单，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他介绍的一个男孩是学园艺专业的，在鼓浪屿岛上工作，负责给厦门引进各种稀奇古怪的植物。
他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让我感到好奇，我答应去见他。
某个周末，在鼓浪屿轮渡码头，我看到了一个面目黝黑、长相憨厚的男孩，心想：一定是他！果不其然。他看到我，紧张地搓着手。我注意到，他的手掌宽大粗糙，估计是常年在园中干活的缘故。
我突然看到一只蝴蝶停在他的头发上，看上去很滑稽，于是无法自控地笑了起来。可能是我粗犷的笑声吓坏了他，他手足无措，又不敢看我，只好把头转向海面。
他带我去看他管理的植物园，里面养着很多奇花异草，有一种奇异的香味飘浮在空气中。他向我介绍这些花草树木的名字以及它们的来处和习性。很奇怪，一说起自己的专业，这个长相普通的男孩瞬间魅力四射，有种国王逡巡王土的自信。
那个瞬间，我对他有了几丝好感。
但是我们最终没有向前发展，原因在我。因为当时二十出头的我，总觉得这个小岛容纳不了我大大的梦想——我是一个要改变世界的女性，怎么可能困在这座小岛，嫁给这个普普通通的男人，给他素手做羹汤、生儿育女呢？
绝—不—可—能！
回去的时候，站在鼓浪屿轮渡码头的大榕树下，我认真地告诉他：我打算去北京读书，不会再回这个小城了。
他没说什么，只是把手里的空矿泉水瓶捏得滋啦滋啦响。我们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时我在备考北京一所大学的新闻专业研究生，有时上班没事，就在办公室里看专业书。一次被领导看到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林，你是一个女孩子，在机关工作多安逸啊，而且厦门这个城市这么好，你为什么还要折腾呢？
我坦率地告诉他：当记者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我想再努力一下。如果不行就死心了。
让我最后下定决心离开厦门的，是一根“稻草”：单位一个副主任要去上党校，让我去中山路的新华书店给他买书。我一个人扛着一堆书挤上了公交车。下车时，由于书没有捆紧，散落在地上。在售票员不耐烦的催促声中，我狼狈地捡起书，胡乱地抱着它们下车了。
那天很热，我全身汗湿。一种莫名其妙的委屈突然像黑披风一样，笼罩了我，我把书随便扔在椅子上，哭得一塌糊涂。旁边一个等车的大叔观望了半天后，过来小心翼翼地问：小妹你怎么啦？失恋了？
那一刻，我似乎明白，如果自己不离开，将来会被这些无聊的琐事消耗了活泼泼的生命。
4.
谎 花
199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邓小平去世了。那天早上，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办公室的人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去会议室集中，说有大事要宣布。我懵懵地去了，只见几个领导表情凝重。他们宣布，邓小平去世了！
接着，一个领导历数了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比如改革开放、深圳特区的建立、中国实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时的我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伟人。
很多年后，当我了解了更多历史事实后，我才明白：这个世界有伟大的领袖，但从来就没有什么完美的领袖。
之前一年还发生了一件让人伤悲的事——一个通信多年的东北笔友外出采访时，车翻到深谷里，他当场走了。我翻出他给我写的一沓厚厚的信，痛哭不已。
我想起了1995年秋天。当时他在北师大作家班进修，我刚好国庆节去北京旅行，于是见了一面。当时他同班一个女作家对他情意绵绵，因此对我充满敌意。我们吃完饭回来，在走廊忽明忽暗的光线里，三十多岁的女作家看着我年轻的脸庞，恶狠狠地说：“有一天你也会和我一样老！”
二十多年过去，我比当时的她老许多，如果还有机会重逢，是否会让她觉得安全？不过，她也平行地老去，而且，她当年喜欢的男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记忆中，她当时在饭桌上为他朗诵了一首诗，叫《谎花》。我当时不知道“谎花”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谎花是雄花以及不结果的雌花。其实，她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感情的结局，因为当时他们都已经结婚了。
1997年，我去厦大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当时我工作的单位和厦大很近，穿过一条隧道就到了。
那一年，我最喜欢的歌手齐豫发行了《飞鸟和鱼》这张专辑，我买了一张。一大早，我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听着《飞鸟和鱼》，独自穿过隧道。
“我是鱼，你是飞鸟，要不是一次失速流离，要不是一次张望彷徨，哪来这一场不被看好的眷与恋……”在幽暗的隧道里，齐豫的音乐像从地的深处冒出来，那么悠远深厚。
我想起了一年多前那场偶然的爱情，心里满了感伤。我是鱼，你是飞鸟，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空间里，注定此生不可能重逢。
不过，两个多月后，命运还是奇迹般地让我们重逢了，但是在一个春天的清晨，我们永远告别。
那天，北方那座海滨城市的桃花开疯了，我的心像花瓣一样，一片片凋零。
5.
哲学博士
我离开厦门的头一年，被安排到下属一个单位工作，帮助他们整理过去十几年的工作档案。
单位在山脚下的一栋小楼里，人不多，但是同事关系复杂，一地鸡毛。我每天只顾埋头干活，很少与人交集。
当时和我同屋的女孩姓丁，陕西人，个子高大强壮，性格豪爽。那段时间，她喜欢上了一个在漳州当兵的军人，每个周末都往那里跑。我一个人待着有点无聊，偶尔会步行到海边吃夜宵。
我一般会要上一盘海瓜子，外加一瓶啤酒，坐在海边慢慢吃着。夜风温柔，那一刻才体会到什么叫“心无挂碍”。
当时也是有闲愁的，比如对未来的担忧，但毕竟年轻，风一吹，闲愁就散了。不似中年以后，所有的愁都是结结实实的，随便抽出一条，都能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一个周末，我又一个人逛到海边，顺便拿了一本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其实根本看不懂，有装B的嫌疑）前往。一边吃海瓜子、喝啤酒，一边看书。旁边坐着两个男孩，一个身材颀长，一个长相敦实。后者看到我手里的书，径直端着一杯啤酒朝我走来。
就这样，我和L认识了。
海依旧蔚蓝。（图片来自网络）
L是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也喜欢维特根斯坦。他告诉我，这个哲学家是同性恋，而且一直有自杀倾向，参加“一战”是为了早点死去。我们在海边聊得不亦乐乎，直至餐馆打烊。
在厦门那两年，那是第一次可以和人聊到思想深处，我无比惊喜。看得出，L也很兴奋。
后来，我和L吃过几顿饭。一天傍晚吃完饭后，我告诉他：我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了，要去北京上学了。他一听，眼神一下子暗淡了：为什么不考厦大？
我扬了扬头：厦门这个城市太小了！
他被我逗乐了：“小丫头野心不小哪。”
1998年8月，我辞职北上读书，临走前给他发了一条告别短信。他回复：你走后，这个城市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聊维特根斯坦的女孩了。祝你前程似锦！多保重！
我离开厦门后，两人不再联系了。
大约是2006年，我到福建出差，酒桌上偶然听一个朋友提起和他一样的名字，不禁多问了一句。果真是他！原来他后来竞争上岗成功，到省里一个单位任职，算是副厅级干部了。
朋友听说我们早年认识，问我：你想见刘厅吗？我约他出来。
我轻轻摆手——往事就不必惊动了吧。“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记，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不知道他后来是否遇见了可以和他聊维特根斯坦的女孩。我想，他后来应该明白，幸亏没有找一个喜欢维特根斯坦的女孩。因为这一类女孩，往往只对抽象的思维和虚幻的世界感兴趣，而对现实生活很难投入热情。
6.
离 开
离开厦门之前，我还去厦门电台当了一次嘉宾。当时同屋的小丁认识厦门电台一个当红男主持人，有时他会到我单位打羽毛球。一天我聊起自己要去北京读书的事，他很感兴趣，邀请我去当嘉宾，聊聊青春梦想之类的话题。
那晚我煲了很多“鸡汤”，比如，人活着，总得有点梦想，否则和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比如，年轻人就应该去远方，不然拿青春干什么用，等等。
到了互动环节，有个年轻听众倾诉了他的生活烦恼，我力劝他走出去。现在想想着实好笑，当时自己也才22岁，人生刚刚展开，居然那么好为人师。
从电台大楼出来时，夜风温柔，我在心里说：美啊，你多停留一会儿！
那时的我，手握一张录取通知书，马上要离开这座小城，去北京读书，感觉未来像一幅瑰丽的画卷，徐徐向我展开。
1998年夏天，我辞职北上读书，从此开始了另一段人生。
转眼离开厦门二十多年，中间只回去过四次。第一次是2004年到厦门出差，我抽空回了一趟之前工作过的单位。物是人非事事休，让人惆怅不已。
看门的老纪退休了，单位一把手因为挪用公款，被判了几年，部门的老谢和王主任退休了，副主任去下属单位当书记了，只有一个厦门姐姐还待在原来的岗位。
她招呼了几个以前和我关系不错的旧同事一起吃饭。说起当年事，两眼泪如倾，宛如隔了几个世纪。
吃完饭后，我婉拒了她们的陪伴，一个人走到植物园。青青园中葵，郁郁涧底松，一切依旧。离开厦门六年，似乎棕榈树长高了许多，像一个个健壮的小伙子，环湖而立。
我似乎看到当年那个苦闷的年轻女孩，她坐在石头上的身影那么孤独。她害怕永远困在这座小城，幸运的是，她最后突围了。
可是，她后来真的过上理想中的生活了吗？似乎也不尽然，生活总有那么多的无奈和遗憾。四十岁后，她才明白，最后真正可以得到满足和安息的居所，其实不在这个世界，不在东方或西方，而在神里面。
在神里得安息。（图片来自网络）
我试图寻找当年刻下“离开”两字的棕榈树，却再也找不到了。它似乎消失在岁月的深处。
第二次是2009年国庆，我一个人带女儿在鼓浪屿岛上住了几天。每天，我们坐轮渡到对岸吃喝玩乐，夜幕时分回到岛上。
每次从轮渡码头那棵大榕树下经过，我都会想起那个把空矿泉水瓶捏得滋啦滋啦响的男孩。这么多年过去，不知道他的园中多了哪些植物。
当时因为年轻，自信满满，觉得厦门这么小的城市容纳不了自己大大的梦想，所以一心要去大城市。二十多年过去，发现自己原来如此有限，想做的与能做的差距不小。生活在这个动荡不安、充满不确定的时代，能保持自我，坚守良知，不被世界改变已经很不错了。
至于改变世界，不是凭我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而是需要几代人付出努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像西西弗斯一样，不停地把石头推上山，即便石头滚下来了，依然执着地推。时间久了，总会有变化的。
作为渺小的个体，在属于自己的时代认真活过，爱过，努力过，此生已属圆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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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世钰，媒体人，作家。曾出版《美国岁月：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美丽与哀愁：一个中国媒体人眼中的美国日常》《潮平两岸阔：15位中国留美学生口述实录》等书籍。其中《烟雨任平生》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书（非虚构类）”。喜欢旅行、摄影、收集民间手工艺品，目前旅居美国新泽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