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我在十多年前就度过，期间经常翻阅，最近读钱穆《中国思想史》，再次参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收获依然颇多。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更像是中国古代思想史概论，只不过作者在书中常使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帮助人们理解。这也难怪， 这本书是作者1946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学期间使用英文写下的，深受外国人喜欢，后翻译成多国文字。
在西方人的眼中，儒家思想可能更像宗教，冯友兰则认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则是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思想关心的是社会及人与人的关系，而非宇宙或天堂。中国的思想以入世为主，所谓“内圣外王”，“内圣”是修身；“外王”是社会责任，最大的社会责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冯友兰认为既然中国思想探讨的就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它必然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人天生是政治家的原因。作者分析了中国思想产生的背景和西方哲学的背景不同，最重要的是中国一直是内陆农业的传统，而希腊则是海洋商业的传统。中国人讲四海之内或普天之下，后秦始皇更是将这种观念政治上统一，而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礼”本身就是深深扎根在农耕文化之中。甚至春秋战国“礼崩”也可以看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铁器的普遍使用，诸侯国更加频繁的商业往来都是对农业传统垄断的打破。
农民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土地，故中国的社会只能是家族制度，君君臣臣来源于父父子子。中国伦理的核心是“孝”，孔子认为只有“孝”具有普遍性，人人都有父母，但人人未必有儿女，但孔子多谈“仁”是因为“孝”属于血缘关系，而非人与人的普遍关系，所以理想的社会一定是基于“孝”而最后发展成为“仁”。如果一个人对父母都不孝，那他不可能有仁，故对儿女来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十分符合中国的伦理。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作者大致将中国古代思想分为先秦诸子百家时期、秦汉独尊儒术时期、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教、唐中后期新儒家和宋明理学。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他认为道家思想最早的是杨朱，其次是老子，他认为老子的《道德经》成书比较晚，最后是庄子。这不同于我们今天普遍的看法，作者从《孟子》中“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得出杨朱的两个基本思想是：第一人人为自己；第二轻物重生。用孟子的话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
作者认为老子《道德经》里面的“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句话，实际上也属于杨朱的思想。那么，为什么不是杨朱从老子那里继承这样的思想呢？因为孟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这就意味着当时老子的思想还没有形成，或者说《道德经》必然在杨朱的思想之后。就这一点，冯友兰的考证十分科学，而钱穆更是认为《道德经》应该是战国晚期的一部书。
关于儒家的继承者孟子和荀子，作者认为孟子是理想主义者，而荀子则是现实主义者，这种看法十分贴切，让我们不再纠结于两人对“人性善恶”的辩论中，而是看到了二者的共同之处。
除此之外，作者还花了很多笔墨在墨家、名家、阴阳家和法家上，这说明作者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都非常精通，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比如；孔子喜欢引援西周的文王和周公，墨家为了和儒家辩论则引用更为久远的夏禹，孟子为了凌驾于墨家之上引援尧舜，道家更厉害请出更为久远的伏羲和神农。这种方法一直影响中国的后世，以为越久远的时代越辉煌，越久的圣人越伟大，直到今天中国很多人仍然以上下五千年为荣，而这个所谓的五千年的历史则必须追溯到神话传说的黄帝时期。
先秦时期最后出现的法家则不同于其它派的思想，法家认为古代或许有值得称赞的地方，但今不同古。韩非子用一个最经典的故事来说明其它思想的弊端，即我们非常熟悉的“守株待兔”。作者给出先秦思想最后的结论，儒家思想属于理想主义，而法家思想则是现实主义，而这两种主要的中国思想对秦统一后中国的影响直到今天。实际上自汉代以来，儒家常责备统治者为“外儒内法”。
秦汉最有名的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这种看似像儒家的思想并非以儒家思想为主，而是以阴阳家为主。汉朝将孔子神化，甚至称孔子是黑大帝的儿子，实际上这是借孔子之名施行愚民思想。这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式的意识形态。卡尔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一般比较好区分，使用简单的口号来欺骗无知的民众，比如：解放全人类、阶级斗争、打倒一切等等。
王充反对董仲舒，但他的过程则是阴阳、道家和东汉传入佛教的融合，结果就是道教。道教虽使孔子由神还原为人，但却将老子打造成仙。如果说将孔子神化是为了意识形态，那么将老子仙化则是为了魏晋时期避世的思想做了铺垫。
魏晋时期的人虽推崇庄子的思想，但那时的人总是少了一份庄子的洒脱和逍遥。或者说面对春秋战国，庄子不逃避人生，但面对魏晋的动荡，尽管风流人物不少，但都不过是伪装自己内心逃避的结果。冯友兰尝试使用西方的“浪漫”来理解中国魏晋时期的“风流”，虽然不完全正确，但却有一些相似。
佛教虽然在东汉时期就传入中国，但真正的发展是在南北朝时期。北朝大多数都是鲜卑人统治，他们提倡佛教可能基于佛教众生平等这一观念，针对的是南朝汉人的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大修石窟。南朝继承的则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故南朝多佛学理论研究，这是北方套马的汉子根本无法做到的。
冯友兰最大的贡献在于区分开“中国佛学”和“佛学在中国”，今天大多数佛教只能称中国佛教，最典型的莫过于禅宗。唐朝尽管有科举制，但人们对佛教和道教的兴趣远大于儒家思想。唐中叶以后，韩愈为了扭转这种思想，开始使用新的方法来解释儒家思想，钱穆称之为入佛操其戈，结果固然可以称之为新儒家，但却沾染上了很多佛教的东西，而且一直到今天也没有摆脱。
冯友兰认为宋明理学实际上就是将新儒学发扬光大，因带有佛教的东西，故形而上思辨的东西特别多，明末甚至有 “朱子道，陆子禅”之说。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算是中国南宋之后最重要的两股力量，尤其是程朱理学几乎一直是南宋后中国历代官方的唯一标准，强化这种思想的则是通过科举制，尤其明朝真可谓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的圣贤书主要是指朱子注释的“四书”。
如果朱子和陆象山关于“存天理灭人欲”还主要集中在思辨上，那么明清则是实践了朱子的“存天理灭人欲”。清思想家戴震就批评朱子的“存天理灭人欲”。他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可悲的是清朝对思想的禁锢比明朝更泯灭人性，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冯友兰认为明朝灭亡后，中国的思想家就再也没有了。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引用大量的古文，这对于现代读者来说相对比较困难，而且他还使用了很多西方的哲学的观念来阐释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朱子的“理学”，让一个既不懂中国古文， 又不懂西方哲学，而且还要具备中国先秦思想的人去读，实在是难以下咽。
但这也折射出我们教育的悲哀，中国近现代文化走过两次致命的弯路。第一次新文化以几乎否定全部中国古代的思想为代价，以为有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就可以走向西方的富强。殊不知佛教从传入中国直到中国佛教化，这一路走了至少千年。西方的思想固然有可取之处，但中国古人都晓得“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
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德先生”和“赛先生”深深扎根于欧洲的历史传统，除非我们将孕育“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土壤一并拿来，否则“德先生”和“赛先生”就会慢慢变成中国式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前者容易变成以集体主义为名义的专制，后者则是毫无底线的侵权和盗窃人家的发明创造。
第二次全盘否定中西文明，既要彻底打倒孔家店，又要打倒帝国主义。相比清朝，至少民国期间的大师们都生于清长于清，而如今的思想家真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罕见的时代。
苏联解体是一个谜，但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即便沙皇时期也有过辉煌的黄金和白银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柴可夫斯基。但我们不论满清还是如今，缺乏的正是这样的人。孔子没有拯救春秋，孟子没有拯救战国，但并不能因为如此，我们就否定了思想。
或许我们有时候也会担心，基督教会不会也和佛教一样被中国化。现在倒不用担心了，毕竟中国的思想距离我们自己越来越远了，而西方的思想我们又没有学明白，这或许真的是一个好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糟糕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