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残酷的黑暗世代，面对恐怖统治和政治高压，有些人没有屈服。
在尘世的“救世主”面前，他们挺起了胸膛，没有奴颜婢膝地跪拜，肉麻地歌功颂德。
他们直面黑暗的现实，勇敢地站起来，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
即便面临牢狱之灾，甚至付出生命，他们依然无所畏惧。
他们是无畏的勇士。
但很多勇士依然失败了。
他们没有倒在凶残的仇敌面前，而是被自己的偶像俘获了。
这偶像并非伟大的领袖，而是抽象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在二战时的纳粹德国，马丁·尼莫勒牧师就是其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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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也许不知道马丁·尼莫勒是谁，但绝对听说过他那段振聋发聩的经典名言：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段话被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是对犹太人大屠杀永恒的纪念。
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oller，1892-1984），是一位德国新教牧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尼莫勒是一位潜艇艇长，并曾获颁功绩勋章。一战结束后，他研究神学，1924年被按立为牧师。
但尼莫勒并非从一开始就反对纳粹统治。
和很多人设想的相反，尼莫勒姆虽然是神职人员，却曾积极支持纳粹在1933年上台执政。
也是在1933年，尼莫勒出版了他的自传《从潜艇到教坛》（《From U-Boat to Pulpit》），讲述他如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潜艇艇长成为一个卓越的新教牧师的故事，这本书受到纳粹报刊的青睐，得到特别的颂扬，成为一本畅销书。
尼莫勒像很多新教牧师一样，也认为魏玛共和国的14年是“黑暗的年代”。他们公开支持共和国的敌人民族党甚至纳粹分子，欢迎阿道夫·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
在他自传的结尾，尼莫勒满意地说，纳粹的革命终于胜利，它带来了他自己曾为之奋斗已久的“民族复兴”。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尼莫勒1919-1920年曾经加入过“自由军团”，而许多纳粹领袖都是该团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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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莫勒的幻想很快破灭了。
希特勒上台后，马上借助国会纵火案，清除了反对派，纳粹党成了唯一合法的政党。很快又通过警察控制、暴力和恐怖统治、新闻检查和宣传制度，使反对声音基本销声匿迹。
纳粹决心彻底改造德国社会，推行纳粹的一体化政策，将德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纳粹机器之中，完全为纳粹权力所掌控。
一系列法律很快通过，过去日耳曼国家的传统和特权被消灭了，纳粹创造了一个单一政党的全能型的极权国家。于是，纳粹党、党卫军、劳动阵线、联防处、盖世太保等权力团体借此发展起来。
在纳粹的一体化社会改造计划中，教会是一个重要目标。
1933年4月，强硬派的纳粹分子要求立即对所有新教教会进行一体化。
纳粹新教徒（又称“积极的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以希特勒的形体降临世界，希特勒就是“救世主”。他们要求舍弃旧约全书，修订新约全书，使之“完全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需要”。他们认为上帝认可雅利安人的生活方式，种族混合是一种错误。要禁止犹太血统的牧师讲道。
天主教和新教莫衷一是。有些人屈服了，默许了纳粹的要求，其他人则坚决反对。
幻想破灭的尼莫勒牧师接手了认信教会（ConfessionalChurch）的领导权，并组成一个牧师紧急联盟（Pfarrenbund），反对纳粹新教徒。
认信教会宣称自己是嫡派德国新教，差不多7000名牧师加入了尼莫勒的反对运动，他们设立了一个临时教会管理机构。
1936年5月，认信教会向希特勒提出一个备忘录，彬彬有礼然而态度坚决。它抗议纳粹的反基督倾向，指斥政府的反犹主义，要求国家停止干涉教会事务。
抗议行动受到残酷镇压。秘密警察逮捕了700名认信教会的牧师，教会的经费被没收，备忘录的签名者之一维斯勒博士被杀害。
1937年6月27日，尼莫勒牧师在达伦姆一间座无虚席的教堂讲道说，“我们和古时的使徒一样，想不到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逃避当局的权力。我们也同样不愿意在上帝要我们说话的时候，听从凡人的命令而保持沉默。因为情况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
7月1日，尼莫勒遭到了逮捕。他在监狱关了8个月。
1938年3月2日，他在特别法庭上受审，而这个特别法庭是纳粹为了审讯犯有“危害国家罪”的人设立的。
他“暗中攻讦国家”的主要罪名不成立，但还是因为“滥用讲坛”和在教堂收集捐款，被判罚款2000马克和监禁7个月。
他被当庭释放。但马上又被秘密警察带走，被“保护性看管”，关在了集中营。在集中营，他被关了7年，直到被盟军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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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莫勒并不反对战争。
当战争于1939年爆发时后，尼莫勒还从被囚的达豪集中营给海军司令雷德尔写信，要求参战，自愿为国尽忠。
有人说，尼莫勒在30年代对纳粹政权的抗争主要是出于宗教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
1933年，很多新教徒热烈欢迎纳粹党的“民族革命”。他们团结起来，宣扬创造一个新的“民族社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就支持过“民族社会”。甚至有的犹太民族主义者也希望拥抱这种“民族革命”，但由于他们的非雅利安人出身，才不得不移民海外。
尽管德国教会发生了分裂，但分裂双方的很多牧师还是信奉同样的民族主义、独裁主义和社会统一价值观。
二战开始后，经历了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和汉堡轰炸大灾难，纳粹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但是并没有让德国人对“爱国主义奉献”产生疑问。
无论这场战争如何不受欢迎，它依然比纳粹主义更有合法性。德国在战争中期的失败没有使纳粹受到怀疑，德国仍然一如既往地团结一致，并且社会态度更加顽固。
1944年9月，盟军攻入德国本土，纳粹已经注定失败，在东西两条战线，德军仍在誓死抵抗。
即使很多人都在以各种方式谈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对波兰人和斯拉夫人的屠杀，把盟军对德国的无差别轰炸视为报复对犹太人的迫害，但德国人仍然服从国家。甚至在希特勒遇刺后，纳粹政权依然坚如磐石。
即使纳粹败亡前夕，德国各大城市连续被盟军轰炸，几乎沦为废墟，很多城市人口被迫疏散乡村，德国社会依然秩序良好，帮助组织疏散，运送百姓，发放食物、衣物的志愿者依然有条不紊，甚至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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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动力使大多数德国人对纳粹矢志不移、忠心不二？
1933年希特勒上台，五年之内复苏了已经崩溃的德国经济，短时间创造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奇迹，洗刷了一战失败的耻辱，繁荣的经济、充分就业，使纳粹几乎赢得了德国各个阶层的大力支持。
同时，对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使德国人急欲找到一个民族英雄，带领德国走出绝望的困境。
德国人对国家的崇拜，深厚的民族主义传统，对强权根深蒂固的膜拜和服从，在二战时表现的淋漓尽致。
二战前德国95%的人口要么是新教徒，要么是天主教徒，很多基督徒不假思索，甚至狂热地加入了残暴的殖民侵略战争，并且还把它当然看作德国的“国家保卫战”。
当国家的价值高于一切，国家便成了“行走在人间的上帝”，耶稣基督只能让位。
纳粹极力打造日耳曼“民族共同体”，塑造德国人的“命运共同体”，让所有德国人都能感觉到自己是同心同德、休戚与共的德国的一员。民族主义早已渗入德国非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观察和思考。
纳粹宣传仇恨教育，战争是西方列强使用阴谋诡计强加于人的，这些残忍野蛮、不讲道义的德国敌人，是由犹太好战分子领导的。
于是，迫害犹太人，屠杀犹太人就有了名正言顺的借口，成为德国各个阶层的共识。
当世俗国家、民族一旦被奉为偶像，信仰便彻底堕落为国家、民族的附庸，个人只能沦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嗜血的工具，发生野蛮的屠杀暴行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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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开始后，纳粹不仅迫害、屠杀犹太人，也对那些没有生产价值的德意志残疾人、精神病患者进行清洗，实施医疗屠杀“安乐死”，一个名叫加伦的主教发声谴责。
但在前线和后方，指责加伦是叛徒的人成倍增长。一名天主教士兵把加伦主教的背叛行为比作“背后插刀”。
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发生时，与其说很多基督徒是慑于恐惧不敢发声，不如说是他们信仰的堕落使他们主动参与了屠杀，不自觉地成为了纳粹罪恶大屠杀的帮凶。
同样，尼莫勒的认信教会也不反对驱逐犹太人。
极端的德意志基督徒甚至宣称，“中止一切与犹太裔基督徒的交流”，他们强烈支持迫害犹太人。要求把犹太人从德国领土上驱逐出去。
事实上，天主教会曾极力鼓吹爱国奉献。
尽管在国内与纳粹激进势力发生冲突，但德国的主教们还是全力支持进攻苏联，称赞其为反对布尔什维克无神论的十字军东征。对他们来说，阻挡红色浪潮，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高于一切。
即使在教会和政府冲突的最尖锐时期，加伦批评的也只是地方纳粹领导人和地方盖世太保，从来没有把矛头指向国家领导。他在1941年7月和8月三次用布道抗议时，结束都不忘为元首祈祷。
而当英国对德宣战后，加伦主教又号召低级教士们，不要只作为牧师为战争努力，也要作为“德国男人”去参战。
1942年11月，天主教会获得医疗屠杀已经重启的铁证，富尔达的主教会议再次决定，不进行公开表态，只是不进行合作。
德军入侵波兰后，对波兰精英阶层进行清洗。在党卫军的恐怖屠杀中，受害的波兰牧师多达1000人。但却没有一个德国主教站出来，对屠杀波兰天主教牧师的暴行发声抗议。
灭绝犹太人计划的“万湖会议”召开十八个月后，有两个主教提出反对“驱逐非雅利安人”的请求，称其“蔑视一切人权”。1943年8月，富尔达的主教团否决了这一提议。而此时，大多数犹太人已经被害。
甚至当1946年德国已经战败，纽伦堡国际法庭开始审判，科隆代理主教等教士还声称，“冲锋队的男子气概行为规则符合基督教理念，获得主教们的支持”。
相对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他们更看重的是自己的民族身份。
普通基督徒如此，尼莫勒也未能逃脱国家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的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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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摸着良心说，我没有犯罪，没有杀人抢劫。如果这是神的旨意，那么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1939年12月14日，约瑟夫·里姆普尔在即将处决前夜给妻儿写信。
里姆普尔是耶和华见证会成员，他因为拒绝向希特勒宣誓效忠，拒绝服兵役被处决。在此之前，已有多人因为同样的罪名被杀。
在战争的第一年，有112命德军士兵被处死，他们几乎都是良心犯。
而在第三帝国，新教只有一位良心犯，他是赫尔曼·斯托尔。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又有118名良心犯被处死。
这些被处决的人在自己的教堂里都受到排斥，没有一个人得到过主教或者牧师的任何支持。
这些良心犯是真正的勇士，他们坚守信仰，不屈服于强权，或者国家、民族这些虚幻的偶像，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也在所不惜。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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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马丁·尼莫勒牧师所在的达豪集中营被盟军解放。
走出集中营，尼莫勒开始转变。
在讲道时，他谈到德国人的战争责任：“我们，我们德国人，给其他民族带来的可怕痛苦，在波兰的所作所为，使俄罗斯人口发生急剧减少，让560万犹太人遇害”。这时，他被台下的听众大声喝止。
但他依然直言不讳。
1945年，在那不勒斯的一个记者会上，尼莫勒坦率地承认，他“从来没有在政治问题上与希特勒争吵，只是完全出于宗教原因”。
1945年10月，他劝说德国福音教会理事会的其他十位成员签署《斯图加特悔罪书》。
悔罪书说，“我们给很多民族和国家带来无尽罪恶，对此我们曾在我们的社会证实过，现在以整个教会的名义表示：为了反对以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暴力为表现形式的可怕思想，我们确实用耶稣基督之名进行了很多年的斗争；但是，我们没有更勇敢地坚持我们的信仰，没有更虔诚地祈祷，没有更快地信奉，没有更热烈地去爱，对此我们感到自责”。
虽然来得迟缓，但德国教会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罪。
1950年，教会会议承认，德国新教徒“以疏忽和沉默的方式”，“在仁慈的上帝面前对我们的民族同胞迫害犹太人的邪恶行为负有罪责”。
他们终于认罪悔改了。当他们背负起自己的罪时，他们才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这罪有冷漠的无视，有怯懦的沉默，也有作为帮凶同流合污的亲身参与。
也许有人还在回避和掩饰，但真正的勇士，从来不惧于承认自己的怯懦和软弱，从来不惮于直面人性的罪恶、自己的卑劣。
我们敬佩那些为了信仰不惧死亡的良心犯，同样，我们也为那些认罪悔改的人欢呼喝彩。
因为，他们同样是值得敬佩的勇士。
参考书目：
1、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威廉·夏伊勒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1月。
2、德国人的战争。（英）尼古拉斯·斯塔加特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7月。
3、希特勒的十字架。（美）欧文·路茨尔著，团结出版社，201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