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卞淑美。应阿信老师的要求，在浩武老师的鼓励下，做了今天晚上分享的准备。认真算起来离开石门坎已经7个年头，所以，可能群里有些伙伴不是特别的熟悉我。在离开的7年时间里，我其实很少对外分享我曾经在石门坎支教的经历，因为那些经历在当时的我看来过于沉重，让当时的我没有办法喘过气来，所以特别担心传递的信息带有极强的个人主观意识。如今回头看看，也的确如此。其实客观事实是真的，主观的感受也是真的。只是看我能抓取到哪些信息了。为了让分享的内容更偏向于客观事实，并能从中找出规律，总结出什么，我将今晚的分享内容定为“从石门坎近期发展看乡村教育发展”，以石门坎新中小学作为切入口来讲讲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哪些变化。
既然要把新中小学作为切入口，那就得把大环境交待清楚，并且要承认因为我所处的位置的原因，我的观点带有局限性。所以在接下来的每个阶段里，我都会提到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
一、在当时，乡村教育的需求变化；
二、在当时，政府边界的设定；
三、在当时，最需要的外界支持方式。
在正式分享开始之前，我觉得大家还是有必要对我个人有个简单的了解。因为群里的很多朋友只听说过“卞老师”，但“卞老师”是干什么的？她做了什么事情？可能还不是特别清楚，我是东北人，出生在辽宁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村子里，在吉林省辽源市长大。读书毕业以后在体制内工作，是一名普通的语数包班的小学班主任。200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身为牧师的大哥大嫂提到石门坎有一所希望小学，这所学校需要老师，这个学校有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这个学校里面读书的孩子，都是苗族的弟兄姐妹的孩子，在经过将近一年的考虑之后，我们全家决定离开东北，去新中小学支教。在这之前，我们先到青岛学习基督教历史的短训，并参与当地教会短期服侍训练，然后正式进入石门坎新中小学任教。进入学校之前的自我定义是一名小学老师，在老家是做小学老师，那么来到这里以后，也是一名小学老师。但真正进入之后，发现只有我是师范类院校毕业的，所以被迫成为校长，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进到学校的一共有7位老师，有一位老师其实他自己才读了小学三年级，一位老师是初中毕业，他们两个是一对夫妻。还有一对夫妻是高中毕业，他们一个是苗族，一个是白族。还有一位是中专毕业的弟兄，加上我和我家弟兄这样的一个结构。2013年，因为一些愿意被迫离开石门坎。离开石门坎后，我其实是进入了商业化运营的民办学校，就是北海国际学校，在那里任小学部的校长，在那里任教两年，2015年进入佰特教育成都办，引荐我进入柏特教育的是阿信老师，他把我引进之后呢，我把他这个前任负责人拍在沙滩上，成为成都办主任。2020年，在佰特教育规模化需求比较明显的前提下，我辞去了柏特教育成都办主任的位置，然后转岗做用户渠道落地拓展工作。在这份个人简介中，大家会稍稍明白我为什么确定的分享主题是《从石门坎近期发展看乡村教育发展》了。因为只有跳出来，我只有跳出石门坎这段经历，我才能更加客观并找出些规律，而不是陷进7年前非常多负面的情绪当中去。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2008年以前的石门坎，我们暂且称这个时期为“自由生长期”。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乡村物资极其匮乏，包括道路、通讯、供电在内的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说，路是“水泥路”，就是又是“水”，又是“泥”的路。然后手机在很多地方是没有信号的，需要在高山上才有。供电呢可能一年有10个月的时间停电，石门坎的基础设施是非常的不完善，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当地的整体经济极度落后。这个阶段进入石门坎，入眼能看到的其实用“贫穷”两个字已经不能简单概括了。
以新中小学所处的地区为例：学校在2001年的时候，由创始人吴彩金女士，她在神学院毕业之后，然后走访在全国比较有名的传教士当年生活过的地方。她来到石门坎之后，站在两个苗族寨子中间，看到漫山遍野跑着不去读书的苗族孩子，她就特别的有感动说要在这里建一所学校，就是在她脚踏着的那块地上为当地的孩子建一所学校。
乡村建设方面，有个香港的乐施会，它进入到石门坎，在当地建了一个中心，大概花了几十万，在石门坎的街上，建了一个乐施会的三层小楼，同时在新中小学下面的新营在内的苗寨中建立互助社区，我们叫它“新营社区”。尝试设立十户联保的社区小额信贷，就是如果我家有人生病，需要看病，但是没有钱，这个时候只要有寨子里的10户人家联名为你签字担保，你就可以去社区无息贷款，等到以后有钱的时候再还回去。
医疗方面，其实跟新中小学一起被翻建的，还有因历史遗留原因仍存在的“麻风村”。那个时候的“麻风村”翻建和新中小学是一起的。它们都是由新中小学的创始人吴彩金姐妹她去各个教会里面去发动力量，然后建起来的。麻风村后来更名为柳树村。我们曾经在那里也有一所小学。
其实在刚才的分享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2008年以前，外界很多的资源还能比较顺畅地进入石门，这其实是有非常特定的原因，比如，在学校方面，包括我们在内的支教老师，学校只需要跟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报备，告诉主管部门今年进了几个老师，这几个老师大概是什么样的背景，有一个简单的说明就可以。但是学校的学生是必须要参加当地的统考。当时只是在行政上归教育主管部门管辖。但实际上教师招聘、学校的财务收支基本都是独立进行，同时教育主管部门也因为没有钱，它也无法承担学校包括教师生活补贴、后勤费用、维修费用、取暖费用、电费以及学生的教材、书本等等费用。教育主管没有钱，他们自己的学费也收不上来，在那个阶段里，不但新建的新中小学缺老师，其他更偏僻的学校也需要老师。我印象非常深，当时在石门支教的老师不止我们，在高潮村那边也同样存在，那边有位老师叫郑长河，我印象非常深，因为后来我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而在乡村建设方面，乐施会有一年的项目特别的深，它是想促使苗族人把猪圈从房舍中迁出来，因为当时苗族的房子是茅草房，就是一进去之后呢，外面是土的，上面是茅草，人一进去后，一般是一个厅，右手边就是猪圈，就是人、畜是混合居住的，然后有一个木头梯子上到二楼的木板上面，人就住在那个木板上面，所以非常的不卫生。当时乐施会就做了这样一个项目，就是让苗族人把猪圈从房舍当中迁出来。当时的设定是乐施会会提供钢筋、水泥、还有部分的人员费用，当地人呢自己负责在山上去采石头，然后一起去修建猪圈，在实施过程中，当地人把修建猪圈改成了修建民房。乐施会的项目人员顺势做了调整，我们发现在短短1年时间里，新营社区旧貌换新颜。我们2005年到的时候，我们去县里走访，还有老人住在一面土坯墙，附上一张塑料布遮挡的简易住宅。2008年左右，基本上都是家家户户住进了石头房子，就没有再出现老人露宿街头那样的情况了。
所以在2008年以前，石门坎其实是一个“自由生长期”。那段时间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入。在那个物资极度贫困的时期里，新中小学变成了一个物资中转中心。同时因为乐施会项目的实施也在当地创设了很好的互助氛围。所以，当时新中小学，加上新营社区变成了让人特别羡慕的存在，比如：在学校可以免费读书、我们有那么多的夏令营，有那么多的活动，老师又都是外地的，文化设备又好，回到社区里面呢，社区又有互助的小组，所以当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社区的一个环境。
从外部进入的资源有：以学校这边为例，当时我们后面的理事会，每年秋季会有义诊，义诊医疗队的医生都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医生，他们在广州、或者是在韩国从医，与医疗队一同进入的还有很多大学生，他们会带着学生去做各种活动、晚上一起去看很多很有意思的电影，这个对当时连电都不太通的山区小学校来讲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并且每一年都会有校服的发放，有薄的，有厚的，有时候还会发放一些学习用品，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苗族会生很多的孩子，其实我们还发放过计生用品，发放避孕套，发放卫生巾，很多当地的妇女是不知道卫生巾怎么用，她们过年的时候就会去问那些在外面打过工的人，这些人会告诉她们这个东西怎么用。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的学习用品、体育用品等等。
在自由生长期里，还有就是很有特点的，我估计群里有一部分人知道的一个孩子，就是石门乡团结村被接到外面救治的孩子叫陈明勇。上个月他刚刚完成了自己18岁的成人礼，当时我在大理培训，所以我让我家弟兄到现场去参加了，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个腰部以下瘫痪的孩子，被柳世聪弟兄发现以后呢，就开始在外面去寻找相应的资源，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参与了这次的救助，包括我们后面理事会这边的弟兄姐妹，还有华西的一个医生，还有川大的一个研究生，还有天津的一个急救中心的护士等等一群人去把他抬了出来，先在昭通做了手术，然后他回到石门乡医院常规护理，在护理的那几个月时间里，他基本生活的供应、购买，都是我会买了给他送过去，然后我定期地过去看这个孩子，跟这个孩子聊天，所以直到现在，这个孩子还能够想起我，偶尔我们还会去看他一下。后面这个孩子被接到厦门进行康复训练，在送回团结村生活半年后旧疾复发后被柳世聪弟兄接到成都，现在仍然生活在成都。
在这个自由生长期呢，我们还能非常自主地去做一些决定，比如，刚开始到学校的时候只有两栋房子，我们为了改善学校的环境，当我们手里有一些积蓄，就是除了人员工资之外，手里还有几千元钱，我们就会考虑要不要做一个基本的环境改善，我们自己去市里买水泥，车在半路坏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新营社区里的老主任会找老乡主动出义务工帮忙转车，哪怕是在后半夜，他们也帮我们把这辆车转到另外一辆车上，看到我们那么辛苦要把水泥运到学校要修操场，社区的韩主任情绪非常激动地说：“你们是来教书的，干活这些事情让我们来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就是我们老师在上课，然后寨子里很多的人，他们会家家户户分工，每一家几包水泥，把它们运到我们空的教室里，然后用来修我们后面的篮球场。篮球场的石头从哪里来呢？篮球场的石头其实是我们把下面的那个斜坡挖了，挖完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足球场，出来的石头，我们把它打碎，然后铺了上面的篮球场。这些事情其实全部都是由寨子里的学生家长，包括一些没有学生的村民，他们也会主动上来帮忙。除了修保坎这些比较需要手艺的事我们支付了一些费用之外，其他的基本都是处于义工。
在野蛮生长的阶段，就是自由生长期还有其他的很多情况，比如：在石门教会，相信到过石门坎的人都会去过石门的教堂，这个石门教会的传道人在未告知我们的情况下，直接给我们安排了讲道的轮流值日，他认为我们是从外地来的，有知识，有文化，就可以来教会里面牧养，为此，我们还非常认真地去权衡过利弊。如果我们真的站在教会里去做讲台服侍，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几个问题：第一，我们讲得对吗？就是从我们个人生命状态来讲，我们讲的内容真的对吗？如果讲错了是否会把人引向不对的方向？第二，主管领导允许吗？我们的主管部门当他知道你即在学校里面教书，也在教会里面去讲道，你的身份就会变得特别的敏感，所以，我们就会想这会不会影响学校的正常发展呢？最后我们选择了协商，我们还是没有去做教会讲台的服侍工作，我们退下来，但我们会在外面去为教会寻找主日学的教材，并扶持本地的传道人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被盯得很紧的。还有，比如：当地的人口普查，会电脑的人不多，我们这些外来的老师会被调到中心校去一起帮忙做各种资料。我们会发现，刚刚说的这些情况，在当下都是不可能去做的。在“自由发展期”内，需求特别的明显，缺钱、缺物资、缺学校、缺老师，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解决问题的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当时真的是太穷了。那段时间，但凡是有机会出去，我就会告诉别人，我们很穷，我们缺钱，能不能多帮帮我们。需求会讲得非常清楚，比如我们要修一个操场、我们现在缺钱、需要两个老师的生活补贴， 给钱我们要，给物资我们要，给人，尤其是能带着资金支持的给人我们更高兴。比如有一些教会会差派两个人过来，这两个人的生活补贴也是由教会那边去支持，我们会特别特别的高兴。
在自由发展期内，最大的特质是境外机构较多，比如：香港的乐施会，它是在香港注册的，它解决的多为生存线上的基本问题。国内的机构属于野蛮生长期，大家是凭着热情和爱心去做事。在刚刚的对比当中，以新中小学为例，我们义诊也接，我们物资也接，救助也接，资助也接，但是你会发现象当时的境外机构（如乐施会），他们就做得更规范，对问题的观察和解决也更有效。比如：之前提到的新营社区猪圈建设最后变成了人居住的房子，他们花了最少的钱调动了当地人最大程度的参与。这就是叫野蛮生长期或者叫自由发展期和规范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自由发展期它有它的好处，好处在于各种各样的可能都会让你去尝试，只要不是特别明显的违规，其实当地的主管部门是默认并且接受的。
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无论是人员的救助，还是这些物资的捐赠，或者是到当地的探访，包括给老师生活补贴，我们会发现这些都是特别特别能抓住人心的，直到当下，都还是会有很多的人会说如果我们给公益机构支持，我们仍然希望说这些钱可以直接作用到孩子的身上，变成他们的校服，变成他们嘴里的饭，变成他们的学习用品等等。我们会发现，直到现在，大部分人的捐赠仍然会更倾向于在自由发展期的这个阶段。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现在要发生一些变化。
接下来要讲的是硬件投入期：即2008年-2015年，为什么说2008年这么明显呢，就是2008年大家都会知道“汶川地震”。人人都说，2008年是中国的“公益元年”。那一年，对于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新中小学的孩子们从被捐赠的对象，变成了进行掏出自己的零花钱开始捐赠，我印象很深的是地震那一天，我们也是有感受的，我当时是在带小学六年级，印象很深，就是孩子们在做试卷，我在门口那里批改试卷，突然之间觉得头特别的晕，我说我怎么了？我生病了吗？他们说：“不是，老师，是地震了。”然后我就开始跑到操场的中间，大声地喊“楼上的孩子赶紧下来”，那个时候，就是你站在操场上，你都是非常明显的那种摇晃，你也可以看到学校的那个教学楼特别摇晃的很厉害，我当时很担心万一楼塌了怎么办？真的是上帝保守，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从那一刻开始就关注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的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我们很晚了才知道是“汶川大地震”。五月是暖花开的时候，山上还有电，孩子们在学校老师家的电视里边看到铺天盖地的关于汶川的新闻，大家边看新闻边看边哭，孩子们就把自己能拿到的钱都捐出来，我记得当时我们全校师生一百多人，捐了2000多元钱，在2008年的时候，2000多元钱已经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了，这笔捐款，我们通过有主部门递交给上级，至于捐赠去了哪里不得而知。那一年，新中小学的校舍其实也有损坏，2008年地震之后，大概是在9月份、10月份的时候，政府派出专业的质检机构的人员来进行核查，最后被告诉学校的校舍是8级抗震不合格，要么推倒重建，要么进行加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无论推到重建还是加固，都不是几万能解决的问题。就是依靠有人过来说“你有什么需求吗？”我给人家说：“可不可以支持两个人的生活补贴。一年大概就一两万块钱。”，其实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了，所以，表面上看，硬件投入期是地震引发的，现在回头看，其实是国家层面开始对乡村的干预力度加大了。这里面有几个标志性的动作，这些动作在后期，在其他地方也会非常明显。
第一、从基础设施上看，省里投了大量资金开始修路。修中水到石门的这条路，修了差不多将近两年，同时，开始修建高大的高压线路，除此之外，电信正式入驻石门乡。从基础设施上看，我们以前说的路不通啊、电不稳啊、以及没有信号这些都开始解决。从学校的硬件设施上看，所有的学校进行了加固，包括我们学校，至于我们学校是怎样获得这笔加固资金的，我回头再讲。
第二、从政策上看，免费教科书从之前覆盖80%到全覆盖，什么意思呢？就是教科书80%覆盖的孩子的时候，新中小学的孩子要自己花钱买，从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教科书就开始全免了。同时两免一补政策开始实施，什么是两免一补政策呢？就是我们小时候读小学是需要缴学费的，当时缴的这个学费是要买书、还有老师的开支等等一列学校后勤维修，都是从这个学费里出的。但是从2008年开始，国家开始发放“两免一补”，免学费，免书费，同时还发放了“生均公用经费”，即每个学生一年，国家会给所在学校拨付500元的补贴，每个学生的“生均公用经费”用来干什么呢？就是学校的电费啊，基础维修啊，大型的设备购置啊，这些都是用这笔费用支出，同时财务管理被正式的提及，因此学籍管理变得极为重要，因为这个涉及到学校能够拿到多少的“生均公用经费”额度。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营养午餐”全覆盖。邓飞推的是免费午餐，国家推的是营养午餐。与此同时，我们学校有学生开始考上高中，有一部分考上大学。开始面向社会招聘非师范类特岗教师，一般服务三年后转正成为正式编制内教师，这一政策沿用至今。还有各类竞赛类课程开始增多，如：语文优质课，数学优质课，英语优质课等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支教老师资质被提上日程。以前就是没有学校，你们捐建了学校，那能不能派老师，派不来老师，你们自己找老师。那个时候，小学三年级毕业的人他都可以在学校当老师，但是在2008年以后，支教老师的资质被提上日程。就是如果你就是有中专学历，也必须要有教师资格证，最好是专科以上的。它会被反复提，就是学校所有的老师都要有，但实际上我们是做不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新中小学的归属权开始被提上日程。你看，以前是吴彩金个人捐赠的，那个时候学校的基础设施是你出的钱，老师这边是后面整个理事会出的钱，那么现在呢？“两免一补”也给你了，学校要加固的钱也给你了，政府已经投入这么多了，那你说这个学校到底是谁的？所以，当时就不断地会被问到：“这个学校是属于政府的？还是属于民办学校？”如果是政府的，那么随着特岗教师的增加，支教老师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如果新中小学转型成为山里的民办学校，那么首先就需要完成资质审核，但是从主管单位的意愿度上看，这些资质又不可能办下来。为什么说不可能办下来呢，因为学校的楼房设计图纸是当时北京的一个大学生，到石门坎来，看到这个需求，他设计的。他本身并没有什么资质，而且这个所有的图纸其实就是乡里面的主管领导拿着来盖的这个楼房，图纸不在我们手里握着，我找不到。第二，消防不合格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你的资质啊什么的，他又不给你一次说清楚，你会发现有很多问题是完全解决不了的。所以，从主管单位的意愿度上来看，他是不可能让你办下来的。其实这就是把支教退出历史舞台这样一个方向。
所以，从2008年以后，应该是从2009年开始，我觉得身处新中小学的我们，就不仅仅是我，还包括了其他的很多的支教老师，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最开始为了能让政府出钱加固学校校舍，我就代表石门乡参加全县的语文优质课评比，据说是建国以来，石门乡第一次拿了那么好的成绩，我们一共三个人去比赛，我跟另外一个赵顺军老师各拿了一个一等奖，决赛时我们成为对手，我拿到特等奖，我代表100多位参赛老师上台去做获奖发言，还有一位老师获得了三等奖，这样的成绩轰动了全县。让当时的领导看见我们，给新中小学支持就是我当时唯一的信念。因为当时真的太穷了，我连给老师发工资的钱都要发愁，我上哪去找几十万去翻修学校呢，其实是真的做不到的。
学校为了让大家有更多的认可，我们就开始想办法去提高孩子们的成绩，花很多时间去带着这些孩子补课。我第一届毕业班的成绩，从被人唾弃的倒数，到毕业的时候，是全乡第一，我记得平均分是89点几，比当时的第二名拉出了20多分。除此之外，为了能使苗族的孩子更好地完成语言过渡，当时心和基金会有支持我们一些培训到机会，这个机会也是阿信找给我的，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到大量的绘本阅读，我记得我的第一箱绘本是迪科奕阳的张守礼，张总捐赠过来的，还有心和基金会捐赠的日有所诵、包括一些游戏化的教学、在学校开设学前班等等，这些我们都尝试过，我甚至在未办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在石门乡办了第一所幼儿园，叫“柏林幼儿园”。为什么要办这个幼儿园呢？其实我是想尝试着观察汉族、苗族、彝族孩子的学习能力差异性。我们的教师从2005年小学、初中、高中、专科学历不等的情况，到后面的学历主要都是专科、本科为主的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痛苦的，因为当地人，尤其是当地苗族的家长会说你就是为了要把苗族的老师赶出去，换成你的自己人，很多家长不知道，教育老师对一个学校的发展来讲有多重要。在经过这样的结构调整之后，新中小学一跃成为当地口碑最好的学校。很多云南彝良的苗族、以及石门乡其他村子的苗族，只要是能借住在下面的寨子里，都会来新中小学读书。
通过刚才的讲述，大家会发现，我们的发展速度其实太快了，快到就是让当地的主管部门会看到那种明显的差异性，所以，从2010年左右开始，我身边的当地老师，就发展成看管我的人员，我一开始还没有太注意这个事情，我会发现当地的这个老师怎么突然之间和我的关系怎么这么好，什么都问，关心我的工作，关心我的私生活，后面我才发现，他其实是随时在汇报我的一些动向给当时的安全部门，比如：他会关注我是否跟境外有联系，我是否有在学校给学生传福音，我是否搞什么破坏行动。记得有一年冬天，学校给学生取暖的煤马上烧没了，班级取暖急需煤炭，我跟政府打了招呼说我们要买点，政府说你买嘛，我们不拦着，为什么要给政府打招呼呢？因为当地的小煤矿的滥采、滥挖导致的安全事故频发，死了很多人，所以政府分管安全的人员是每天在公路上蹲守抓车罚款的。我们跟当时看着我的那个老师家里订购了煤炭，结果他打着我们的名义把煤卖到外面去了，给我们的煤没有如期送过来，他没有送过来，我们又需要，所以我们就另外买了别人家的煤炭，结果他就直接威胁我们必须要等他家的煤，他说：“你们要是敢不买我们的煤炭，我们就到安全部门告你们，说你们在学校里传教，然后让学校被关掉，你们被关掉之后，我们就在当地找人把这个学校接下来。”为此，我多次被安全部门约谈。我也会告诉他们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很坦然，最后我们还成了挺好的朋友，他们说以后你到县里来可以来找我们聊天、喝茶，我回答他们说，没关系，我去了就找你们。所以，这个事情就被掀过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通过刚才的信息不难看出一件事情，新中小学支教老师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一种负担了。就是人家有了特岗老师，基础建设开始好起来了，这个时候，一提起新中小学，他就自然跟其他学校进行对比，对当地来讲是一种压力，更重要的是学校老师超过一半是基督徒，这件事情对于主管部门来讲更是潜在的威胁。虽然这么多年也没有抓到我们到底干了什么政策不允许的事情，但他们就会认为在“稳”字当头的大环境下，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所以，完成新中小学的人员更替是早晚的事情。
讲了很多石门坎新中小学内部发生的事，与此同时，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呢？其实在石门坎之外，因为2008年汶川地震，石门坎之外的公益行业其实是在遍地开花，大量的公益机构如雨后春笋般野蛮生长。为什么叫野蛮生长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好多问题都需要解决，那么大家就想办法一起干吧。这个时候做这个事情对于我们有注册吗？我们的财务管理规不规范？我们要怎样去筹款？诸如此事大家都没有什么概念。国际对公益行业的规范化被正式提上日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2011年，结识了陈浩武老师，陈浩武老师的加入，就使整个新中小学的理事会变得特别的有力量，浩武老师开始到处给身边的朋友讲石门坎的故事，开始给我们筹款，然后除了老师原来的基本生活补贴之外，还额外的加了1000元的生活补贴，为了做这件事情，浩武老师发起了为支持新中小学运营下去的石门坎后援团，“石门坎后援团”直到今天也仍然存在。如果仅仅是后援团的方式，好像也不太合规，后面，浩武老师又正式成立了“深圳市石门坎基金会”，相信在座的各位也都知道，这个基金会的成立跟我有非常大的关系，跟新中小学的运营发展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在刚刚讲到非常非常复杂的环境下，其实我是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的。很多次的跟主管部门，跟县级的，跟消防，跟教育部门去沟通，都没有任何结果，当时乡里的教育部门也会时常过来发通知，然后你又知道那又是不可实现的，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我当时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外面的小旅馆里嚎啕大哭，哭完，擦干眼泪还要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刚刚讲的大部分都是关于工作上的，对于我而言，也是有家庭的，当孩子慢慢长大，我妈妈生病，在透析，而且在当地这种大环境非常不乐观的前提下，我就选择退出新中，想着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出去赚钱，因为生活的压力非常大，那个时候，我进入北海国际学校，出任小学部校长。投简历的时候是以小学语文老师的方式去投的简历，当时那个学校的校长是转了飞机，然后又转了车，又包了车进到新中小学跟我面谈，最后我去的那边。随着我的离开，新中小学的归属权彻底进入白热化的争夺阶段。在我犹豫着要不要重新回新中时，我得到当时北海国际学校校长的通知，你年内不准离开北海，这是经过上级领导特别指示的，并且要求我做个信守承诺，对方将整个学部交给我，我就需要为整个学部负责。所以，我当时不但不能回石门，而且还不能够离开北海，当时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
2015年7月，新中小学所有支教老师全部退出，这批老师就是包括了梁俊、周晓丹、岑真、刘博宇、马春晖、秦宏富等等一批老师全部退出，学校就交给当地政府，正式派当地老师全面接管，支教老师时代在石门坎彻底结束。在我们的老师退出之前，在高潮小学支教的郑长河老师早早也都离开了石门。所以，2015年是非常标志性的一年，支教在石门坎彻底结束。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2008年到2015年，尤其是越往后的阶段里，支教老师的存在本身对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支教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无教可支”才是对的。就是最后他其实是就是要把学校交还给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那么，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如果接下来这件事情，那就说明已经不缺老师了呀，以及不缺这几个老师的工资了啊，然后当地的条件好了，有更多的人员进来了，支教就是应该要结束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彻底的离开石门呢？”如果放在今天我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就觉得还有其他的处理方式，比如我们的支教老师能不能从只支持当地一所学校的教学，在当地迅速转型变成驻校社工的方式，比如当时的每一个学校，他们其实是非常缺体育、英语、美术的老师，这些又是我们外面的这些进来的支教老师比较擅长的，所以，如果换成今天，我可能在2012年、2013年这样的一个看见，然后在人员进行招募合培训的时候，方向就会做出这样的变化和选择，但是当时就是因为自己阅历比较浅，没有办法站到更高的教育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当时的转型是没有成功的。如果转型成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些老师存在，其实就不会跟其他学校变竞争关系，而是变成互补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去做政府顾及不到的工作，才是公益机构该做的事情。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讲，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讲是考虑不到的，为什么我现在会看到这一点，其实是因为在其他的地方这样的事情也正在发生。
好，讲完这种初期的硬件投入期，我认为还要再继续往下讲，从2016年开始，石门坎基础建设开始轰轰烈烈的开展。轰轰烈烈到什么程度呢？原来修的路，有一段是经常的山体滑坡，半面山都滑去了，所以，干脆被改道，改道之后，这条路投多少钱呢？对，这个钱投进去了。然后，石门民族学校彻底的拆分，原址变成了石门民族小学，石门民族中学搬迁到新址，在旁边有石门乡的幼儿园正式建成，里面的整体设施是非常的标准，非常漂亮，石门乡的敬老院紧邻石门民族中学，围绕着这三个地方，有很多的教师公寓，以及政府人员的公寓正式建成。所处地方也变成新街，甚至会有中高端的酒店相继建成。如果大家是2016年以后去过石门坎，会发现石门坎已经彻底的变了模样，除了那个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之外，你会发现它已经彻底的变成了一个象欧洲小镇一样的地方。这里还有那种休闲的跑道，大部分学校进行翻修或者重建，以新中小学为例，我在去新中小学的时候，发现新中小学已经进行了翻修，原来的足球场铺了塑胶跑道，全新的教师宿舍、食堂、为当地苗族妇女预留的妇女之家教室，还有新建的围墙，并配备了专门的保安室，彻底结束了之前没有围墙，靠一只叫小黑的狗看守学校的日子。教室里全部都是电子交互式白板，网络全校覆盖，我当时进去的时候，简直就是惊呆了。这真的是在石门坎吗？这真的是在新中小学吗？因为我是常年在乡村进行走访和督导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太清楚中国的乡村学校是什么样的，那么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整个石门坎硬件设施的配备，远远高于成都市很多公立学校。
更有意思的是，我已经完全认不出新营和中寨了，这两个寨子的土房子全部被推倒，二层别致的小洋楼拔地而起，据说是用无人机去航拍了图片，家家都有入户的沼气做饭，水洗厕所，很有意思的是水洗厕所它并没有水，它还是要靠去外面拉水回来。
这些都是2017年我去云南昭通给另外一家叫“为中国而教”做教师培训，顺便回石门时看到的场景。美是挺美的，但我就是会问这还是石门坎吗？坐下来和大家聊天不难发现几个问题：
一、围墙围起来以后，家长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跑到学校打篮球了，因为保安不让。这样就不难理解空着的妇女之家教室为什么是空着的了。
二、政府教育部门接手之后呢，配备进来的老师其实是没有磨合的那么好，所以当时的学校负责人，是一个苗族的女孩，她在教一年级的时候，会去打学生，要求学生使劲背，背不下来就要打手板，可以这样说，下面两个寨子的家长被我们惯坏了，因为我， 从来不会这样做，所以，他们因为学生身上有伤，就直接把这个老师告到了教育局，这些事情，是我回去的时候，家长们拉着我的手开始哭，后来听老师说我才知道。
三、很多人不习惯使用入户的沼气，卫生习惯并没有因为推倒了茅草屋，把猪圈挪出去而有所改变，在全新的寨子中，还是能看见穿着很脏的衣服，那些满地打滚的孩子，他们的头发都是黏在一起的，你会发现，外在漂亮的环境和内在的卫生习惯的格格不入。
四、因为二层小洋楼装不下的猪和牛，所以只能放到后山上。
不管怎么样，硬件的改善是所有新鲜事物进来的基础条件，为此，我还是挺高兴的，我就信心满满地跟当地的领导去谈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谈财商教育的重要性，谈优质童书对学校的帮助有多大，我特别看了学校的图书室，那个书真的不适合小学的孩子看，我甚至给他们说我可以找一些资源，给你们捐赠一些图书，把整个的阅读课上起来，我甚至在学校上了一节示范课，还就如何将石门小学做成半开放式的少年宫提过一些建议。
比如：学校对面的老锅厂，它的老师傅请出来做陶艺的校本课程，成为陶艺课，也可以面向外部游客开放，收费后用于支付老师傅的人员费用。
比如:邀请一些已经退休但是蜡染做的很好的老师回来开设蜡染课程。
比如：可以开设苗绣作为选修课，这都可以对外出售的。
比如：可以免费申请的财商课、免费的优质图书、支持住校生的“一千零一夜”故事等等。
但是这些比如，没有一样能进入到现在的石门坎。原因其实很简单，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性的信号，就像分享开始的时候，梁俊、晓丹，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宝贝给我们分享的弹唱一样。在；梁俊带着去梁越梅在央视去做献唱这个《苔》的时候，很多人都被感动，火遍全国，直到现在成都市的公交车上还会循环播放这首歌，但这些孩子回到石门坎之后，时不时会被安全人员问候，你们最近有没有跟外面的老师联系？那些老师在这边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们讲《圣经》啊？这些老师有没有给你们传福音啊？你们最近又怎样怎样……就是时不时的会过去问候，直到现在仍然有，那么，体制内参与到这件事情的很多官员被牵连，从省里到毕节到县里。所以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是非常忌惮谈这些事情的，而且也非常的忌惮说我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知道你说的是好的，但是为了不影响我这边常规的事项，那么你说的这些即使好，我们也不要。所以，你会发现图书进不去，财商课程进不去，“一千零一夜”也进不去。你会发现，这个硬件设施已经很好了，但当地却进入到了一个固步自封的状态。
在这个阶段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因为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强力干预，中国的很多地方都跟石门坎一样，比如我到四川成都定居之后，我会经常的跑四川的大凉山，提到大凉山，它其实和石门坎一样有名，你会发现它的整个进程跟石门坎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整个进程晚了五年。现在的大凉山进行到哪一步了呢？进行到修路、学校基本硬件投入这一步，对于已经正式注册，成为公益机构的支教团队，很有意思的是，一边是主管单位态度比较强硬地说，支教这件事情在2020年要全部撤出大凉山；另一边是学校领导不断向支教机构求助，我们学校还缺多少多少老师，孩子进来没有老师。与此同步的是，言论控制越来越严格。发生了事情必须捂着，如果不捂着，那么就会殃及整个机构，甚至整个行业。目前阶段，在云贵川，跟当地主管部门相处最好的机构基本模式是：学生资助，就是你每年拿出上百万，或者几百万去支持非常多的学生，或者基础建设，然后加上一个小的项目干预。这样的方式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你能够带来钱。但能有这样实力的机构其实少之又少。
所以我们在谈很多问题的时候其实是要放在大的背景下去谈的，当下大的背景是全球经济整体下行，国内的言论控制，无论在大范围还是小范围内的控制都比较严格。当硬件铺完，通过特岗教师完成有书读这个层面的干预后，读好书会被正式提上日程。对好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仅仅是在应试教育下的提升，对于公益机构来讲，无论是支教机构还是做专业内容机构，都需要从填人头的方式转换成更专业的干预模式。什么叫填人头呢？就是以前没有学校，我建学校，没有老师，我去招募老师，这就是填人头，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去要求这个老师合不合格，有没有资格证，这个时候要求不了，因为要人在这里填一个坑。但是当有了学校，有了老师之后，那么要求就会变得更高，所以，无论是专业的支教机构，还是做专业内容的机构，都需要转成专业的带动模式。这个时候很多公益机构即将、甚至正在进行转型。截止到2020年现在为止，全国至少有1/3的机构处于停滞状态。这些机构的基本特征是：没有清晰的模式，它也说不清楚自己是干啥的，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它就是觉得缺老师，我就去支教，觉得这个老师要培训，我就去培训，自己没有核心内容，就这样的机构是活不下去的。或者说我知道我干什么的，但是，我的模式需要有大量资金支持。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学生资助，一下子就需要几百万的资金，加上教师培训，你会发现，在经济整体下滑时期里，项目模式难以为继。能活下来的机构基本是说清楚了项目模式，同时模式在朝更少人员，但更大影响的模式进行探索。以佰特教育为例，就是我现在正在工作的这家机构为例，之前大家认为影响老师是最重要的事，所以，我们要做培训，佰特至少超过一半的人，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是可以出来做培训的，给老师做了培训之后，希望老师去上财商课，但我们会发现这个过程当中，老师的基本认知是非常受限的，三天的培训其实没有办法让他很好的把这个课程完成。现在就变成了网络双师课，大家都有这种基础设施，就是电子互视白板，乡村的比城市的还好，网络也基本是可以使用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上网课，然后老师在线下做助教，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受益，老师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去学习，那么一位老师，他可以同时覆盖几百个班级，上万的学生同时进行听讲。我们就发现在互联网这个时代里面，它用一个人，然后放大服务更多人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发生。
在刚刚的分享当中，大家会听到特别多的细节，信息听起来比较散，现在我再重新梳理，这个梳理大概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由生长期：自由生长期就是2008年以前，最大的特点是捐钱、捐物、出人、出力都是需要的，是捐赠者满心乐意，被捐赠方满心欢喜的互助互爱阶段。这个阶段，只要不是特别明显的挑衅，主管部门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希望公益行业主动帮忙解决更多问题，对于能进入的资源都是采取接纳的状态。
2008年到2015年这个阶段就是硬件投入阶段：一般时长大致为3-5年。多为基础设施建设，这个阶段里，最主要的是修路、架设电线、网络覆盖、招募特岗教师、学校电教设施投入都是齐头并进的，与此同时，主管部门跟公益机构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解决温饱以及需要填人头的方式开始慢慢走向尾声。支教即将走向消亡。乡村教育需求开始转向专业化。
第三个阶段，我叫它向阳生长阶段：这个阶段，基础硬件改善后，公益行业可以迅速补位，做乡村教育的补充教育。就等于说这个时期的支教和乡村干预方式从原来的语、数、外变成了其他的补充教育。比如：乡村留守儿童被性侵的事情屡屡发生，其实曾经在新中小学时也有类似案例，只是我从来没有对外说过。因为有了这样的案例，那么乡村留守儿童的性教育就需要被提上日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一线老师他有可能干不了，那么，如果用驻校社工的方式去做的话，那么就比较好，他会把这个事情，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一个老师他可以在很多个学校来讲这个事情。后期如果有相应的这种事件发生，他去做相应的心理干预也会更加合适。比如：我们在乡村学校走访送课时，在课程里面有个环节，就是如何实现你的想要，在四川这边某市，乡村的一个学校，孩子们说我怎么可以去实现我的想要？我可以去乞讨、我怕可以去卖肾、我可以去碰瓷、我去做网络游戏主播、可以去偷、可以去抢……是的，这些就是乡村孩子自己口里说出来的，但是上过我们系统课程的孩子会说什么呢？在大凉山的喜德县的里洲镇，一个10岁的小男孩，他会说我想要的那个自行车，我可以采蘑菇去卖，可以采山上的药材去卖，家里的洋芋也能背去卖，可以帮人做工赚钱……所以，财商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是让孩子在面对“能力满足不了欲望”时，可以通过对的方式获取财富，并为选择负责。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孩子们赋能，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我们发现，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很多的孩子其实对于钱的管理是没有办法管理好的，比如说，滴滴司机杀害女乘客，往他背后一看，他会有非常多的网络平台的借贷，他会有非常多的创业失败的经历，他会有非常不好的留守儿童这样的成长经历，你会发现，这些就是当一个孩子没有办法去平衡好自己手里的资源，当他的能力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欲望的时候，人会走向犯罪。这个阶段里，小机构会逐渐退场，影响力大的机构会在主管部门层面达成某些程度的共识，如果这些共识能跟国家大的政策融合，推行将会更加顺畅。
每一年的9月7日、9月8日、9月9日是公益界的筹款嘉年华，很多的公益机构会面向公众进行劝募。很多人会疑惑，你们怎么会在筹人员工资呢？筹人员工资是在做公益吗？公益筹款不应该是那种直接花到孩子身上的资助吗？比如捐赠他的生活费，比如给他买个书包，买件校服，让他能吃饱饭，这些才是公益。花到你们从业人员身上这能算公益吗？很多人都会问这个，我得承认这样一件事情，把钱直接花在学生身上，他是一种公益的一种方式，直接说是公益的自由生长阶段，这个阶段孩子们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这个阶段里面捐赠物资直接花在孩子身上，是有价值和意义的。现在的公益行业正在介于国家的硬件投入阶段和向阳生长阶段之间。这个时候你说希望自己捐赠的每一分钱都吃到孩子的嘴里，你会发现国家的免费午餐，营养午餐已经做得很好了。你说去给孩子买校服，你会发现他家的基本条件已经可以了，你买的衣服和你捐赠的二手物资，孩子不一定瞧得上眼了，你去大凉山山里面说，六一儿童节需要要什么，很多企业家去捐赠的时候，以外孩子们就是要个书包，要个笔啊、本啊，最多要几本书，结果，那孩子说你能给我一个手机吗？或者说我现在需要一辆自行车，你会发现山里孩子的需求和我们外界捐赠时所想的，发生了非常大的差异性。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如果不转型，还是用填人头的方式，就无法满足整个乡村教育变革的真实需求，如果转型就需要有比较长的阵痛期。这个阵痛期需要面对服务对象不断调整的需求挑战，更需要面对如何跟我们的资助方，甚至大众说清楚我们的需求。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工作人员经费的支持。公益人不能只靠情怀吃饭，家中也有妻儿要生活，也有父母要赡养，所以越来越多优秀的公益人转行进入商业。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当乡村教育变革需要专业能力时，人员能力不匹配。以成都办为例，2019年我们的全家福是6个人，截止到目前为止，只剩下两个人了，为什么不增加人，因为人员工资不够。在钱不够的情况下，我会出去接一部分商业培训，用以缓解公益部分人员费用不够的窘境。
当转型阵痛期遇到全球经济衰退，整个公益格局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乡村儿童无论是在乡村留守还是到城市里成为流动儿童，他们在融入主流社会时都需要专业支持，所以为能接触他们最多的教师赋能、或者研发非常优秀的公益产品将成为干预捷径。公益机构将需要像商业机构那样思考问题，对人员的要求将会变得更高。而优秀的公益人是值得“高薪”挽留的，未来会怎样，我们谁都不清楚。但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大家对整个乡村教育发展的趋势有个基本的了解。
在公益机构得到稳定的人员费用的情况下，还得不断跟已经配备了硬件设施的乡村学校进行宣讲、走访、上示范课，但真实的情况是，常年泡在乡村的一线老师的思维模式很难打开，外界的优秀资源进入没有那么的顺畅。如果再遇到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领导，那么难度将会增大。
在2020年“99公益日”的第一天晚上做一场“从石门坎近期发展看乡村教育发展”的主题发言，是希望大家能更多关注公益，更多关注公益行业中优秀的从业人员，支持他们，也许这样的支持行为就会成为撬动更多乡村儿童受益的杠杆。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一起砥砺前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张珏姊妹根据卞淑美老师2020年9月7日分享音频校对整理）
