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享两个女人的态度：
话说，穆桂英不负公公杨六郎所托，大破天门阵之后，几年后，辽邦白天祖又进犯赵宋王国，杨延昭，即杨六郎，被围在洪州城（河南省辉县）。
杨宗保单骑突围，回朝搬兵，皇上命令穆桂英挂帅救援，宗保为先锋，不顾穆桂英用兵之策，救父心切，私自领兵出战，恋战而陷于辽兵包围。经穆桂英领兵救援方脱险，但已损兵折将，为整饬军纪，宗保受到妻子的重罚，被责打四十军棍，宗保被责打，怨气冲天，桂英来探并晓以大义，宗保终领悟到妻子的情意，夫妻同心，共破辽兵。
宋仁宗新登基后杀害呼延丕显全家，佘太君气愤地带领老杨家、一起回山西故土，几年后辽国侵占瓦桥三关。朝中比武选贤，穆桂英和杨宗保的儿子，十五岁的杨文广刀劈王伦夺魁。经寇准保荐，宋仁宗请穆桂英挂帅，杨文广改任先锋，杨宗保以副元帅身份参与了此战。
杨宗保曾以自己在洪州的遭遇事例告诫儿子杨文广要遵守军令，结果杨文广未听从，遭到穆桂英严责，最后，杨宗保帮助妻子穆桂英一起收复了瓦桥关，此战后，萧太后派遣使者求和，最终萧太后和佘太君缔约，宋辽间再无战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男人肩膀软，扛不起头的责任时候，怎么办？
女人当仁不让，直接挂帅，让男人做先锋、或副元帅，如果愚玩不灵，就应该晓之以理，如果犯了错误，还要当众打屁股，即便四十大板，丈夫如此，儿子也如此。
第二个故事，是犹太人《塔木德》所说，为撒母耳记载的一个以色列人的故事：
大概在公元前1400-公元前1050之间，即中国商朝末期。
当时，中东地区有一个国家叫夏琐，王为耶宾，手下有一名大将，叫西西拉，骁勇善战，并且有当时最好的兵器：铁车九百辆。
这个国家大大欺压以色列人二十年，以色列人被奴役得哭天喊地。
有一位女先见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作以色列的士师（一种临时的部族领袖，平时像普通人正常生活）。
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自家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类似今天中国的意见领袖或高院法官。
面对外敌入侵，作为女性是否要直接挂帅呢？
底波拉不是这么做的。
她了解到，本民族，即以色列的拿弗他利支派中，亚比挪庵的儿子巴拉是合适人选。
于是，亲自派人召了来，对他说，永恒之主，至高的全能者吩咐你说：
“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泊山去。 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
——意思是说，这次顺天应时，你一定能把对方打败！
但是巴拉这个人肩膀软啊，不敢出头！说：
“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
这不急死人吗？
这是大丈夫吗？这是男子汉吗？
不像话！
但是，底波拉是一位很有恩慈的女人，没有直接辱骂巴拉，或间接地讽刺他，而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永恒主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
什么意思？就是，你作为男人，实在没有男人的担当，也没有男人的面子了！
这样的言语可能扎了巴拉的心。
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低斯去了——辅助巴拉，打一仗！
具体的战事是这样展开的：
巴拉，果真刚强起来了，亲自招聚以色列北方的两个支派，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低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
同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希百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低斯撒拿音的橡树旁支搭帐棚。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庵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他泊山了。
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九百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设杀出来，兵峰直指基顺河。
底波拉虽然明白事理，但还是像谋士那样对巴拉谏言，鼓励地说：
“你起来，今日就是永恒主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万王之王岂不在你前头行吗？”
于是，巴拉下了他泊山，跟随他有一万人，居高临下，势如破竹。
交战的那一天，永恒主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
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了，巴拉带领的以色列人，刚强做大丈夫，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设。
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
我们知道：
有些男子汉是军队或学校培养的，
有些男子汉是商场如战场的环境下成长的，
有些男子汉是在婚后家庭背景下成长的………
每一个小男孩都是生来哭泣、喊叫的，
没有一个小男孩生来会承担责任的！
男子汉，大丈夫是后天被教育，被训练成长的！
鲍勃迪伦，有一首歌《Blowing in the wind》，歌词是：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
才能被称为真正的人
同样的，一个男孩子从生理上成为男人，不难；但从心理上成为男子汉，成为大丈夫，要走过多少路呢？
亲爱的朋友，您认可穆桂英的方式，还是认可底波拉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