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马·索恩牧师（第一位到昭通的外国传教士）
阿信注：1888年4月，来到昭通的第一位外国传教士多马·索恩，与在昆明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露易丝，前往四川阆中，由盖士利牧师主婚，结为伉俪。婚后，两人身体一直不好，于是决定1890年初前往上海，一方面参加第二次赴华传教士大会，大会结束后去烟台内地会疗养院修养。
1890年6月，他们前往烟台海滨疗养。不久得知家乡教会差派到昭通的第三批宣教士，两人中的一位卡特弟兄，死于疟疾，而在云南的万斯通夫妇双双病倒，邰慕廉因长期孤独，心情抑郁。这时，索恩夫人露易丝卧床不起，而索恩身体也只是略有好转。
在此艰难时刻，他们决定直面生死，体贴神的心意，返回昭通。在给父母的信中，索恩引用《腓立比书》1章21节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回到昭通之后，多马·索恩于1891年9月23日离世归主。生前最后一次外出巡回布道，他从石门坎附近的古道经过，前往镇雄。14年之后，他用生命所撒下的种子在乌蒙山深处遍山开放。
心中感动，遂把这段文字先贴出来。主爱永不止息，诚如《希伯来书》12章1节所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感谢安晓敏姊妹的翻译，荣耀归主。
《多马·索恩传》“第十二章：海滨之行”节选
1890年2月20日，礼拜四，索恩夫妇离开昭通，22日抵达大关（Ta-Kuan-Ting）。索恩写道：“遇到一大队运送布匹的马帮。”
27日，礼拜四，他们抵达老鸦滩（Lao-wa-Tan）。索恩雇人将他的马送回昭通。他说：“两天之内，我们走了50英里。路况糟透了，马根本受不了（my horse was drowed）。”
马匹既然无法前行，他们只能雇佣苦力搬运行李：
一匹马一般驮160到200磅，苦力能背120到160磅。但很多苦力更意愿背240磅走短途，一天走10到15英里。有个别苦力甚至背得更多，我曾见过两个苦力，每人肩上背320磅。
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他们利用人力和马骡，沿着古丝绸之路，将茶叶、矿石、药品运到沿海地区，把棉布运回云南。
3月4日，礼拜二，两人到达宜宾。次日顺江而下，3月10日抵达重庆。他们在贾美仁牧师（Dr. And Mrs. Cameron）家住了一个礼拜。他们本计划于周六出发，但露易丝突然生病，这耽误了他们两周多的时间。
4月2日，礼拜三，他们和另两位传教士同船出发，4月8日，抵达宜昌（I-Chang）。途中，索恩染上痢疾，11号12号两天，他病得特别厉害，幸亏当地来了一位外国医生。礼拜天，索恩病情好转，周一他起床走了一小段路，感觉还行，于是决定第二天乘船离开。
4月15日，礼拜二，一大早，索恩夫妇突然都感觉身体不适，但他们还是勇敢地了船出发。索恩写道：
总体来说，在这段旅途中，我的身体有所好转，但露易丝状况很早，只能整天躺着床上。而我们的舱位靠近蒸汽机，颤动很厉害。我们于礼拜五抵达汉口（Hankow）。
一下船，露易丝就被直接送往汉口仁济医院，由院长纪立生医生（Dr. Gillison）亲自照料。1890年4月22日，索恩写道：
我和托德姊妹（Mrss. Todd）前往卫理公会在汉口的普爱医院（Wesleyan Mission House）拜访。普爱医院占地面积很大，诺斯夫妇（Mr. North）先是热情地招待我们吃午餐。饭后带领我们参观何福善医生（Dr.Hodge）楼，参观了由贝尔医生（Dr.Bell）主管，萨格登医生（Miss Sugden）负责的妇女医院。接下来，诺斯牧师还带我们参观了男子学校、女子学校、教堂，并把我们送到马路对面的男子医院。
何福善医生（Dr. Hodge）带我们在男子医院转了一个来回。我发现病床都是新购置的是铁质床架；还为发热病人专门建了一个隔离病房。
4月23日，礼拜三，他们乘船东行，25日到达安庆（Gan-King）。在安庆，他们与两位年轻的弟兄卡特（Carter）、欧伯雷斯（Tremberth）相遇，这是家乡教会给他们差派来的第三批传教士。
4月24日，他们抵达上海。礼拜天做完礼拜后，他们与刚从英国返回的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先生会面。
在5月22日写信教会秘书万斯英先生的信中，索恩说：
在这期《教会杂志》刊登的这篇文章里，如果再插入几幅地图，读者读起来会更清楚明了：其中一幅是中国地图，把它与英国地图放在一起相对照；另一幅是云南在中国的位置图，可以帮助读者清楚了解云南距离中国沿海有多么遥远；第三幅则是我们在中国的宣教地域图，图中要清楚标明我们开辟的传福音的地点。
目前，我的同工们正在绘制第三幅图，估计很快就能寄给你。把这张图放进事工报告后面，有益于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
在上海举行的这次赴华传教士大会，有20余个宗派和教会团体的成员与会。在同一时间，中国内地会也在上海召开同工大会。
5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到：
整整一个月，我们和如此多的弟兄姊妹和宣教同工朝夕相处，这个五月我们过得很不寻常。宣教士大会强调方法的重要性, 但更注意在这背后运行的圣灵的力量。
目前中国有1200名传教士，平均25万人中国人中间有一个，这是多么奢侈的一个数字！“大会已发出呼吁：另外呼召1000名传教士来中国，呼吁更多的女传教士加入中国事工的行列。”……
这次大会的大多数议程我有有幸参加，但遗憾的是，有一场全体会议露易丝未能前往。她参加了中国内地会的几场聚会。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有幸认识了这么多的传教士，我们交流后比较熟悉的有（后面是长长的一串名单）……
戴德生牧师安排我们下周前往海边，去芝罘（Chefu）的内地会学校和医院休养一段时间，请您多为我们祷告，愿上帝赐福满满。
6月4日，他们离开上海，6月6日到达芝罘，立即前往由斯托克夫妇（Mr. Stoke）负责的内地会疗养院。
6月9日，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
我们没有选择供外国人住的头等舱，而是买了两张普通舱的票，和普通中国游客住在一起。
当蒸轮开始顺江而下，我们感觉心旷神怡。船上的第一餐，我们使用筷子，吃的是米饭、酸菜、鱼尾，另加几小蝶美味的酱菜。
没过多久，船就驶入大海，我和露易丝躺上铺位休息，一直睡到次日凌晨五点才醒。醒来后我们两人都感觉胸口恶心，我的嗓子也连续痛了三天。当天晚上我们仍然在在船上度过。
第三天天清气朗。下午一点我们抵达芝罘。斯托克先生（Mr. Stoke）和几位弟兄到岸边迎接，并把我们带往内地会疗养院。
这里的住着很舒适。
刚到云南的柏格理和邰慕廉
在昭通坚守的邰幕廉倍感孤独。除了柏格理弟兄偶尔去看望他以外，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形单影只。极度的孤独让他都快要顶不住了。1890年7月，露易丝在写给索恩父母的信中说：
发现你们的儿媳是如此不中用，真不知你们的内心会做何感想？你们肯定要心疼自己的儿子，说：“我那可怜的儿子啊！”
但我要告诉你们，索恩真是一位存心忍耐，百般体贴的好丈夫。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我的身体已大为好转；我的病医生也帮不了多大忙，说换换空气、好好休息很重要，我也想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我已经能够单独走路，但体力很弱，走不了多远……
在云南坚守的朋友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祷告和信靠。正如索恩告诉你们的，他们深处一个极度熬炼的环境之中。处境既然这样险恶，他们唯有依靠神，相信神必会亲自引领。
1890年7月11日，索恩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对宣教事工很有价值的建议，他建议传教士在去往宣教工厂之前：“最好在国内先实习一年。我很庆幸自己来中国前，在国内侍奉了五年。”
两个礼拜之后，索恩写道：
来自安庆的消息令人悲痛。卡特弟兄（Brother Carter）来信告诉我，有两位弟兄在同一天相继离世，另外还有两位弟兄也病得很重。好在卡特和欧伯雷斯（Tremberth）目前还好。
唉！就在索恩写信的这个时间，他以为身体健康的卡特弟兄因感染恶性疟疾，正处在垂危之中，他在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
与此同时，远在云南的万斯通夫妇双双病倒。露易丝在芝罘也卧床不起，索恩的身体也只是略有起色好转，难怪他们听闻卡特弟兄离世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加上这段时间，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地方爆发霍乱，很显然，我们在中国的福音事工正在遭受烈火的试炼：
最近，中国、日本有一些地方爆发霍乱，上海的死亡率奇高，每天我都听到消息，说有人死于霍乱。
虽然疾病在身体里肆虐，但我们坚强面对，努力防范，全心信靠主。如果返回云南是神的心意，我们会尽力按主的心意行，没有什么能阻拦住我们回程的脚步。
如果神要招我们回天家，我们也坦然无惧，正如《腓立比书》1章21节所说：“我死了就有益处。”
和多马·索恩一起来中国的万斯通牧师，他们是基督教圣经工会派往中国的首批传教士。柏格理和邰慕廉是第二梯队。卡特和欧伯雷斯是第三梯队。
鸣谢：本文图书全部由W.A. 格里斯特著《塞缪尔·柏格理——在华传教士的开拓者》一书译者东旻姊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