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对历史的认识上，中国的企业家很少达到张大中的深度。
（正文）张大中曾经是我的老板。他是董事长，手下一直有总经理，我给其中一任总经理当过跑腿助理。当年大中总部还在北京玉泉路，总经理和老板的办公室斜对着，那时我就经常见到张老板。
怎么评价张老板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忠厚仁德之人。
从外表来看，张老板非常不起眼：中等个头，国字脸，短头发，小眼睛，衬衣外面总是套一件大中的工服——蓝色粗布马甲。这使他看起来像个店小二。大中的企业文化也是店小二文化，顾客进了大中门店，总感觉像是进了老北京饭馆，只是因为所属行业不同，店里的导购不说“来了，你呐”罢了。
张老板这形象与他的出身有关，他出身于城市平民阶层，年轻时是石景山供销社的一名普通员工。这种出身的人，要能成事，一般都舍得拼命。张老板之所以在家电零售圈成为一个数得上的人物，与他的勤奋是分不开的。在很多年里，他不讲排场，办公室堪称寒素，一门心思都扑在开店上了。他乐此不疲的事情是逛门店，在逛门店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改正。
这种出身决定了他不忘本，他知道报恩。在他还在和一帮穷哥们为了生存奋斗的时候，有一次，看见一个员工的鞋破得不像样了，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穿得八成新的鞋送给了这名员工。成事以后，他对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老人都比较好，有些因为疾病等原因离开大中多年的老人，每月都能收到大中发的工资。在中国商界，能如此善待员工的老板确实很少见。
因为为人厚道，很多时候，张老板手下的一帮采购经理就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可以说，在几大家电连锁企业里，大中的采购经理是最张牙舞爪、最不干净的，但老张从来没有把这帮人送进监狱。有一次，厂家请大中几个采购经理吃饭、唱歌、泡澡，还被逼行贿，这个厂家的人气不过，借故上厕所报了警，几个采购经理被关进去了很长时间。按说，作为这几个经理的老板，对这帮背叛公司利益的家伙应该深恶痛绝，恨不得法院给他们判刑才能解心头怒气。但张老板非但没这么做，而且疏通关系让人把这几个经理捞了出来。捞出来后，晾了他们一段时间，照样担任原来的职务。
可能在张老板的观念里，商业贿赂这个瘤子是打不掉的，下面的人只要不过分，他就能容忍。这与黄光裕截然不同。黄的部下要是背叛了他，就经常会遭到黄的打手毒打，见一次打一次。
但张老板并不是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乡愿，毋宁说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的部下其实都很怕他。当时有个总经理叫胡凯，躲老板就跟老鼠躲猫似的。胡凯压力大，又有心脏病，有一天晚上陪客户喝了酒，第二天就没有醒来。
老张既然厚道，又特别好面子，人们就以为他玩不过黄光裕和陈晓。这是一种浅薄的看法。
从公司规模和影响力上看，大中显然不如国美。国美和大中都崛起于本世纪初，但二者经营方略迥异：国美是迅速到全国布点，大中是深耕北京一城；国美在全国的规模扩张有得有失，得大于失，大中虽然赢得了北京市场的头把交椅，但在外埠的扩张多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北京后来成了外埠的输血机。因此我曾经说，店小二精神成就了大中，也害了大中。
但不能由此认为张老板缺乏战略意识，这一点，只要稍微了解当年家电零售业合纵连横的历史不难得出结论。
张老板先是与陈晓等人联合发起了中永通泰联盟对抗国美的狂飙突进，这个联盟实行联合采购，一致行动，初期是取得了成效的。后来永乐因为全国扩张失利，受制于资本方的压力，陈晓率先选择脱离联盟，投入了国美的怀抱。张大中大怒，起诉陈晓违约，官司打了颇长时间，彼时陈晓已经是国美的总裁。在此事前后，张老板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黄、陈二人。即使在国美邀请他出席的年会上，在黄光裕的地盘，张老板也没给黄老板面子。作为北京爷们儿，张老板当然在乎自己的面子。更何况，从年龄上讲，黄光裕本来就是张老板的晚辈。
张老板后来为什么要卖掉大中？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信奉道家传统的“戒盈”思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只有一个儿子，而他儿子对经营家电零售根本没有兴趣。张老板那时已经50多岁了，也不愿意一直和当时才30多岁的黄光裕斗下去。
自从张大中放出要卖掉大中的消息后，财经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太多的迹象表明，大中要卖给苏宁，而且大中和苏宁谈了多次。在太多人看来，除了苏宁，张老板不可能把大中卖给其他任何公司。至于国美，那是想都别想，张老板和黄光裕从来都不对付，他怎么可能把大中卖给黄呢？
事实证明了文人的看法是多么愚蠢，他们忘了张老板是个精明的商人，商人遵循的第一条准则就是利益最大化。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就因为国美出价比苏宁高，张老板在最后一刻把大中卖给了他的老冤家。那时候总经理宋红在南京和张近东的谈判已进入尾声，几乎只剩签合同了，但张老板在北京已经和黄光裕谈妥，于是密告宋红，让其借故离开南京北返。
回过头看，张老板才是这个行业最精明的人。黄光裕的霸气侧漏把他送进了监狱，陈晓的反复无常终落得下课的命运，只有张老板，不断挑拨国美苏宁，让它们竞相比价，自己最后落袋36亿现金优哉游哉。
有钱了怎么办？张老板选择了银行理财和炒股。那些不愿意离开他的旧部，就跟着他新创的投资公司炒股。江湖与硝烟对他来说已经成了往事。
张老板为什么在黄光裕落难后答应了杜鹃请他出山的邀请？还是因为厚道。从骨子里说，他还是欣赏黄光裕的为人的，就如同他并不欣赏陈晓的为人一样。
我在大中待的时间不长，当年也没听说过老板的母亲的故事，后来也是通过媒体报道才得知此事的。得知这件事后，我算是对张老板的为人处世作风有了更深的认识。
1960年，张大中的父亲张以成因肝病和营养不良去世，留下母亲王佩英和7个孩子艰辛度日。王佩英当时是铁道部专业设计研究院清洁工。
1962年前后，王佩英发表了对当时体制批评意见。1965年起，她的言论更趋激烈，主要是批评最高执政者，并为刘少奇、陈独秀辩护。当年9月，她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文革爆发后，全国批判刘少奇，“精神病人”王佩英仍旧支持刘少奇，于是她被单位接回，关进“牛棚”接受“群众专政”，遭受毒打饿饭，手被反绑，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即便如此，她依然“高喊反动口号”，并抓住一切机会写下口号，而且有意让人看见她写的口号。
1970年1月27日，全北京市近十万名中小学生被召集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公审大会。王佩英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至死他都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
母亲的遭遇让青年时代的张大中兄妹7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甚至没资格参加母亲的公审大会。
“拨乱反正”后，张大中不断写信给法院、检察院甚至中央，要求给母亲平反。为此他还去拜访了遇罗克的家人，互通声气。1980年4月，王佩英获得平反。
后来，张大中利用母亲平反后发的1000元抚恤金开始创业，这就有了后来的大中电器。
一直以来，张大中就有为母亲正名的心愿。对母亲的故事了解得越多，这个心愿越强烈。2009年，他请人拍摄了记录母亲事迹的纪录片，也请人写下关于母亲的书。
2010年3月27日，清明节前一周，张大中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纪念因反文革罹难的母亲王佩英。这天，大中创业30周年暨王佩英诞辰95周年、母亲就义4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一并举行，到会者500余人。学者茅于轼在会上发言，将王佩英与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并列，称纪念王佩英“对于中华民族有伟大的意义”，认为“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像王佩英那样坚守良知，文革就搞不起来”。
纪念会上，每个与会者收到了1000元钱的礼金，这正是当年母亲平反后张大中拿到的数额，这场纪念会花费100余万元。对外免费赠送的书碟则达到了5000套。张大中的政策仍旧是“多要多给，不限量”。
张老板仍在继续搜集母亲的材料，他得到的信息是母亲的原始档案资料共七卷，保存完好，上写“机密”。“我就是想还原一个尽量真实的母亲，还想把那个精神病的尾巴去掉。”
斥资纪念母亲之余，张老板还对于普通的文革受难者家属给与资助，每次一两万元。对于有心收藏历史、建有文革题材博物馆的四川建川博物馆聚落，张老板曾一次给予100万元捐助。
在母亲诞辰95周年的纪念会上，张老板说：“事业有成的今天，我深有体会的是，母亲给我们遗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为了真理和正义宁死不屈的精神，为了人民幸福生活不屈不挠的斗志，在我们成功的道路上，时常激励着我。我终于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为社会做了一点点工作，我和我的下一代，有责任继承弘扬母亲的高风亮节。”
母亲诞辰100周年时，张老板又说：“在那个举国山呼万岁、亿众声讨‘刘贼’的浩劫年代，母亲出于一个普通公民的良知，看不惯颠倒黑白的社会动乱，她公开批评当时的国家政策……‘家兴亡，匹夫有责’，乃我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古往今来，华夏虽历经劫难，然为国抛头洒血、为民舍命取义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正是这些民族的脊梁，在风雨如晦中不放弃举起火炬照亮前途，才有今天的民族复兴。当执政者误入歧途，而毁国伤民时，也需要这样的仁人志士为民请命、为国死谏。母亲王佩英正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当文革阴霾笼罩中国大地之时，依然有一批像母亲这样心系同胞的赤子，发出今天听来都振聋发聩的呐喊。当年他（她）们以血肉之躯挺身而出承受时代的苦难，今天他（她）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至此，我似乎为张大中的为人处世方式找到了答案：他的仁厚源自他青年时代的痛苦经历，以及在母亲“就义”（张大中语）后他们兄妹生活最艰难的岁月里街坊邻居对他们的善意，这使他不愿意为难别人；他的“戒盈”也源自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认识，他知道，即便他是政协委员，即便他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就，他的安全感也并不比普通人多。
任何人、任何事都是由历史累积生成的，但问题在于开启未来。而不能正确认识历史，就无法正确开启未来。在对历史的认识上，中国的企业家很少达到张大中的深度。
我为自己曾经是张大中的部下感到荣幸。（部分资料参考自《企业家张大中发起系列行动纪念“反文革牺牲”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