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游客曾先生一家三口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遭遇酒店和警方“粗暴对待”一事持续发酵，引发广泛关注。故事一波三折，仿佛一个罗生门的故事再现。
中国游客事件中，各方民意，特别是官方导向和民间舆论场产生了巨大分歧，发生了严重撕裂，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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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曾先生一家遭遇“粗暴对待”一事发生于9月2日。
和很多人一样，我看到曾先生一家遭遇，差不多已是半个月之后。
按照《环球时报》的说法，事件发生后，曾先生马上就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求助了。
我很是纳闷，为何9月2日发生的事情，拖了这么久才有媒体报道，外交部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这时才出来抗议？
而且，按照《环球时报》9月15日《中国游客遭瑞典警方粗暴对待 中国已提出严正交涉》一文描述，瑞典警方的行为确实非常恶劣。不仅强行将曾先生父亲从座位上拉倒，拖出酒店，扔在地上。在曾先生父亲“当场发病，意识模糊并开始抽搐”时，警方不仅不没有施救，反将曾先生一家人强行带上警车，把他们扔到距离“斯德哥尔摩市区几十公里以外的一座坟场”，警察甚至还“殴打他的母亲和意识模糊的父亲”。
是可忍，孰不可忍！事态已经严重到如此地步，外交部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应该马上出面解决才是？
当时我在想，被如此“粗暴对待”，曾先生被殴打的父亲现在怎么样了？是否还在医院救治？
在我的印象里，北欧各国都是文明国家，一直号称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社会福利很好，文明程度很高。
媒体出身的我，有个本能的疑问：事发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旅店会如此不通人情，大半夜把客人从大厅轰走？记者为何没有采访涉事旅店和当事一方的瑞典警方？警方又为何要把花甲老人扔到几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坟场，曾先生究竟怎么惹恼了他们？
事后得知，很多人也有着和我一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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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生门》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执导的一个悬疑电影，该片于1951年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和第23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故事讲述一个武士和他妻子路过荒山，遭遇了不测。妻子被侮辱，而武士惨遭杀害。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作为证人，樵夫、 强盗、死者的妻子、女巫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讲述案件经过。为减轻自己的罪责，每个人竭力美化自己，提供了与事实真相迥异的故事版本。于是，荒山上的惨案，成了一团扑朔迷离的迷雾。
片中，每个人都在撒谎，每个人物的独白都只提供了整个事件真相的碎片。因为人性的自私，每个人的独白本身都是不可靠的，转述这些独白的叙述者本身也是靠不住的。
时至今日，罗生门已成为一个专有词汇。特指每个人在人性恶的驱使下，都会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释历史事件，编织谎言，掩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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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电影罗生门，曾先生的说法也只提供了现场的一个视角，是单方面的证词，按照有利于曾先生的方式对事件进行了解读。
很快，网上有关信息和视频陆续发布，特别是曾先生一家被执法的现场视频，引起了大家热烈讨论，大家对曾先生的说法开始质疑。
在一个事发现场的视频中，曾先生先用英语大喊“这是在杀人，这就是瑞典警察”。但当警察靠近他时，他用一种夸张的姿势缓慢向前趴倒在地，并放声大哭，他的母亲也在一旁大喊“救命”。
网友开始迷惑——瑞典警方有没有殴打两位老人？曾先生为何自己扑倒大哭？曾先生的说法是否可靠？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9月17日《中国日报》发布报道称，酒店最初同意曾先生一家在大堂休息，但曾先生在外出寻找周围是否有酒店可以入住时，在路上遇到一位同样没有找到酒店的中国女留学生。由于室外气温较低，曾先生带她一起回到酒店取暖，前台服务人员随后命令他们立即离开。
于是，曾先生是否可以带人回酒店这一细节，又成为后来争议的焦点之一。
有人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说，曾先生所说的“三人被扔在离市区几十公里之外的坟场”说法与事实不符，坟场位置其实是一个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墓地。距离曾先生200米，就有一个车站。距离曾先生所在地5公里，就是瑞典王宫。
同时，有记者查阅瑞典警察局官网“警察的权力”一栏，发现上面写有，如果有人危及公共秩序，他们有权对其“驱逐”或“带离”。
至此，很多人开始调转矛头，不是讨伐瑞典警方，而是质疑曾先生隐瞒并夸大事实，无理取闹，是典型的“巨婴”，在地上“撒泼”、“碰瓷”的行为令人唾弃，“跟高铁占座哥一个德行”。特别是当警察靠近他时，自己顺势倒在地上，让观看的网民觉得是“十足的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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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先生视频里的行为，确实出乎我和很多人的预料。撇开和旅店的纠纷，眼见自己父母躺卧地上，应该首先救助老人，怎么还能有心思在一旁安静地拍摄视频？
如果曾先生的父母60多岁，曾先生应该30岁上下年纪，能自己安排出国旅游，应该有基本的交流求助知识，怎么也要倒在地上哭喊？
对于曾先生的行为，网上言论充满挖苦之词，进行讥讽嘲弄，甚至有人挖出曾先生的公司名称和工作图片，大有对曾先生“人肉”之势。
让我和很多人一样反感的是，曾先生开始的很多说法明显隐瞒了事实，甚至撒了谎。倒地撒泼、故意撒谎不仅误导了大众，而且浪费了很多人的感情，必然要激起众怒。
后来，有人在校友微信群发布了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两次接受采访的信息。桂是我的校友，桂师兄两次接受采访所说的内容大同小异，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对警方是否违法、是否执法过当也没有提供瑞典方面的法律依据，更多的在表达愤慨情绪。
有人提出质疑：俄罗斯多次查抄中国商人，让很多在俄中国人倾家荡产，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事情，当初怎么没见有人抗议？
于是，桂师兄又成了罗生门的当事人，沦为被质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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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老人半夜流浪街头的曾先生，本不应遭遇这样的网络攻击，即便曾先生一家的行为确实有需要检讨之处。
问题是，为何曾先生和《环球时报》一开始都没有客观陈述当天发生的全部事实？官媒导向和民间舆论场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分歧？
即便几个官方权威媒体和政府部门多次解释，为何很多网民依然一边倒地选择拒绝相信？
如果中国游客瑞典遭受“粗暴对待”一事发生后，媒体第一时间对事件发生地当事双方进行采访，核实细节，还原事实。不仅采访当事一方的曾先生，同时采访酒店方，特别是采访“粗暴对待”，甚至“殴打”曾家老人的瑞典警方，网民会不会是另外一种反应？
就像“周立波美国被捕”事件，记者王志安不仅采访了周立波、周立波的妻子胡洁，更远赴美国多日，亲自去事发现场，采访当事另一方的唐爽、鄢军，民众自然会根据采访细节，做出自己的评判。
非常遗憾的是，作为事件发生后发声的首家媒体，《环球时报》只有曾先生一个信源，没有采访瑞典旅店、瑞典警方，未对事实进行全面核实，就仓促发布报道。
这明显有悖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原则，缺乏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当事后有关视频和情节陆续披露出来，曾先生的说法被证明与事实不符，遭到了舆论的强烈质疑和尖锐批评时，环球也没有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导致自己陷于极大的被动。
网民之所以愤怒，对曾先生一家穷追猛打，更因为自己被有关媒体所蒙蔽和漠视。在大众希望了解更多细节时，有关方面一直在愤怒声讨瑞典官方，却对事件细节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主动放弃了与大众沟通的机会。
在强烈的愤怒情绪背后，瑞典警方“粗暴对待”中国游客事件又被引到某位香港书商那里，让大众如坠五云雾里，确实很难分清楚其中的关联。
有关媒体一方面激烈指责瑞典警察“冷血、残忍”，“不仅是世界警察中的败类，也是人中的渣滓”；另一方面批评瑞典政府以往攻击北京“侵犯人权”，现在却又纵容“本国公务人员对人道主义精神的粗暴践踏”。
这种将事实和结论片面联系、片面定性的做法，带有强烈的倾向性，过于鲁莽。将单纯个体性的民事纠纷升华为外交冲突，激化了矛盾，并不利于事态的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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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舆论场代表基层民意，体现个体的生存状态，反映民众的基本价值导向和判断，折射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与其基本权利和个人权益紧密相连。民意需要尊重，民间舆论不能被误导，更不能被恶意操纵。
在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日趋对峙和撕裂的当下，民众需要第一时间了解事实真相，然后做出个人判断。了解真相的权利，一旦被剥夺，其压抑的愤怒，往往难以抑制，进而选择对抗。
很多时候，狼来了的故事演多了，自作聪明，希望操纵成年人的孩子就会失去他人的信任，将自己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舆论场的较量还在继续。就在9月20日，《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出新文“中国游客瑞典受辱事件剧情“反转”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称中国游客瑞典受辱事件剧情“反转”的背后，还有着境外网站在背后的大肆炒作。
在信息闭塞，流通不畅的国内，不知道这所谓的境外网站炒作，会不会隐藏着又一个反转的罗生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